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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文溯源|中

汉字认知论|心


《广韵·东韵》:“忠,州名。本汉临江县,属巴郡,后魏置临州,贞观为忠州。”

长江(重庆发布)

滚滚长江直奔三峡。唯一以“忠”字命名的州县城市,就坐落在三峡库区的腹心地带

忠县简称“忠”。这个被白居易誉为“巫峡中心郡”的州县,因“义怀忠信”而命名,巴蔓子、严颜、秦良玉等一大批忠臣良将续写了华夏忠字篇。忠县向以忠义、忠诚、忠信、忠勇、忠孝为内涵的“忠文化”而享誉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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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夏文化中独一无二的万能词。
“中”是人文地理的折射、中原文化的认同、祭祀礼仪的传承、价值判断的标准、审美境界的标高。(详见《千字文溯源|中》《千字文溯源|庸》)
中庸,核心,中场,本在,“中”字自带能量。
“中”与“心”合而为“忠”,强化了“中”字在文化场域中的核心地位。因为,不论是天文概念的“心宿”之“心”,还是万物之灵的人心之“心”,在殷人心目中都居于中心地位,代表事物的内核、精髓、真理之所在。而且,作为思维器官,心还是人类灵性的中枢,上、下、内、外能量吸附的中场。(参见《汉字认知论|心》)

忠,金文写作(集成2840  中山王),由(中)、(心)会意合成。

声义符(中),既表音又以形示义,不偏不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形义符(心),发自内在的道德自觉,以内心的是非尺度衡量万物,从心出发,不违我志,阅尽沧桑。《周礼》:“中心曰忠,中下从心,谓言出于心,皆有忠实也。” 

中与心契合为忠,“中”就有了情绪价值和意志力量,“心”就有了方向坐标、审美样本。忠字上中下心,表示根植于内心的道德自觉,对人对事,心存敬意,尽心竭力。

战国文字 郭‧忠‧2)、篆书說文)、隶书 孔宙碑)与金文字形一脉相承。隶变后,楷书将篆书写成

忠县《烽烟三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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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敬也。”(许慎《说文解字》)

“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此与愼训谨同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朱熹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忠—敬—肃—无适,这条释读链表明,恭肃,专注,一心一意,别无他念,才能“存心居中”,方寸不乱,“内尽其心而不欺也。”(《增韵》)

《广韵》:“忠,无私也。”

尽心、无私。忠因心而专心不二、真诚无私;忠因中而“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忠”之本义为肃敬不懈,尽心竭力,公正而无偏无私。

正直无私之人存敦厚,必定厚道,故“忠”引申为“厚”。
《楚辞·九歌·湘君》:“交不忠兮怨长。”王逸注:“忠,厚也。言朋友相与不厚则长相怨恨。”

内心正直,方能忠诚无私,故“忠”又引申为正直。

《玉篇·心部》:“忠,直也。”

“忠”从“中”,故“忠”通“中”,指内心。

《墨子·兼爱》:“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孙诒让闲诂:“毕云:忠,一本作中。忠、中通。”

“忠”作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之一,在先秦时代,忠是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及为人处世的实践法则。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东汉时期,马融著有《忠经》。作为《孝经》的补阙,《忠经》对“忠”的标准、原则作了明确的阐述。

“忠者中也,至公无私。”
“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

“邪则不忠,忠则必正。”

《忠经》凡18章3000字,始终执着于一个根本的原则,那就是“中正”。
《左传》也说:“忠,德之正也。”

忠取象于“中”,自有正直不偏的内涵,故“忠”被视为中正之德。‍‍‍‍‍‍

所谓“中正之德”,一是敬,内尽其心而不欺;二是直,言出于心,言为心声;三是竭诚,不遗余力;四是不二,不掺杂念;五是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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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忠厚则能行恕道而容人,“忠”引申为“恕”。

《国语·周语上》:“考中度衷,忠也。”韦昭注:“忠,恕也。”

“吾日三省吾身”出自《论语·学而》,由《大学》的作者、孔门弟子曾子提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其中首问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

曾子将孔子之道概括为:“忠恕”。忠恕之道,是仁的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儒家提倡遵循“忠恕”之道,强调以己度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以达成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朱熹总结说,忠是尽己之心,恕是推己及人,两者不可分割。

“己”与“人”具有排它性。但是,孔夫子要求人们要忠诚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忠于“爱人”的原则。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

历史,常常被选择性地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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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器》:“忠信,礼之本也。”

汉字随想录|忠

古代典籍中,忠与信并置成词,彼此护佑

在郭店楚墓竹简中,《忠信之道》有这样一句:“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此处,不仅将忠信并举,还将忠信与仁义建立起关联:忠,是仁在人际关系中的具体表现;信,是义的一种期待或要求——在道德行为中,信是实现义的重要条件和具体表现。

