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再批张载01”文章引来上千评论，果然是做实务的比不上会唱高调的有人气。有人声称横渠四句是家国情怀、儒教理学是传统文化，所以批儒教理学的横渠四句，就是在攻击家国情怀，挖传统文化的根。
儒教真的批不得么？始皇焚书坑儒，传统文化的根断了没？魏晋“竹林七贤”倡导反儒，传统文化的根断了没？近代 “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的根断了没？并没有。
如果你认为横渠四句没毛病，就请有点文化自信，没必要害怕别人评论。
今天上课的内容是:
儒教理学不是中华文化的根，充其量就是一根病枝桠，横渠四句承载不了家国情怀；
而张载等人的道统理学只不过是封建文人媚上的御用工具而已。
第一，儒教理学只是传统文化病枝桠
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
直观狭义的讲，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根；因为诸子百家大多是从《道德经》获得哲思营养。中国传统文化诸门派无不有道的印迹。
伸展广义的讲，中国文化源于劳动和祭祀。劳动产生歌谣文娱，祭祀形成卜辞易算。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
儒教算什么呢？是儒家枝干上被强制扭曲的分桠。
一般我们将汉武帝之前的儒，称为儒家。到汉武帝时期，为加强皇权，汉武帝强制删掉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塞进法家手段，使儒学成为强化皇权的思想工具。
当“独尊儒术”后，儒家已被扭曲为统治民众的“儒术”。
到北宋程朱将儒术演变成理学，用“天理”完全替代“仁”，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实际将他们的理学赋予了一个宇宙绝对精神，要门下弟子服从“天理”。这已经把自己的学说变成了理学宗教。
这样你就读懂了张载“立天地之心”真实用意，就是树立“天理”这个宇宙绝对精神。这可不是理想情怀那么简单，而是在树立信仰教义权威。当然他们不便公开承认的，只能含糊其词称教化人心。
当哲思学术走向宗教化，实际就是在试图控制人的思想，导致学术文化的扭曲。
由此儒家礼教就成为《病梅馆记》中的病梅，被鲁迅比作“吃人”。
这样的文化，当然是属于文化病枝桠。
第二，横渠四句称不上家国情怀
不少人看到“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漂亮话，就认为这是家国情怀。这是何等幼稚！缅甸电诈分子还声称为百万民众寻找高薪岗位呢，你也相信他们有家国情怀？
为什么说以“横渠四句”作宣传的儒教理学谈不上家国情怀，主要依据有以下三点：
一是凡宗教化的东西，必然会淡化世俗家国意志。
宗教的特征，就是超越国家和阶层层面，讲天下宇宙精神。比如横渠四句讲“为天地”、“为绝学”、“为万世”，并不体现国家意识。如果有强烈国家意识的，就会讲“为中华读书”、“为中华立心”等等。
在宋代已有航海术和海洋贸易，已经分得清“天下”与华夏的区别。“为天地”“为万世”这种表述，当然不是单纯指家国，更是为营造宇宙终极真理的气氛，让他们的“天理”教义永流传。
二是家国情怀是为百姓，而儒教理学的受益者是圈内人。
儒教理学实际为儒教士大夫阶层“仕途”服务的。
如果你加入了我们的士大夫理学圈，可以相互引荐吹捧进入体制，共同研讨彰显自己道德高尚政绩斐然的话术，容易得到晋级选拔等等。
像张载朱熹之流，自我标榜是清流，却不认真做实务，整天靠空谈理论刷存在感。请不要浪费家国情怀的表情包了。
你若真有家国情怀，完全可以直接去为人民服务；
何必花时间、费脑子去结交圈子研究什么理学？
三是儒教理学和家国情怀之间，并无正向关联。
在先秦百家中，最具家国情怀的不是儒家，而是墨家。墨家讲“兼爱”，讲“公义”，提倡为“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等等；并在实践中为家国和民众“赴汤蹈火”。这是真正的家国情怀。
而儒家的国家意识并不强烈。比如孔子和荀子均认为若国君不讲仁义，民众可投外国。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找一个可以做大官践行治国理念的地方；至于国名是什么，对他并不重要。
