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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0日下午，南开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举办“政治哲学在中国”系列讲座第四讲，讲座主题为“选贤任能的儒家哲学基础”。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雅特聘教授姚洋担任主讲人。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干春松担任主持人，高华证券公司监事会主席查向阳、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吴倩以及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范广欣担任与谈人。中国哲学教研室卢兴教授、单洪泽老师、廖娟老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谢永康教授、牛子牛老师出席讲座，学院本硕博学生三十余人参与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姚洋教授指出，经济学领域所涉及到的分配正义等议题与政治哲学相关联，特别是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人事体制问题与“选贤任能”原则密切相关。探究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不仅能为该原则提供更深刻的理论依据，亦助于“选贤任能”原则实现其现代功能。

在回溯选贤任能的制度历史时，姚教授指出由秦到清的官僚帝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有限帝制；二是科层制。“选贤任能”是中国历史时期的宪法原则，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特征，这一原则对维持政治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随后，姚教授从“选贤任能”从学说到制度的历史成因问题作了说明。选贤任能从学说到制度的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封建制过渡到郡县制的制度革命中，分封关系被“委托-代理关系”所取代，并由此产生了如何选拔官员的问题，使得“选贤任能”从理论学说转变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选贤任能”原则在隋朝时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进一步发展，并在唐宋时期成熟。姚教授强调，在当代，选贤任能原则要面对政治结构改变、多元价值冲突等现代性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紧接着，姚教授指出，先秦儒家人性论构成“选贤任能”的哲学基础。他说，“儒家自然人性论所理解的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可塑的，这不同于西方单一人性论”。姚教授告诉我们，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在“无限制性选择、无限制性偏好、帕累托原则、独裁”四个公理条件下，集体决策不可能达到个体理性，那么如何突破公理条件，使得集体决策更加理性？姚教授认为，可由“限制选择”和“限制偏好”入手。其中“限制选择”意味着需要分级标准，“限制偏好”意味着需要一定的组织，因此，两者都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层级是必要的。由此带来政治结构的层级性与资质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姚教授认为，需要选贤任能原则进行调和。政治体系的层级要求选拔人才，而体现“选贤任能”原则的精英组织选拔与代表民主制的大众选拔相结合是可能的。

姚教授认为对于人性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对于人民主权定位的不同。在民众与贤能者之间存在“双向猜忌”，而选贤任能原则为打破猜忌链提供了有效解决办法。对于这一猜忌的解决办法是将最后的决策权交给民众或他们的代表，由此可以到达“双向可信承诺”，即贤能者确信自己拥有决策权力，民众确信自己拥有最后的否决权。在人民主权问题上，姚教授提出，“选贤任能”原则下的人民主权具有被动性质；而洛克的自由政府理论认为人们为解决自然状态下的困境而自愿结成社会，个人先于社会，社会先于政府。因而，西方的人民主权具有主动性质。

发言的最后，姚洋教授总结道，儒家政治与自由主义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以儒家政治而观，儒家以“多样、流变、可塑”来理解人性，否定抽象的平等，儒家平等主义应被界定为“关系型平等”。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训诫中暗含儒家对于贤能者主动为民众创造空间、让渡空间，从而使民众自由的期待。

在讲座后的与谈环节，查向阳先生首先肯定“选贤任能”原则作为常识是被大众所接受的。其次，道家、法家及出身论对“选贤任能”原则的思考具有反思价值。最后，查老师强调选贤任能的具体标准需要通过不断地细化才能与实践接轨。

吴倩教授赞同姚教授在强调选贤任能的同时、重视“人民主权原则”的立场。因为贤者难以确保恒贤，所以将人民主权原则落实为具体监督制度和制约机制十分必要。她继而从思想史角度剖析了中西方人性论的复杂性，对选拔制的人性论思考予以补充。最后，吴教授认为“选贤任能”不必与西方民主完全对立，精英决策是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共通性，选拔制与选举民主结合的混合政体更能确保政治系统的开放性和社会回应性。

范广欣副教授围绕讲座内容，指出“选贤任能”在儒家理论中的地位值得进一步反思。其次，“选贤任能”的本质与近现代民主平等的基本价值有所冲突，“选贤任能”似乎指向一种精英贵族制的选举或选拔。最后，范老师强调应反思“贤能领导者是否应向民众交出决策权”这一问题。

其他老师与同学随即展开热烈讨论，姚教授对老师和同学的问题一一作了回应。

最后，干春松教授对讲座作了简要的回顾，指出：姚教授针对“谁是贤者”、“贤者是否可被信任”等相关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法。在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