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7 11:58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有一次整理汉代档案，翻出一份关于刘彻的旧文档。
那上头写着“孝武皇帝”，但在旁边，朱笔批注却改成了“汉武帝”。
这事儿看起来不大，可是细思一下，里头的讲究可不少。
刘彻死后被称为“武帝”，这是他的谥号。
可到了唐朝，皇帝死后却不是“某某帝”了，而是“某某宗”——比如“唐太宗”“唐高宗”。
再往后到了明清，皇帝干脆直接叫年号——“嘉靖”“康熙”“雍正”……这变化不是随便来的，也不是哪个大臣拍脑袋想出来的。
那时候的称号，是政治、文化、礼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每一次称谓的变化，背后都有一整套制度和一代人的选择。
汉朝的皇帝，普遍用谥号。
谥号这东西，讲的是人死后的“评语”，得有生前功过，才能定个“盖棺论定”的名字。
比如“武”代表威武有功，“文”代表文治有业，“景”就是温和政简。
汉景帝刘启，政风简约，百姓安居，谥为“景”——这是有章法的，不是乱叫的。
谥号从周朝就有了，最初是贵族和卿大夫之间互相评价。
周公、姜太公死后，才开始有“谥”。
到了汉代，这成了国家礼制。
朝中礼官查阅皇帝一生事迹，开会、讨论、拟稿，最后定一个字，有时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
可说起来，这种“死后评价”的制度，对皇权来说，其实有点不太舒服。
尤其像秦始皇那样的性格，根本不买账。
他觉得子孙后代评头论足没什么意义，干脆废了“谥法”，自己给自己定名“始皇帝”。
可惜秦朝短命，等到汉高祖刘邦上台，礼制又恢复了，谥号也就回来了。
到了唐朝，情况又变了。
李渊当皇帝没几年，就开始琢磨怎么给自己和先祖塑个更牢的“家谱”。
那时候，唐朝刚刚建立，得靠宗法制度来稳住江山。
于是，庙号开始变得重要。
庙号是什么？说白了，是死后在太庙里供奉时用的称号。
像“高祖”“太宗”这种，就属于庙号。
李世民死后，被称为“唐太宗”。
这样叫，不光是为了祭祀，也是在为这位皇帝在宗族中定一个“位置”。
在宗法社会里，祖宗的排序特别重要。
谁是开国的“祖”，谁是继业的“宗”，这关系到整个王朝的合法性。
唐朝是个重视宗法礼制的朝代，这种称号自然就成了主流。
而且，“帝”这个字到了唐代，已经成了一个通称。
谁都知道他们是皇帝，但在纪念、书写的时候，更多还是用“宗”的方式来称呼。
皇帝活着时叫“陛下”，死后进了太庙，就成了“太宗”“高宗”，后代祭祀时也方便区分。
宋朝基本沿用了这一套。
但到了明朝，又变了。
朱元璋上台后，搞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确定“一帝一年号”。
也就是说，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只用一个年号来纪年。
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所以他也叫“洪武皇帝”。
这事儿在当时算是一项大改革。
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便于百姓记年，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皇权。
年号变成了皇帝的专属标识。
从此，“康熙”“雍正”“乾隆”这些名字，成了皇帝的代名词。
年号的出现，最早是在汉武帝时期。
他在位时搞了个“建元”，从此以后，皇帝都开始有自己的年号。
可那时候年号不固定，有的皇帝一生换好几个。
像武则天，年号改了十几次。
晋惠帝更夸张，一年里改了十回。
这种频繁改年号的做法，到了明朝才被彻底收住。
朱元璋定下规矩：一个皇帝一个年号，不能乱换。
这一来，皇帝的称号就固定下来了，百姓也好记，史官也好写。
除了这些，还有一种叫“尊号”的称谓。
尊号通常是皇帝在位时，由大臣或地方官提议，加封给皇帝的荣誉称号。
听起来挺好听，其实有时候也挺浮夸。
唐朝时期，尊号特别多。
有的皇帝嫌尊号太短，不够气派，非得加上一堆修饰词。
像“开元神武皇帝”“应天顺圣皇帝”“至道文武大圣大宣孝皇帝”……最长的尊号能有二十几个字，一口气都读不完。
这种尊号，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宣传。
皇帝希望通过这些华丽的词汇，把自己的功绩写进历史里。
可这么长的称号，真正用的时候反而没人记得住。
最后流传下来的，还是年号和庙号。
再说回“祖”和“宗”的区别。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叫“祖”，像“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
继位的、开创一代盛世的，才叫“宗”，像“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光义。
但也不是绝对的。
有的朝代，“祖”字用得多了些。
明朝就有“明太祖”“明成祖”，清朝更是，“清太祖”“清世祖”“清圣祖”……“祖”字越多，说明这个朝代越想强调自己的根基稳固。
可有些人，哪怕是皇帝，也得不到庙号。
比如唐朝的武则天，虽然是正儿八经的女皇帝，但因为她不是李唐宗室，死后没能进太庙，也就没有庙号。
这事儿在当时挺敏感的。
毕竟，庙号不仅仅是个称谓，更是进入宗庙、成为祖宗一员的“门票”。
没有庙号，等于在李唐的“家谱”里没了位置。
而到了清末，随着皇权的衰落，这整套制度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11年辛亥革命后，皇帝制度终结，谥号、庙号、年号这些称谓也随之消失。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张晓耕，《“年号”“谥号”“庙号”“尊号”的区别》
谢芳琳，《谈谈古代帝王的谥号、庙号和年号》，《文史杂志》，2009年
李月虹，《皇帝称谓的演变过程》，《学术论坛》，2013年
《礼记·表记》
《资治通鉴》，司马光撰，中华书局，1956年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