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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 书
古海州作为佛教东渡始达站之一，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孔望山石刻被誉为“九州崖佛第一尊”；“淮海第一丛林”宿城法起寺，是“佛从海上来”的佐证；海清寺塔，为供养“释迎真身舍利”和“阿育王灵牙”而建；明万历年间，三元宫得皇帝敕赐…..云台山历来是苏北鲁南一带佛教重镇。
坐落于云台山北麓的朝阳兴国寺，是唐代日僧圆仁寻求佛法的所在。这里，曾孕育⼀位感天动地的孝妇，史称“东海孝妇”。兴国寺建寺伊始，就在寺内增设孝妇祠，于弘扬佛法的同时，表彰“孝道”。
后世学者多以金文（孝）为解读蓝本，将“孝”与“考”“老”纳入同一序列，认为“孝”字上的耂（lǎo）是长发躬腰驼背的老人形象；“孝”字下的“子”，为襁褓中幼儿的象形。上老下子的结构表示“子承老”：老人在上，孩子在下。误以为字形本义为老幼相依，尊老爱幼。
《说文解字》：“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按许慎所说，“孝”字的构字理据和造字本义就是善事父母。
历代学者依据《说文》释义一致认为：上下结构的孝字，取义为“奉先思孝”，字理包含老少双方主动互为的代际关系：下辈人对上辈人的尊重、顺从和赡养；上辈人对下辈人的哺育、关爱和传承。
《尔雅》：“善事父母为孝。”
《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
成语“父慈子孝”，语见《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意思是说，父母对子女要慈爱，子女对父母要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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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源于生命崇拜。早于金文的甲骨文字形（孝），描述的正是天人或人神关系，而不是老幼间的人伦关系。把生命崇拜转变为延续生命的祈求，把祖先崇拜转变为敬仰长辈的观念，在孝的伦理学要求背后，潜藏着宗教心理学的动因。这种个人超越死亡，将有限的个体生命转化为族群无限延续的意义诉求，催生了早期孝意识。
甲骨卜辞中，由（丰）、（子）合成的（Lionel Charles Hopkins《金璋所藏甲骨卜辭》），孙海波《甲骨文编》释为“孝”，刘钊《新甲骨文编》、王蕴智《甲骨文可释字形总表》、陈年福《实用甲骨文字典》等均释为“孛”。
从字形承继关系看，金文（孝）明显脱胎于甲骨文，只是在甲骨文（丰）和（子）间无缝插入一个疑似（，敬）的形变字符，与甲骨文（丰）弥合为。金文（孝），会意敬天顺命。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的核心问题是敬；以敬为孝是孝信仰的最高境界。（《论语》）
后世释“丰”与“茍”（敬）合体的（耂lǎo）是省了“匕”的“老”字——“匕”暗示女祖，表示年长。甚至另有金文（孝），径直将（丰）写成（长）。
篆书承续金文字形，隶书将篆书字形中的（老）简化成（耂lǎo），（子）写成（子），最后演变为楷书形体，并被赋予人伦关系含义，把天人、人神关系屏蔽在字象之外，造字本义转而被释为承担晚辈的责任，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的人伦关系。父慈子孝、尊老爱老，成为孝道精神的经典总结。
至此，甲骨文字源（孝xiào），在字形演变中被淹没。也因此，所见字书大多认为，甲骨文无孝字。比如，李学勤主编的《字源》就没有收录甲骨文字。
孝字形演变（李学勤《字源》）
既然金文被厘定为“孝”，那么，孙海波释（孝xiào）为“孝”，可确信。
（孝xiào），会意字。其中，或（丰，前2.10.6)也写作或（丰），貌似植物根茎的字符、，其实是土堆（祭祀堆，祭坛），类似于蒙藏地区的“玛尼堆”（藏语称“朵帮”、蒙语称“敖包”），或会意在土堆上插标识物（社树），有生发、生殖的寓意。另有一款甲骨文（丰），由“木”和“土”合成，后改“土”为“止”，写作（夌，陵，神祇或先人遗址）。（参见《汉字随想录｜丰》）
在政教合一的远古时期，（孝xiào）中的（子）与（丰）共用形符，本指祭司巫觋以及后世的师者、圣贤，如老子、墨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诸子。（引自《千字文溯源｜子》）
甲骨文“孝”与金文“字”同构，都是人神、天人关系而非老少伦常关系的描述（参见《千字文溯源｜字》）。有研究者将先商的子、契与夒作了对比研究，发现子是祭司（身份），契是刻画（方式），夒是商祖，同体异名，三位一体，类似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
如此可知，孝的初文本义指祭司在祭祀堆前做通神、通天的巫术仪式，以示对天、自然神、祖神的敬重、顺从与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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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古训中可窥见，孝的实质在于维系家族香火延续。儒教以孝为核心的教义，要求信徒首先要成为“孝子贤孙”，完成传宗接代的世俗义务；香火断绝被归入“不孝”之列。孝的道德要求，无疑是典型的宗教道德。
以孝为核心的教义，由此获得了独特的现世意义，既不是像印度教那样追求精神的自我解脱与不朽，也不是像基督教那样为来世的天国而赎罪，而是实现生命的现世价值（叶舒宪）和实用理性（李泽厚）的追求——承担生命再造的使命。
“夏商周三代是’政’与’教’合一的王朝，行政即所以施教，施教亦即所以行政。殷人既以’孝’来达到某种行政上的目的，亦即以’孝’为教。”【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12页】
《说文》：“敎，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屬皆从教。，古文教。，亦古文敎。”
许慎的意思是说，教，在上位的施教，在下位的仿效。孝与效，音同义通。效即仿效、效法的意思。 
“孝”与“教”本无关联——教，甲骨文写作（教），真书写作“敎”，由爻、子、攵（攴）会意构成——但因部件错舛，爻讹变为耂（lǎo），且被赋予了教化的功能。“教”的意义，在于不论是作为宗教还是教育，本义被误读为“使……孝”。
