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浴血奋战的民族壮歌
1933年2月，刚刚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日本侵略者野心膨胀，再度调集重兵越过山海关，向热河省发动猛烈进攻。时任热河省主席兼东北军第53军军长的万福麟所部防守不力，在日寇的强势攻势下一触即溃，导致敌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向长城一线推进。一旦长城天险失守，日寇的铁蹄将踏入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整个华北地区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岌岌可危。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驻扎在长城附近的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等部队，毅然放下往日的派系纷争，迅速集结兵力，奔赴长城各重要隘口，誓死阻击日寇的进犯。3月9日，日军第14混成旅团数千人气势汹汹地逼近长城喜峰口阵地，并抢先占领了东北面的制高点，企图居高临下压制中国守军。危急时刻，第29军军长宋哲元奉命率部驰援，面对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日军，将士们毫不畏惧，与敌展开殊死搏斗，血战一整天，寸土不让。
赵登禹将军的夜袭壮举
当晚12点，第29军第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亲自挑选精锐，组织了一支敢死队，趁着夜色向日军阵地发起突袭。官兵们仅凭手榴弹和大刀，悄无声息地摸上日军占据的高地，与敌人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双方在黑暗中反复厮杀，刀光血影，喊杀声震天。激战至凌晨4时，中国军队成功夺回小喜峰口、蔡家峪等十余处据点，并摧毁了日军的指挥所和炮兵阵地，毙伤敌军近600人，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然而，日寇并未就此罢休，他们迅速调整战略，调集第4旅团、骑兵第8联队等精锐部队，并纠集伪军2个旅，转而向西南方向50公里外的另一战略要地——罗文峪发动猛攻。然而，日军疯狂的进攻再次遭到第29军暂编第2师等部队的顽强阻击。从3月16日至18日，日军连续发起多次冲锋，却始终无法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18日晚，喜峰口守军派出3个团星夜驰援罗文峪，并趁夜发动突袭，日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最终全线溃败，被迫后撤10公里，再也不敢轻易南下进犯。
西北军大刀队的传奇
喜峰口、罗文峪两场战役的胜利，使第29军威名远扬，尤其是将士们挥舞大刀与日寇血战的英勇事迹传遍全国，极大地振奋了国人的抗日信心。著名作曲家麦新深受感动，创作了激昂澎湃的《大刀进行曲》，成为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敌的战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29军奉命驻守平津地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其英勇事迹永载史册。
然而，谁能想到这支威震敌胆的抗日铁军，其组建之初却饱经磨难。第29军的前身是1930年中原大战后残存的西北军3万余人。大战结束后，这些将士在张自忠等名将的率领下，拒绝投靠蒋介石，而是选择北渡黄河，退入山西境内，依靠阎锡山晋绥军的微薄接济勉强维持生存。
宋哲元与第29军的艰难崛起
1930年底，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因助战有功，接管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军队整编事务。他深知山西境内的西北军残部虽历经战败，但个个身经百战，是不可多得的精锐之师，因此下令将其收编。然而，南京国民政府仅批准了15000人的编制，远不足以安置所有将士。面对困境，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新任军长宋哲元毅然决定采取“只管饭不发饷”的极端措施，勉强维持军队运转，为日后的抗战保存了近2万精锐老兵。
由于军费极度匮乏，加上部队严重超编，第29军不得不另辟蹊径，打造了一批特制的大刀，刀身厚重锋利，适合近身搏杀。同时，军中聘请了数位武术名家，向官兵传授刀法和近战技巧，以期通过夜袭和白刃战弥补枪械弹药的不足。正是这一独特的战术，使得第29军在面对擅长刺刀拼杀的日军时反而占据上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豪迈歌声，也因此响彻中华大地，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