孔子的后代，当然应是儒学大家。然而大元入主中原，后世孔府立即向元帝呈表归附；大清入主中原后，后世孔府又向大清表忠心；日本鬼子侵占华北，后世孔府又接受日军的“保护”。
如此根红苗正的儒世家，也没有体现出舍身成仁的家国情怀。
儒教的信用到东汉就破产了。
王莽公认是道德模范，结果篡汉了。
东汉末年豪强并起，一大堆州牧郡守哪个不是“举孝廉”的儒学积极分子，都在以家国名义在祸害民众。
儒教的仁义声称为国为民，结果把真正有家国情怀的墨家排挤出主流大舞台。
满口仁义，却挣不脱利益绳索。
宋代的理学禁锢思想，明代东林党儒教抱团守财，先后导致山河破碎。他们言必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行动上国家情怀的含量并不达标。
儒教治国，结果治成东亚病夫；
日本弃儒从西，迅速成为世界强国。
历史早已证明儒教理学根本托不住家国情怀。
儒教，这个传统文化的病枝桠，早就应该修剪了。
第三，以横渠四句标榜的道统理学，只是媚上的御用工具
到北宋时期，儒教理学形成了三大分支。一曰“新学”，二曰道统理学，三曰“蜀学”。
先讲“新学”。
这是王安石开创的新理学，倡导“实用”。
王安石作为北宋执政重臣，为朝廷执掌油盐米醋等内政实务，当然希望理论研究能指导实践，要产出实效。所以王安石的新理学，就是强调要走“实用”路线。这种务实思维影响到明代。
再讲道统理学。
这是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提出的新理学。主张要“以道统政”。就是强调把道放在第一位。
许多人看不懂，像周敦颐、张载等人都是以大儒清流自居，怎么会甘心把道放在第一位呢？
原因就是君王有了新喜好。
北宋开国皇帝曾约定与儒家士大夫共治天下，推崇儒家的仁义道德，不允许杀言官儒生。儒家在北宋迎来了高光时刻。
然而到宋真宗，突然把道教定为国教，推崇道教文化。
宋真宗为什么要改为推崇道教呢？
原因之一：为巩固自己皇权。
宋真宗取得对辽大捷后与辽达成澶渊之盟，引发了太学儒生的不满。
为稳固自己的权威，宋真宗上演了一场天书神授的戏，称自己是受命于道教太上老君的真龙天子。
原因之二，平衡儒家士大夫权势。
宋代的皇帝当得很苦逼。
由于不能对儒生打打杀杀，结果许多儒生为了扬名，天天在找借口批皇帝；
甚至还有大臣故意把眼泪鼻涕擦在君王的衣衫上，以示自己忠良正直。
为抑制儒家士大夫特权，宋真宗于1009 年将道教尊为国教，并允许从道人员也能进仕途。这对儒家士大夫仕途特权打击很大。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
为在新形势下迎合君王的新思想，以周敦颐、张载等为首的儒学大家积极研究道教对理学的指导意义。
周敦颐提出《太极图说》、张载提出“太虚即气”说等等，用尽力气往儒家理学加道家元素，最终形成了“道统”理学。
“道统”理学的特征：
一是把道放第一位，对标“道”的国教地位。
二是鼓吹以“道”统政。
这就是维护皇权，为皇帝拍马屁。宋皇既然是道教神授的真龙天子，当然理所应当统率朝廷政局了。
三是强调官员的道德品格。
无非是说当官的要听皇帝的话，努力为君王积极工作。
这当然也是君王愿意听到的理论表达。
这样我们就清晰了：
周敦颐、张载等“北宋五子”推出的“道统”新理学，就是取悦服务于皇帝的。
他们体现了封建御用文人的作用。
他们为讨好君王，把自己的儒教理学改成了道教理学，还能有学术初心么？
总结
儒教理学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而是一个病枝桠。
无论是横渠四句还是儒教理学，其实就是宗教化的一家之说，承载不了家国情怀。
张载等“北宋五子”，本是儒学大家，为迎合君王的喜好，把儒教理学变轨为“道统”新理学， 全然不顾儒家前人圣贤的感受，同时自己的学术节操还碎了一地。
指望这些擅长漂移的家伙能有家国情怀、能为人民服务，根本不现实。
你作为现代中国有知识的公民，却为讨好皇帝的横渠四句站队？
上世纪“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已然觉醒，新世纪的你咋又睡回去了，这是在玩反向重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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