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宿罗振玉的诸多藏品中，有一件青铜簋的铭文与公号前文的史䛗簋相关，内容同样提及毕公，并且能与西周早期的黎国联系起来，即本篇的主角——献簋。
一．雪堂旧藏
献簋最早著录于清代光绪年间刊印的《梦郼（yī）草堂吉金图》一书，该书的作者正是其收藏者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是近代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他早年投身教育，创办《农学报》并推动新式农业教育，1906年出任清廷学部参事，后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他一度避居日本，专注于学术研究，与王国维并称“罗王之学”，在甲骨文、敦煌学、简牍学等领域贡献卓著，著有《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书，奠定了近代古文字学研究的基础。
罗振玉亦是近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家之一，藏有商周青铜器数百件，尤其注重带铭文的器物。如今，他的旧藏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文博机构，部分流散至海外博物馆及大学，另有一些辗转于私人藏家之手，偶尔会出现在国内外拍卖市场。
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书影
献簋于晚清时期出土，出土地点却因学者疏误导致争议。《殷周金文集成》第八卷在收录献簋词条时，误将出土地标注为“近出保安（梦郼）”，以致衍生出陕西志丹县（古称保安）与河北涿鹿县（古称保安州）两种说法。然而，核查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原书（上图红框处）可知，目录明确注写“近出保定，未著录”字样。因此，献簋实际出自河北保定一带，当无疑义。
邹安于1921年出版的《周金文存》第三卷对献簋有如下记载：“初见只残铜一片，旋成器，是否原壁不可知。铭字至佳，楷字见周棘生敦。”据此可知，该器最初仅为残片，后经修复成形，因未见实物，残存多少无法判断。从献簋旧照明显的修补痕迹，也印证了书中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周金文存》收录献簋拓片旁，钤有“宸翰楼所藏金石文字”鉴藏印。宸翰楼乃罗振玉的斋号之一，是其收藏金石、校勘文献和刊印书籍的重要场所。
二．形制铭文
献簋目前下落不明，准确的尺寸也无从知晓。
西周康王 献簋
整器侈口束颈，垂腹，两侧对称环耳，底承高圈足，下设增高的边条。颈部装饰四组环柱角型兽面纹，鼻基处高浮雕外卷角龙首，展开的兽面背脊上排列羽状鳍。圈足与腹部纹饰对应，唯鼻基处作凸出的短脊。环耳饰柱角龙首，下垂长方形珥。
献簋器形与史䛗簋（史䛗簋篇）相近，纹饰和布局与禽簋（禽簋篇）基本相同，为西周成、康时期标准器。
献簋铭文拓片
腹内底部铸铭文6列52字：
唯九月既望庚寅，楷
伯于遘王休，亡敃，朕
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
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
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
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铭文大意为：九月既望庚寅这天，楷伯前去接受周王赏赐，感恩并颂扬周天子。楷伯在同一天赐给献青铜和马车，献赞美天子恩德，制作了这件祭祀父亲乙的礼器，世代铭记不忘身在毕公家受到的天子恩惠。
这里透露最重要的信息，是献作为楷伯属臣，却称自己“身在毕公家”，暗示楷伯同为毕公家的一员。这就引出两个问题，楷伯和毕公到底是什么关系？楷伯“于遘”的王是哪一位周王？
解答这两个问题就需要梳理一下黎国的历史。
三．黎国故事
在公号前文《养奚方鼎
》（养奚方鼎篇）中，提到楷国就是传世文献记载的黎国。此外，清华简中的“
（
耆
qí）”，文献中的“
（黎）”“饥”“
”等，也均指黎国。
《尚书》有一篇《西伯戡黎》，原文如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易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西伯戡黎》中的“戡”字意为攻克、平定，指西伯征伐并灭亡黎国的史事。该篇记述了殷商贵族祖伊在获悉周人攻灭黎国后，意识到王朝危在旦夕，遂向昏庸的纣王进谏。然而纣王自恃天命在身，对劝诫置若罔闻，祖伊只能悲叹商朝灭亡指日可待。
遗憾的是，由于传世文献记载阙如，关于黎国的历史仅有只言片语。甚至篇名的“西伯”到底指周文王还是周武王历来都争论不休。这个古老方国的真实面貌，唯有依靠出土文献方能逐步揭示。
清华简《耆夜》篇的发现，将《西伯戡黎》与西周金文中的相关记载建立起确凿的联系。通过对这些材料的互证，我们得以重构黎国历史的大致轮廓。