《论语》记载,子张问政,孔子回答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意思是说为政要忠于职守、永不懈怠;为政者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职守、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克己奉公。正所谓“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凡是利益于国家的,知道了就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道理。

所以,古人认为“愚忠非忠,愚孝非孝”,真正意义上的“忠”和一味顺从迎合的愚忠,大不相同。

《忠经》也强调“从道不从君”。马融说,忠臣要做的事是纠正君王的偏斜,保证君王始终走在道之正中,天下才能稳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而不是一味地效忠。

忠,不限于臣民对君主的赤诚,“为子则孝,为臣则忠”,也不限于君对臣、上对下的单方面要求,更不是臣民对君的绝对服从,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左传·桓公六年》中记载了随国大夫季梁一句话:“上思利民,忠也”。意思是说为政者首先应该忠于人民(百姓),想着对百姓有益的、有利的事。可见’忠’观念的最终价值取向和落脚点是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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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中,“忠”和“孝”是最为基本的道德追求。

“孝”原本是指天人、人神关系(参见《千字文溯源|孝》),后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承担晚辈的责任,追随前辈的志向,继承祖业是最大的“孝”。

“孝”指向身外,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忠”指向内心,是个人行为的思想基础——依据内心的核心思想行事称为“忠”;背离内心思想的行为就是“不忠”。

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从心所欲,不逾矩”——言行完全由心而发,无拘无束而又不违反原则,获得彻底的思想自由,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忠”。

忠县《烽烟三国》剧照

因取象于“心”,“忠”获得了认知层面的心理学意义。

但是,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社会等级观念,确保高高在上的特权利益不动摇,将“忠”偷换成行为符合专制意志的表象,并用特权予以强化。

忠的主客体之变,至少在春秋中晚期就已形成,并且日益成为政治道德信条。经韩非子等人的理论论证,使之成为主导整个专制皇权的政治道德规范。特别在宋明理学兴盛之后,“愚忠”达到极致。三纲五常上升为天理,成为钳制人心的精神枷锁。主辱臣死、绝食殉君、尸谏大统等事,不胜枚举。

“忠”的思想由开放多元的伦理范畴,向单向绝对化的统治手段转变,历千年而不倒。但自晚清民国以来,一批觉醒的仁人志士拉开了对“封建忠君”思想的批判,并结合时代需求对先秦的“忠”文化进行了清算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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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辅成王安天下”的周公,“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诸葛亮,“抗击金兵”的岳武穆,“铁面无私”包青天,还有屈原,苏武,李广,文天祥等大忠大德者,一直受万民景仰。

岳母刺字始见于《宋史》卷380 《何铸传》。何铸在审问岳飞时看到“背有旧涅’精忠报国’四大字”。书云:“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精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有信仰的灵魂,不会缺钙;有道义的灵魂,不会生锈。鲁迅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尤其是悲剧人物岳飞的“忠”,彪炳华夏,成为忠诚与爱国精神的极致,也以历史的悖论而被华夏子孙心有戚戚地永世缅怀。

在华夏忠义谱中,作为文化符号的红脸关公,为华夏历史、民族精神以及艺术形象涂上一抹红。
公元200年,下邳失陷,关公被困,曹操等百般拉拢利诱,关公“忠刘”之心坚如磐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公的忠、义、仁、勇、信、礼、智的精神品质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和人格理想,被儒家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全然谅解了关老爷的狭隘与骄傲,道教尊为“关圣帝君”,佛教尊为“伽蓝菩萨”,受到历代帝王的褒封。又因其具有司命禄、旺文昌、治病除灾、驱邪避恶等“全能”法力,而被世人尊称为“万能之神”。

一千多年来,关公一直是历来民间崇祀的对象,人们最受尊敬的神明之一,武圣帝君、一个忠义大帝,广受世人的拥戴,成为忠义、诚信的代表,平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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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波逐流,有分量;信念坚定,有主见;不左右摇摆,有定性。

忠,首先是忠于自我,

忠于自我,就是“自诚其意”(《大学》),不欺骗自己。唯有忠于自己才是最基本的忠诚,率性直行,无加掩饰,诚如六祖慧能所云“行直何用修禅”。

直行便是禅,便是忠。

忠于他人是自我忠诚的进阶;忠于自我是忠于他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一个人只有忠诚自己,才能忠诚他人,对自己不诚实的人,不可能对他人诚实。

世道叵测, 人心险恶,王莽未篡位时,礼贤下士,忠心耿耿,大奸似忠,周公在位辅政时,周公篡位的流言不绝,大忠似奸。批“工贼”时,你高高举了手,为”工贼”平反,你也高高举了手,这于己于国,都算不上“忠”。

行文到此,录白居易诗句作结:“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