“甚至汉语中代表’文化’或’宗教’的’教’字，也是从孝演变而来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攵’，意思是’使……孝。’”【林语堂《中国人》，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后世历代治国者无不高举孝道教化大旗，严惩不孝，旌表孝行，全民普孝，甚至以孝为标准遴选官员，以孝行政。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四方部落的猶岳）咸孝虞舜，曰：可”。说虞舜以孝闻天下，被推举为帝尧神权禅让的接班人，凭的就一个孝字。
汉武帝继承汉文帝的“察举制”，每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由国家任命各级官员。“举孝廉”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孝”是官员荣升的主要资本，也是官员光宗耀祖的莫大荣光。
中国历代王朝通过幼儿启蒙，让子弟从小接受《弟子规》“首孝悌，次谨信”教育，及长再学《孝经》，从帝王到平民人人都学孝、行孝、尽孝，全民普孝，如同普法。
生命崇拜源自生殖崇拜。万物化生，种群繁衍，根系于生殖。因此，周予同先生曾提出“孝起源于生殖器崇拜”的见解。
“所以’生殖’，或者露骨些说’性交’，才是伟大而神圣的工作。（周予同《孝与生殖器崇拜》，《古史辨》第二册）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天道人伦”，推崇“敬畏天地，道法自然”和“亲亲、贤贤、尊尊、长长”等伦理原则。国学大儒柳诒徵先生曾说，西方人以宗教立国，而震旦以人伦为立国之本。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人伦”核心由于以孝为本，起到宗教的功能。
“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因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整部中国史，实质上是帝王家族史，或说是帝王家族的循环替代史。若把专制王朝比如一个家庭（家长一直在换），那么维系这个大家庭数千年而不致解体的至上家规就是孝（家规一直不变）。在单曲循环播放的父权制宗法社会，一切规范性伦理道德、法律和政治思想都是从最根本的人伦关系——父子之间代际关系派生和引申出来的。在中国，调节父子之间关系最早的伦理规范也正是这个“孝”字。
人类学学者发现，男性之间为争夺异性而进行的本能性争斗，几乎惨烈到足以毁灭种群生存的程度。所以，人类学家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所采用的最早的性禁忌，乃是旨在消除亲代与子代之间性竞争的乱伦禁忌。事实上，关于“伦”的观念只是在产生了这种代际性禁忌之后才逐渐确立下来。
“孝”以避免乱伦的性禁忌“文化”（参见《千字文溯源｜文》），是构建血缘关系上的特殊情感和道德追求，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人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
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一直被看成是得自生物遗传的人类天性。孟子明确申明，孩童爱父母和敬兄长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孝与悌，被解释为人的本能——孝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模铸出的中国人的第二天性。
“孝为百行之原，发于至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三《孝史类编》】
中国古代伦理学说完全建立在未经证明的“性善论”以及“孝悌本能”的假说之上，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仁”，便以这种虚假的本能论为基础。
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学说告诉我们，“孝”非但不是人的本能，反而是一种“反本能”的文化产物。
叶舒宪先生认为，孝对于个体来说，是传统文化通过父母而内化到每个个人心理中的“超我”（帕森斯，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其功能在于压制和消解个人的本能欲望，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反俄狄浦斯情结”的宗教化，是中国文化塑造出的中国人的“第二天性”。
孝一方面铸塑了中国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国人的性格维系着宗法社会结构。叶舒宪说，作为反俄狄浦斯情结的孝，对于塑造民族性格，铸塑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生活模式，比之基督教对于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叶舒宪《孝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分析》）
在时间坐标上，“孝”文化萌芽于远古部落，兴盛于西周，经东周观念化、两汉权力意志化、宋明两代极端化之后，积淀为以血缘为凝聚纽带的无所不包的孝道文化体系，凭借教化手段，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无穷的生命力和生长力。孝不仅是做人之基、治国之本、文化之脉，还是华夏民族万世传承，且独步世界的民族信仰。所以，中国人的孝意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之一。
在农业社会，言传身教的长者是经验和智慧的化身，因此倍受推崇和尊重。这种尊老尚齿的传统（海洋文明就不管这一套），不仅是对个人经验的认可，也是对传统知识经验的传承。
