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所占据的关中盆地处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地形，秦（西）汉唐皆定都于此，历来都是易守难攻。
纵横家苏秦评价关中为“四塞之地”，四塞指的是：东函谷关，连接河洛盆地，秦拒山东联军于此关（东汉时期黄河改道函谷天险不再，曹操在函谷关西70公里处置潼关，函谷关的位置被潼关所取代）；南武关，连接南阳盆地，秦御楚国威胁于此关；西大散关，连接汉中盆地，曹魏防蜀汉进攻于此关；北萧关，出萧关向北是内蒙古高原，向西则是河西走廊，西北方向可达宁夏平原，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关中的要塞。
但在运汾盆地到关中盆地中间有一条比较宽的通道，只是被黄河隔断，但黄河不算天险，特别是蒲津渡水势平和适合大规模渡军，从晋阳（太原）顺汾河而下由此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关中。彼时蒲津渡东侧（河东三角区）属于东魏，自然成了进攻西魏的前哨。
公元537年，沙苑之战东魏大败后，西魏趁机渡过黄河占领了河东三角区，次年，西魏东道行台（相当于西魏东部战区司令）王思政洞悉河东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的战略价值，请求在那里修筑城池，并亲自规划营建。城池建好后，王思政将治所迁到玉壁。玉壁迅速成为西魏抵御东魏的核心要塞，同时也可以威胁到晋阳，高欢的老巢，这让高欢如芒在背。
542年，高欢进攻玉璧九日不下，恰逢这一年大雪来的比往年更早一些，高欢军准备不足不得已撤兵。546年，高欢欲倾山东之众进攻关中，但遭到了斛律金为首的六镇集团的反对。六镇集团为何反对？这个要从东魏的政治形势说起。
东魏政权存在三股势力，六镇武人集团、中原汉族豪强、洛阳鲜卑新贵。六镇武人集团是跟随高欢造反的主要军事力量，也是高欢的基本盘，他们对汉化持反对意见，其主要诉求就是通过军功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高官和土地）成为特权阶层。典型代表是斛律金、慕容绍光、侯景（羯族）；中原汉族豪强掌控了河北、河南、山西核心地区的财政、土地和汉族兵源，同时他们还以士族正统文化自居，他们追求的是汉人士族的治理方式及自身利益不受影响，这与武人集团有着天然的矛盾。典型代表是高乾、高敖曹兄弟及李元忠；洛阳鲜卑新贵，多是北魏皇室宗亲和旧官僚，他们是东魏政权合法性的代表，在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方面更强，且拥护汉化，这与六镇集团存在矛盾，但在文化正统性方面与汉族集团也有分歧。典型代表为元孝友、元晖业、陆法和。
高欢很大精力投入到维系各个派系的平衡上。为了获得六镇军事力量的支持，高欢将中原的土地作为封地赏给六镇军功将领，但这就动了汉族豪强的蛋糕，为了平衡高欢设计了一套方案，这些土地管理权仍然交给汉族豪强（官员），由汉族豪强来负责收取赋税，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三份，一份上交中央入国库，一份留给地方做管理成本，一份留给封地的六镇将领做私产。战时中央要提高收取比例，如此便影响到了六镇将领的切身利益，而汉族豪强作为管理者有腾挪空间，也有回报如升官和后续补偿如减免赋税，升的是汉族豪强的官，减的是六镇封主的财。
战时还要征调士兵，汉族士兵被鲜卑士兵排挤，汉族将领也不能被委以重任。原因就是六镇集团担心汉族将领有了军功便要加官进爵，影响到六镇集团的地位。同样是为了平衡，高欢有限制的使用汉族将领和汉族士兵。如此征兵多数就要从六镇将领的私兵中出了。鲜卑多骑兵，他们擅长抢掠式的战争，高欢发动的是灭国之战，攻城拔寨势必带来重大损耗。既损失自己的财又损失自己的人，如此“弊大于利”的战争，六镇集团的带头大哥们自然反对。由此可见，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改革希望解决的问题在东魏这里不仅没有解决，还开了历史倒车。
最终高欢还是凭着个人威望发动了对西魏的灭国之战。 此时镇守玉壁城的换成了韦孝宽。韦孝宽，京兆郡杜陵县人，随孝武帝西迁而归入西魏，屡立战功。宇文泰很欣赏其军事能力，逐渐委以重任。在韦孝宽的坚守下，玉壁城50多天不下，东魏将士伤亡病灭十之四五。高欢智力俱困，忧愤发病，不得不撤兵而回。
西魏阵营趁机释放“高欢已死”的传言；为了安定军心，高欢在途中抱病组织了一场大规模酒宴，手下大将斛律金为了安慰高欢，唱了一首民歌：
高欢不由的跟着一起哼唱，也许怀念彼时童年时光，也许悲伤多年征战未果，也许感慨自己时日无多，50岁高欢禁不住落下了眼泪。不久高欢病故。
