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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除了战争导致的生灵涂炭外，肆虐的疫情也使得各地民不聊生。中共中央当时所处的革命重地——延安地区，就是疫病的重灾区。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刚进驻延安时，当地疫病丛生，不仅缺少医护人员，药品等物资更是匮乏，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为了尽快改善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提高边区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成立了中央总卫生处、军委卫生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等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下设各机关卫生所、中央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等一大批医疗卫生单位，并颁布了一系列医疗卫生条例。

起初，中央总卫生处仅有1名医生、1名护士、1名司药，完全不能满足需求。因此，筹建一座中央医院成为了党中央的迫切任务。在党中央和医界能人志士齐心协力地推动下，1939年延安中央医院宣告成立。

中央医院刚成立不久，相关设施设备仍旧缺乏，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正因领导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工作，时常往返于延安和重庆这1000公里之间。他听说医院的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奇缺，就主动表示回到重庆一定想办法解决。

重庆是战时的大后方，相关物资及医疗资源比较齐全。回重庆后，周恩来马上通过宋庆龄等友好人士，募集到一批药品、器材运回延安。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还从大后方输送了一批医务人员到延安中央医院工作。 

周恩来时常鼓励医务人员：“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医疗卫生事业，造福广大劳动群众，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摘掉，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是差一些，但我们要努力奋斗！”他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购买一些医学方面的杂志，每次回延安，他就把这些医学杂志带去送给延安中央医院和有关的医生。

1940年夏天，延安及周边地区爆发了严重的伤寒疫情，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央医院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医疗物资匮乏，药品奇缺，如果没有伤寒杆菌疫苗，以医院现有资源是无法控制疫情肆虐的。但是，制作伤寒疫苗需要伤寒杆菌的灭活菌种，这种稀缺资源当时只有像战时大后方重庆这样的城市才有。 

中央医院院长何穆听说周恩来要在重庆和延安之间往返，就向中央卫生部请示，希望让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从重庆带来一点伤寒杆菌菌种，这样就可以研制出疫苗，减少抗日根据地军民伤寒疾病的发生。

不久后，一纸电文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当时的他正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紧张艰巨的谈判。获悉情况后，周恩来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关乎着整个延安军民生命健康以及将士们的战斗力，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很快，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就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伤寒杆菌的菌种，分装在三只玻璃瓶中。医生曾经特别叮嘱周恩来，对于装有伤寒杆菌的玻璃瓶要小心谨慎运送，千万不能让菌种泄露接触皮肤，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毕竟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一旦染上了伤寒病，就是“神仙难救”了。

因为玻璃瓶十分脆弱，容易破损，所以周恩来为如何将这些菌种带回延安犯了愁。无论是放在皮包里还是放在箱子里，路途遥远，都容易使玻璃瓶颠簸破碎。可是，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带回去的话，周恩来又不放心，毕竟事关重大，万一路上出现什么闪失，不仅让同志受难，研制疫苗的进度也耽误了。 

思量再三之后，周恩来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他决定将这些装着致命的伤寒杆菌菌种的玻璃瓶放在自己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一路上用手呵护着，以保证它们的安全，使其不受颠簸，以免破碎。 

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行为，稍有不慎，就会感染上伤寒杆菌，进而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可是，周恩来并没有过多考虑个人安危，而是将人民的利益看得更加重大。无论随行工作人员怎么劝说，他都坚持亲自运送。

所幸吉人自有天相，周恩来顺利将菌种完好无损地带回了延安，并第一时间把菌种交给当地工作人员，让其立即送到中央医院。当工作人员来到中央医院，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三个玻璃瓶时，医院的医务人员们都愣住了，不由责怪起来，说伤寒菌种不能随身携带，这样很容易造成感染。 

然而，当工作人员说出这些菌种是周恩来一路从重庆亲自护送过来的时候，医务人员们几乎哽咽……

可见，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民生问题，先进的共产党人都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人民，发挥先锋带头作用。周恩来用他的事迹，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民，而如今，那些处在抗疫前线，为国家和人民勇敢奉献自己的战士们，更是同样值得我们歌颂与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