《清华简·耆夜》书影
节选此篇并转写成通行文字为：“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言泉]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王举爵酬毕公……王举爵酬周公……周公举爵酬毕公……周公或举爵酬王……”
《耆夜》详细记载了武王率领毕公、召公、周公、辛甲、作册逸及吕尚等重臣在戡黎凯旋后举行的饮至礼。其中蕴含的关键信息主要有两点：
首先，伐黎的时间。开篇明确此次征战属于武王时期，饮至礼举办地点设在文王宗庙，证实此时文王已经离世，这就更正了传统认为“西伯戡黎”为文王时期的观点。同时表明在殷商末期，“西伯”作为周方国首领的称号具有延续性，武王身为文王正嗣，自然承袭了这一称谓。
其次，军事统帅的认定。简文强调“毕公高为客”，配合宴饮礼仪中武王、周公先后“爵酬毕公”的仪式安排，充分证明毕公在此次战役中的主导地位。
据此推测，毕公高在完成对黎地的军事征服后，很可能受封获得了这片新领地。西周建立后，往往采用“身居王朝，子就封地”模式，正如周公旦与伯禽之于鲁国、召公奭与克之于燕国，即由毕公本人留在周王朝任职，而派遣其子嗣实际管理新征服的黎地。
毕公高辅佐三代周王，在成王一朝离世。献簋是成康时期的青铜器，它记载楷伯亦属毕公家的一员。从时间上推算，这位楷伯很可能就是毕公高之子，为黎国的第一任国君。
公号前篇《史䛗簋》（史䛗簋篇）写到毕公高跟武王同姓姬。如果楷伯确是毕公高之子，那有楷伯姓姬的证据么？
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铭文常有为父母妻女制器的内容。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中晚期的师趛（yǐn）盨（xǔ），是师趛为自己妻子所做的礼器。
师趛盨盖铭与器铭拓片
该器上下对铭，作4列21字。两篇铭文布局特殊：右侧铭文采用从左至右的书写方向，这与常见铭文方向相异；左侧铭文则均为反书字体。拓片呈现反字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是拓片问题，陈邦怀先生在钤印所藏拓片时误将印章钤于纸背所致；其二是器物问题，铸造过程中工匠错误地将铭文范刻反造成。
右铭释文如下：
唯王正月既望，
师趛作楷姬
旅盨，子孙其
万年永宝用。
由铭文可知，器主名叫师趛，“楷姬”为师趛的妻子。其中“楷”代表其妻子的国名，“姬”则是她的姓，表明师趛迎娶了一位来自楷国的贵族女子。这一例证充分说明，楷国与毕公高确实同属姬姓，也印证了楷伯即为毕公高之子。
这一结论也有助于甄别先秦文献的真伪。《吕氏春秋·慎大览》称武王灭商“封帝尧之后于黎”，《六韬·决大疑》言“武王封汤后于黎”，这两条战国时代的叙述均与史实不符。
毕公高与周武王同辈，其子楷伯则与成王平辈，是康王的长辈。细审献簋铭文语境，所云“楷伯于遘王休”，“于遘”即“往见”，措辞并无卑下之意，这里的“王”极可能是晚一辈的康王。由此判断献簋为西周康王器。
黎国所处何地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说位于山西长治市西南上党区，一说位于黎城县东北，相距约一百公里。两地地理临近，可能先后做过黎国都城，也可能都在黎国境内。2006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在黎城县西关村发掘一处西周墓葬群，铭文显示作器者为楷侯之宰，即黎国国君的家臣总管。西关村墓地的考古发现证实，黎国的地望就在这一区域。
综合青铜器铭文、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记载，黎国的历史脉络可大致梳理如下：该方国位于今山西省东南部，殷商时期作为商王朝的重要附属国存在。商周之交，随着周人势力的扩张，周武王派遣毕公高率军灭黎，并将这片新征服的领土分封予他。西周建立后，毕公高留任王畿，其嫡长子世袭毕公爵位，继续辅佐周王朝；另一子则前往封地，成为黎国国君。西周中期以降，黎国长期面临戎狄部族的侵扰压力。至春秋早期，在狄人的持续攻势下，黎国都城陷落，黎侯被迫流亡卫国。春秋中期，晋国崛起后出兵驱逐北狄，协助黎侯成功复国。此后，势单力薄的黎国成为晋国附庸。现存金文资料显示，最晚的黎侯活动记录可追溯至春秋战国之际，此后这个古老的诸侯国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1]。
四．释字话史
1.唯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敃，朕辟天子。
“既望”，指满月后的第一天。
“庚寅”，干支记日。
“楷”，铭文隶定作“
”，从木从虍，下方的“几”形为声符，有些构形还在“几”下加“口”字[2]。秦诏版中“皆明壹之”的“皆”，字形作上虤下口，便是由
金文
“
”演变而来。“楷[kriil]”与“皆[kriil]”上古音相同，均以“几[kril
ʔ]”为声符，与“耆[gri]”“稽[kii]”“黎[riil]”则音近可通，“楷伯”便是“黎伯”。
“敃”，铭文隶定作
“
”
，象右手之形，其上斜笔表示拇指，当为“拇”字的表意初文。古籍中常用“敏”表示“拇”，“