农耕文化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导，家庭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以“家族单位”“家族制度”为特点的血缘纽带、宗法关系，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和基本组织原则，必然形成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移孝作忠”的社会机制和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观念。在国人看来，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儒家认为，没有家庭的“孝”，就没有国家的“忠”；“孝”是基础，“忠”是目标。（参见《千字文溯源｜家：何以为家》，《千字文溯源｜国：“国”为何物》）
周代发源于农耕部落，汤武革命之后在继承夏、商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礼乐文明。周王还把孝行列为参与政事的一项重要标准，凡“不孝不友”的，不许参与政事。【李裕民《殷周金文中的“孝”和孔丘“孝道”的反动本质》，《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春秋时期，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将流于表面形式的“孝”人性化、本能化，把孝道提升为国家仁政之本，内化为品德修养的动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和根本，是每一个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孟子·离娄上》：“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孝经》第七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战国时期，孟子又把孝提高到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哲学高度。“孝”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
汉代首推“以孝治国”方略，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来践行孝道，促成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此后，孝与忠相辅相成，逐步发展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治国理论之核心。为了贯彻孝原则，自汉初始，历代官员都要辞官回乡为考妣守孝三年，古称“丁忧”。
及到宋元明清将孝推行到了极致，由于过于注重形式，以至于畸变为极端愚孝，导致了族权膨胀——“孝”掺杂了国家权力，成为君主专制、父权独裁的工具，越来越偏离正轨。
跪乳（参见《汉字动物园：羊》《汉字动物园：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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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作为“反俄狄浦斯情结”的社会规范，在华语世界得到极端推崇，超出了纯粹伦理道德的范围，具有了法律化倾向。
“百善孝为先”，出自清代著名文学品评家王永彬所著的《围炉夜话》。意思是说，所有的善行、善念，以及人的优良品格、伦常，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第一位的。
与人伦之首“孝”相对的任何行为，都被视为违反人伦，斥为禽兽行为（如游牧民族的“收继婚”），不仅受到社会道义与舆论的严厉谴责（父死子继的婚姻习俗，对于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王昭君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道德挑战），而且还会导致刑法的惩罚。从社会制约功能及惩罚方式看，原本是原始的风俗与禁忌，一旦被专制王权挟持为国家意志，孝便从伦理道德范畴变身为法。
古语所说“出于礼者入于刑”，透露了礼与法（刑）之间的渗透关系。早在大行孝道的周代，就有不孝之罪用刑的记载。孝观念，在天然具备宗教色彩的同时，又被规范为法律的约束效用。
“五刑之属三干，而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五刑章第十一）
儒家一面认定孝是人的天性，一面又认为孝行美德不是与生俱来，一旦放任自流，人的自私本性就会野蛮生长，故《孝经》列有“五刑章”。先秦时代盛行“枭刑”，即把不孝之子斩首后，将头倒悬树上示众。历代王朝都曾多次大赦天下，但唯独不赦忤逆不孝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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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萌生的伦理观念，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华夏文化的纽结和核心。孝的基本精神广泛地渗透于经济、政治、宗教、军事、教育、民俗等社会生活领域。从这个角度看，孝也是中国文化泛化的始发性观念和文化精神。
孝发源于性，又反过来压抑、剥夺性选择 ，在对性与生殖崇拜的抽象化改造中，孝走向了宗教化。
“夫孝，德之本也。”（《孝经》）
“民之本教曰孝。”（《礼记·祭义》）
“众之本教曰孝。”（《大戴礼记》）
从“天地之大德日生”的原始观念，到“孝为德之本”的抽象教义，清晰地展现了“孝”升华为信仰的过程。
“孝”原本是天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表达，后被推演为父子、老幼之间个体关系的行为准则，乃至社会人伦关系的规范，随后被皇权提升到“孝道”这一社会伦理层面，并赋予超越伦理范畴的法律效力，“孝”的文化属性也就经历了多次嬗变，甚至畸形化为“二十四孝”之类的社会毒瘤。孝以其强烈的迷惑性与欺骗性，成为专制皇权江山永固的催眠曲与护身符。
近现代西风东渐，后工业时代基于农耕文明血缘纽带的淡化，生成式AI时代的到来，人们面临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不得不开始反思“孝”文化的内涵和功用，主张坚持弘扬孝文化积极和谐的一面，质疑和反对孝文化专治和愚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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