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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灵胎认为，《伤寒论》原是一本救误之书，而误治之后变证多端，临床根本不可能有疾病像那样有表、中、里的传变过程，再加上后世医家过度拘泥于《伤寒论》的六经分证，导致“注家各私其说，愈更愈乱”。他提出“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古人因病以施方，无编方以待病”，主张回归张仲景“随证立方”的本意，于是类方而不类经，以方剂为中心重新分类，终成《伤寒论类方》。

1.以方类证，方不分经：

将《伤寒论》113方分为12类：

太阳病：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              6方，  葛根汤类3方，变                  证：栀子汤类 7方、泻心汤              类11方、五苓汤类4方。

阳明病：白虎汤类3方、承气汤类                  12方、

少阳病：柴胡汤类6方。

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多事温 补，理中汤类9方、四逆汤类11方。

杂方22首。

强调以证类方则证无穷尽而方则一定，不能随证而无穷尽，而以方类证则一定之方能囊括无穷尽之证。更是对经典条文“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独到见解，如柯韵伯先生注解桂枝汤的“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惟汗出与脉弱为主耳”即是。打破六经框架，强调“有是证用是方”

2.方证对应，注重实用：

“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是徐灵胎先生的绝对核心学术思想，“知其一定之治”更是对《伤寒论》的灵魂条文——“观其脉证，知犯所逆，随证治之”的深刻注解。如知桂枝汤主治头痛、发热、汗出、恶风（《伤寒论》13条）。即知：观其脉证（脉浮缓、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知犯何逆（太阳病中风），随证治之（桂枝汤主之）。

大道至简，纯粹的观察医学（实证医学、循证医学）。他认为医者只要掌握方证对应的规律，即可“胸有定见”，面对复杂病情时快速决策，避免被理论争议所困。在他那个时代，如此重视方药实用而弃空说玄谈，实难可贵。

“徐郎不是池中物 肯共凡鳞池中游〞学以铭志；

“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墓以铭志；

淡泊风骨 ，令人敬佩！

一代伤寒巨擎终以《伤寒论类方》打通了方证对应的最后一公里，薄薄一册胜却千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