”可释为“敏”。
“亡
”
一词常见于金文，
“
”
用作声符，字形又写作从目从又、从目从丑或从目从
。“
”读音与“敃”接近，和金文中“亡敃”表示同一个词。同样，“敃”的字形也写作从民从
或从民从又。“
”的相关诸字在古籍中还写作“闵”“湣”或“愍”。
“亡
”即无忧之意[3]。
“朕”，甲骨文写作“
”，从舟从
，
亦为声符。“
”为双手捧针之形[4]，与舟合文会意修补船缝，引申为缝隙。“朕”也用作代词，表示“我”“我的”。先秦时期，“朕”字并无尊卑贵贱之分，秦统一后，方用作皇帝的自称。
“辟”，甲骨文写作“
”“
”，从卩从
，卩为跪坐人形，
为镰刀类的工具，会意对人施刑。甲骨文人形旁的
“□”，在周初金文中写作“○”，可能象形被砍落的人头，先秦五刑中的“大辟”即砍头之刑，引申为法或执掌法的人。铭文中用作“君主”之意，即为“辟”的引申义。
2.楷伯令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献”，繁体字写作“獻”，与“甗（鬳）”本为一字。甗（yǎn）是古代的蒸锅，上部为甑，中间设箅，下部为鬲（器形参见2024西泠秋拍西周早期青铜甗）。鬲内盛水后加热底部，热气透过箅孔上溢，将甑内食物蒸熟。
甲骨文的“甗”写作“
”，是典型的象形字，又有增添虎字头繁化作“
”的字形，在卜辞中均用作“进献”之意。西周早期青铜甗自铭作“
”或“
”，增加了犬旁，隶定字即为“獻”，而同一时期的“献”写作“
”，两者构形相同，表明在西周早期二字尚未分化。
那么献簋铭文中，“献”到底是人名还是用作动词，表示“进献”呢？
其实，献簋铭文的后一句，一直存在两种解读。究其原因，一是“献”字词性争议，二是整段铭文用字的简省。
先说第一点。如果“献”当作动词，此句主语就变成了楷伯，铭文的大意即为：楷伯命自己的臣属进献青铜和马车，作为对周王赏赐的答谢，然后制作了祭祀自己父亲乙的礼器，世代不忘自己是毕公的家臣，受到天子恩惠。
尽管这样释读语意通顺，却与上一节考释的楷伯姓姬相矛盾。倘若楷伯的父亲为“光父乙”，表明他是采用日名的商人后裔，而非姬姓的周人。
因此，“献”应该用作人名。
再说第二点。单看“令厥臣献金、车”，句意确实模糊。若按整篇语境，“献”既然是人名，理应为受赏者，但此句在“献”和“金、车”之间缺少明确的动词。这种省略现象在周初铭文中较为常见，因而容易引发释读分歧。
“世”，铭文隶定作“枻”，左边从木，右边象树枝之形。“世”正是树叶的“叶（枼）”省去“木”的分化字，二字古音也极为相近。
“叶”，繁体作“葉”“枼
”或“枽”，甲骨文写作“
”。树叶周期性凋落重生，引申出世代之意。“叶”在春秋金文写作“
”，下半部为“木”，上半部已与《说文》小篆的“世”字形相同。本篇铭文中“枻”的右半部“世”省略了树枝上的饰笔。
“忘”，铭文隶定作“
”，为从言望声的形声字。
“身”，甲骨文作“
”，商末周初金文作“
”，指事躯干部分。铭文中引申为自身。
“受”，甲骨文作“
”，上下为手形，中间为舟，会意两人间交付物品。“舟”用作形符，也兼作声符。上古汉语中，“受”既表示接收，又表示给予，具体含义需通过语境来确定。后来，“受”分化出“授”字，用来专指给予之意。
[1]李学勤：《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出土文献》第一辑第1至5页，中西书局，2010年。
[2]陈剑：《甲骨文旧释“眢”和“
”的两个字及金文“
”字新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第177至233页，线装书局，2007年。（2025年4月18日，在题为“旧作补正两篇：重论所谓’赗’和’㲹’”讲座中陈剑修订了此前的释读。甲骨文“
”字可解读为“遍”，表示施事主语以同样的动作行为施及全体宾语，有“一一地”“逐个地”“普遍地”等含义。“
”去除饰笔后的部分，结合“
（胄）”字等，可推知为冠冕、帽子一类“首衣”。再结合“遍”字读音考虑，“
”应理解为“弁”之繁形。此外，通过一些特殊辞例，陈剑进一步将“徧遍”与“辨”联系起来，认为“
”的读法可以用“辨”字来统一，其词兼具“周徧遍”与“分辨”两义。）
[3]陈剑：《甲骨金文旧释“尤”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第59至80页，线装书局，2007年。
[4]裘锡圭：《释郭店〈缁衣〉“出言有丨，黎民所
”——兼说“丨”为“针”之初文》，《裘锡圭学术文集》第2卷第389至39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黄毫金（愙斋）
80后，出生广东雷州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
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会员
湛江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雷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理事
《书法雷州》编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