高欢与宇文泰的后人先后废了东魏和西魏，改国号为“齐”和“周”，史称北齐和北周。 北齐继承了东魏的地盘和财富，仍然是后三国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即使无法灭掉北周自保还是可能的，但架不住高欢后人败家，终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碎，577年北周灭北齐。
此时南朝已经改朝换代为陈，但实力相比南梁又下降不少；面对强大北周只能是待宰羔羊，北周完成大一统的机会就在眼前。只是历史却给宇文家开了个玩笑。
公元57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崩，其长子19岁宇文赟即位，立杨丽华为皇后。宇文邕在时对宇文赟寄予厚望，管理甚严；这让宇文赟表面乖顺，内心叛逆。即位后的宇文赟同学终于放飞自我，酒色不离身，2年后禅位给其7岁的儿子，自己专心享乐，还别出心裁立了五位皇后，这让其正妻杨丽华颇为难堪，也引发了杨丽华父亲、朝中重臣杨坚的不满。
杨坚（541~604），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银）人，其父亲是宇文泰时期十二大将之一的杨忠，杨忠死后杨坚承袭了随国公的爵位（是随不是隋），并跟随武帝在灭北齐过程中立有军功；在女儿被册立皇后后又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主管全国军事。杨坚不仅有勋贵和国戚的身份，加上自己本身确实有本事，地位和威望日隆，朝中亲信众多。宇文赟对杨坚愈发猜忌并动了杀心，杨坚察觉到后，韬光养晦，请求外放地方以避祸，这也符合宇文赟的意愿。正当杨坚准备上任扬州总管之际，未料宇文赟因为纵欲过度突然病危，杨坚以辅政大臣身份留在了中央，并担任左大丞相（右大丞相是挂名的宇文宗室），从而独揽大权。但只有掌握了至高权力才更安全，不是么？有了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后，杨坚要做的就是一步步实现这个目标。
首先召集夺权路上最大障碍，拥有兵马和封地的宇文宗室进京，然后一网打尽；其次镇压反对他的地方势力，例如河北、河南一带的“三方之乱”，被韦孝宽（就是坚守玉壁城50多天，防得高欢没脾气那个）短时间内击溃；最后就是通过联姻等多种手段拉拢关陇士族、山东世族等核心官僚集团，比如杨坚的长子杨勇迎娶清河崔氏女，杨氏宗室女嫁入赵郡李氏，清河崔氏（清河郡，治所今河北邢台清河县）、博陵崔氏（博陵郡，治所今河北蠡县）、赵郡李氏（赵郡，治所今河北邯郸）、范阳卢氏（范阳郡，治所今河北涿州范阳县）、荥阳郑氏（荥阳郡，治所今河南郑州荥阳）是山东世族四大姓。而杨坚本人早年便迎娶了关陇士族独孤信的女儿。这里必须点一下西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同学的名字，这位老兄政治联姻玩的贼溜，人称“最牛老丈人”，不管谁上台独孤家族都过得挺好。要不是其孙子独孤怀恩不着调的在唐初密谋造反，失败后被其表哥李渊清理，其家族估计在有唐一朝都会是风光无限。
公元581年，杨坚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隋。总之，从过程来看，杨坚的篡取宇文家的江山似乎很“顺利”，并没有后续老李家来的那么惊心动魄。而杨坚的真正厉害之处在于团结了大多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让华夏政权在其执政期间完成一次蜕变。
首先是“五省六曹制”。杨坚本人是从丞相的位置上位的，所以他对相权十分敏感。如何限制相权，强化皇权是他优先要考虑的，于是五省六曹制诞生。五省是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秘书省、内侍省。其中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核心行政机构，秘书省掌管图书典籍，内侍省负责宫廷事务。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度支、都官、工等六曹。内史省长官内史令负责决策拟定，门下省长官纳言承担审议职能，尚书省通过左右仆射统领六曹执行政令，六曹分工明确，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三公、三师等官员亦参与朝政决策，与三省长官共同构成宰相体系。三公、三师是荣誉称号，一般授予皇室宗亲、开国功勋、外戚成员，这些人没有实权但也可以进入最高决策层发表意见，左右政策。这也是隋文帝拉拢和平衡各方势力的手段。当然也有既掌握实权又有荣誉称号的，比如杨坚的亲信高颎。六曹后来改名六部，“五省六曹制”也叫“五省六部制”，唐在此基础上改为“三省六部制”。
