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他晚年说过一句话，听起来特别轻描淡写：“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教我打仗，一个教我搞经济。”但你要是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句简单的话，其实藏着不少门道。
那天是在北京西山，天有点阴。
他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说话慢条斯理，但眼神还透着当年在西北战场上的那股子狠劲。
听到这句话的人有点愣，问他到底是哪两个老师。
他摆摆手，笑了一下：“一个是徐向前，一个是陈云。”
说实话，很多人知道李先念打过仗、管过经济，当过主席，但他是怎么从一个12岁学木匠的苦孩子，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的？知道的人并不多。
他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老家在湖北黄安，地处大别山边上。
那会儿军阀混战，乡下人活得跟虫子差不多。9岁刚上私塾，12岁就去汉口学手艺了。
那时候汉口是个大码头，车水马龙，各种人都有。
他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社会”两个字的真相。
1926年，农民运动在湖北搞得热火朝天。
他听了几场讲演，觉得这些人说得有理。
第二年黄麻起义，他才18岁就跟着上了山。
从那以后，命运的车轮就再也没停过。
起义成功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就被调到红四方面军。
那时候他刚二十出头，当了个团政委，第一次带兵打仗，结果吃了败仗。
回来时他一句话没说，自己在帐篷里坐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他主动去找徐向前。
那会儿徐向前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指挥员了，架子不小。
但没想到，他竟然对这个年轻人挺有好感。
李先念跟他说：“我不懂军事，但我想学。”徐向前看了他一眼，说：“行，就从头开始。”
从那天起，他就像跟着师傅学手艺似的，什么都问。
开会时坐在角落里，别人听完就走，他一个人留下来，照着地图把所有部署重新画一遍。
有时候徐向前走过来，指着他说：“你这小子，真是个能吃苦的。”
1934年8月夜里，巴中县那一仗，就是他们俩一起策划的。
徐向前提出搞夜袭，李先念负责协调部队和后勤。
打下来后，他们又想搞个大的，绕到敌人后方去堵退路。
计划都准备好了，可硬是被张国焘否了。
徐向前气得不行，说：“到嘴的肉吃不下去了。”李先念却劝他：“将军在外，咱干就完了。”这仗打完，红军缴获了7000多支枪，一万多敌军被歼，铜钱都装了几十口袋。
但风光没多久，1936年西路军西进，打得太惨了。
几万人马，最后只剩下几千人。1937年3月，徐向前被调回延安，李先念留了下来，成了西路军的最高指挥。
他们从此分开了。
再见徐向前，已经是好多年后了。
那时候李先念已经不再带兵，而是搞起了经济。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1937年5月，陈云带着中央的慰问队到星星峡看望西路军残部。
陈云拍拍他的肩：“党中央记着你们。”
其实那时候中央本来打算送他去苏联留学，但抗战爆发，他被留下来，直接分到陈云手下干活。
陈云是个讲究实用的人，不太喜欢说空话。
李先念刚开始连财政预算都看不懂，陈云就亲自教他。
两人常常一边喝茶一边画图，讲税收怎么征，支出怎么控。
陈云说：“经济不是纸上谈兵，得看账本。”李先念记得牢，后来自己做事也总爱带个小本子，随时记笔记。
1954年，他被调到中央，开始真正接手经济工作。
那时候国家刚刚成立不久，什么都缺。
他一上来就提出“节约型财政”，有人觉得他太保守。
但他不管，坚持压缩不必要的开支。
陈云支持他，两人一唱一和，顶着压力也要稳住大局。
1960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告急。
他提出“先保口粮，再稳市场”，还亲自下乡调查。
有人劝他说：“别去了，太苦。”他摇头：“不去怎么知道饿成什么样了？”
那年冬天，他在安徽一个村子里，看到一个老太太把树皮晒干磨粉做饭。
他回北京后，啥也没说，直接给国务院写了报告：“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差。”
政策很快调整了。
他提议恢复农村集市，减少统购统销压力，还建议对干部实行定量配给，自己也不例外。
有人说他太苛刻，他说：“干部不吃苦，老百姓怎么信？”
这些事儿陈云都看在眼里。
有一次吃饭，陈云拍拍他肩膀：“你是能干实事的。”
改革开放以后，他年纪大了，但还是常常参加经济座谈会。
新来的年轻人有的不太懂，他就一句一句解释。
有一次，一个副部长问他：“李老，您怎么学会这些的？”他笑着说：“一开始啥也不会，都是跟陈云学的。”
直到去世前，他都还在读财政文件。
秘书说他晚年几乎不看小说，桌子上经常放着《财政经济词典》。
有一次秘书不小心拿错了，他一眼就发现：“这不是我看的那本。”
1992年，李先念在北京病逝。
那天北京下了场小雨，悄无声息。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他说过“我有两个老师”。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李先念年谱（1909—199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李先念纪念馆编，《李先念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