其次是“科举制”。科举制目的是打破“九品中正制”造成的门阀对仕途的垄断，得以选拔底层人才，缓解阶级矛盾；本质还是加强皇权，选择容易控制的“自己人”。但此时的科举制还是一种尝试和补充，并非主流。这也是杨坚高明的地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尊重现实，不去激化矛盾，先开个小口子，稳定而有序的进行。实际上即使到了唐初科举制也没有大面积推广，一直到了李治和武则天时期，为了与士族大佬们抗衡，才加大了科举制的力度；但一直到了宋朝科举制才全面推广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黄巢起义将士族大户按照名单全部屠尽。
再次是“租庸调制”。其核心是“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丁则有庸”。租：成年男子（丁男）受田后，每年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调：针对家庭手工业者，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绢、绵或布、麻；租调北魏时期就有，隋只是做了继承和完善，庸才是隋的创新。庸：针对力役的折算，过去成年男子每年必须服一定时长徭役（就是免费给国家干体力活），现在可以通过缴纳物资来代替徭役，这就是“输庸代役”。“庸”的出现本质是国家对农业生产与徭役需求的平衡调整，庸的形式比较灵活，可以是布匹，粮食也可以是牲畜，对应不同类型的家庭，兼顾“民生”与“国用”。但输庸代役还是保留了核心徭役，比如兵役、军国要务和紧急工程。当然为了配合这一制度隋又推行了“均田制”和“大索貌阅”(即人口普查，户籍核对），大批豪强下的隐户被纳入国家管理。隋的经济实力得以下迅猛发展。租庸调制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长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公元583年，隋文帝兵分八路进攻最大的威胁，突厥，并且采纳长孙晟的离间之计，使突厥汗国分裂为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长孙晟，鲜卑人，他有个儿子叫长孙无忌，还有一个女儿没有留下大名，但嫁给一个叫李世民的人，史称文德皇后。
公元588年，隋文帝发动攻伐南陈的战争，仅用一年便攻灭了南陈，自此华夏政权再归一统。
三百年的纷争，故事实在太多，雷人的事也很多，有时候真感觉到电影都不敢这么拍。这里尽量将主要脉络理清楚，让我们从“上帝视角”去看个大概，而后再去了解那些枝枝蔓蔓。
从曹刘孙开始，华夏大地的强人们都在寻求一统，三方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外交手段可以说都达到一个巅峰，周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最有威胁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些势力面前简直不够看。但这一时期他们也都在不断调整与士族大户的关系，真正的政治家从来都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虽然最后花落司马家，但整个历史潮流方向没有变。
司马家的内讧实际上就是一个强大王朝迅速突破瓦解的“典型路径”，内讧的初级版就是政治内斗，最后问题没人解决，开始民变；内讧的高级版就是内乱，你打我来我打你，最后不可收拾，被外来势力趁虚而入。“五胡乱华”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实际上中原大地各路军阀乱战，不仅有胡人部落酋，也有汉族豪强，胡人汉人早已犬牙交错，但都没有能够回答好一个关键命题：胡人治理习惯与汉族的政治文化如何融合？而以汉族正统政权自居的南朝也始终没有解决好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做到好的中央集权？南朝的权力始终在门阀，权臣，藩王手中争夺，没有精力也没有实力北上。
经过多年的探索，到了前秦时期，王猛开创性了提出了“和戎以华”的思想，“以汉族先进的制度文化为根基，兼容少数民族的军事与社会特点，实现胡汉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融合共治”，这里面有个核心就是以汉族的官僚体系为框架，唯才是举，不问民族。虽然前秦政权战败了，但崛起的北魏却有意无意践行了这种思想，只是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改革步子太快，有些适得其反；西魏宇文集团因为生存的压力践行了这一理论，“因祸得福”获得成功。
当权力的交接棒来到隋唐手中的时候，“唯才是举，不问民族”的思想造就了“花团锦簇，万国来朝”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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