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记刘海粟和朱复戡的翰墨情
在老一辈书画家的交往中，丹青翰墨往往发挥了特殊的桥梁作用。在刘海粟（1896-1994）和朱复戡（1902-1989）二人的交往和交情中，得到了验证。
刘海粟与朱复戡相识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彼时刘海粟力邀朱复戡到自己所创办的上海美专任教，曾三顾朱府。1927年，朱复戡担任了上海美专学校的书法篆刻教授，年仅26岁。刘朱两人的交谊长达七十余年。他们自青年时代订交，从国内一直到国外——两位满怀豪情的青年艺术家先后从上海赴法国，目睹众多的西方艺术名作，由此却増加了各自对东方文化认识的高度，愈加坚定了为之倾注毕生精力的信念。刘海粟和朱复戡始终往来密切，直至暮年，情谊不渝，在艺术上相互砥砺，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两人从“诗书画印”创作的相互酬答到彼此唱和乃至邀请推敲文辞内容，互动极为频繁。彼此的交往跨越时空，历经岁月霜河，真真切切，直入肺腑，成就了艺林佳话。在刘海粟与朱复戡的交往过程中，有诸多书画印精品力作存世，特别是那些畅叙幽情的尺牍，真实感人，成为研究两人交往的珍贵史料。
诗词是两人精神交流的重要领域，或互相唱和，或咏物抒怀，或记录游踪。刘海粟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您是我的老友，数十年来相与扶持砥砺，您是我生平知音，诗词有深刻研究”之句。由此可见，刘朱二人的友谊是超越一般人的。所见朱复戡有关贺寿诗及评点、润色诗词的信札二通。其中6月29日一通作于1977年。在此信中，朱氏提及刘海粟诗作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并求寄回报纸。“来书诵悉，辞严老诗率尔应命，即请教正。夏热渐酷，尚祈珍摄……前云港报发表拙作，恳寄一看，即当奉璧也。匆此不备。肃上海老大师、伊乔夫人。弟朱复戡顿首，六月廿九日。”朱复戡很多手札都会有“伊乔夫人均此问好”这一句。这件尺牍的信封也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而且“六、廿九”这一具体、详细的时间就写在上面。有意思的是，地址中有若干字用的是“简化字”，写成“太安”，能够看出时代烙印。另一件信札朱复戡有回复：“太湖度岁，心旷神怡，堪欣羡也。高足幼薇《水龙吟》辞句甚丽，平仄较差，略为调正，原意未动。大草堂幅早已写就，方拟付邮，忽觉下半阙错押句韵，正欲改后重写，乃外地来客连续不断，疲于接待，遂致延搁。兹急就寄奉，即请两正。岁寒，惟希珍摄。匆此不尽，肃颂海老健康。弟复勘顿首。腊月廿七。夫人均此。”“幼薇”系刘海粟旅港女弟子张幼薇，好作诗词歌赋。朱复戡信中提及其自作“大草堂幅”，“太湖度假，心旷神怡”，难得的惬意放松，给刘海粟学生修改词句，“辞句甚丽，平仄较差，略为调正，原意未动”，“外地来客，连续不断，疲于接待，遂致延搁”。尽管繁忙，但给老朋友写信一直是必不可少的。
水墨芭蕉是刘海粟先生最喜爱的题材之一。赠予朱复戡的《芭蕉樱桃》画于1966年夏日。全幅高干阔叶，生机勃发，苍翠满眼，底下横斜一枝，妍红欲滴的樱桃几簇，既点题又点醒画面，颇有浪漫意趣。以墨笔写款：“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静远老人海粟。复戡老友笑笑。丙午夏日年七十一岁”，无疑与刘海粟豪气纵肆的画风相得益彰，更觉苍莽劲挺墨气淋漓。此前两年，朱复戡暂时离开了沪上来到齐鲁大地，被山东省政府安置在泰安县政协工作。刘海粟这幅画却迟至1973年才送到朱复戡手中。只因当年正是十年浩劫之始，此画自然算是“黑画”“毒草”，能保藏留存已属不易，从此两人山高海远久隔不通音讯，直到1973年海老收到朱复戡寄来的祝寿联，才喜知旧友无恙，回函云：“赐书寿联，为摹鼎彝，以示大法，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进而欣然从箧中找出早已绘就的《芭蕉樱桃》，并附上自作水龙吟词回赠：“大作樱蕉笔参二转，墨分五彩，淋漓磅礴，真神品也。”刘海粟寄赠《樱桃芭蕉图》的同时，还寄了一阙《水龙吟·题铁骨红梅图》词，请劫后重逢的老友评鉴并求和词，“求吾兄亦为赐题，不论诗词均可”，朱复戡于丙辰春日写道：“海老画铁骨红，题词龙吟，原韵步和，遂成佳作”。“丁巳夏仲”曾作和诗，“关山万里迟行辙，梦寐三更向往情。”《水龙吟》是刘海粟喜欢用的词牌。词意虽是形容红梅历雪经霜，但言在此而意在彼，欣喜之情充溢字里行间，其中有句：“爱琅玡石鼓，毫端郁勃，敛元气，本吾腕。”朱复戡则作《水龙吟·刘海粟画铁骨红题词索和即步原韵》，其中写道：“一枝顶立冰天。等看春色人间换。朱颜未改，巗峋依旧，艳阳相青。赤子琴心，苍虬剑魄，年年荣健”。
早在1912年冬，刘海粟来到上海，便借苏东坡“渺沧海之一粟”句意而取名，从此便有了享誉海内外的“海粟”之名。1925年之际，刘海粟请朱复戡为其刻“沧海一粟”朱文印。两人在印章方面的交流自此拉开了序幕。朱复戡平生为刘海粟治印数量众多。这在朱复戡的个人圈子中，确属不多见。此处列出常用的白文和朱文各八方。最多的是“刘海粟”姓名印，共四方，变化巧妙。其次是为夏伊乔所刻，也可以说是四方。朱文“夏伊乔”二方，另有一方“伊乔女史”和一方“海粟之妻”——这一方很特殊，既有“海粟”之名，又归夏所专用。两方“夏伊乔”略有微调，皆在不经意间施加巧妙变化，大家手笔。其余诸印，各见精彩之处，如“沧海一粟”两方，一为早期学吴昌硕风格，一为中后期成熟风格之面目。两方“曾经沧海”一朱一白，相映成趣。另有一方“海粟审定”专用印。闲章三枚，一方白文“海阔天空”，一方朱文“真手不坏”，从求刻此二印的手札可见，刘海粟在札尾画上形状，朱复戡亦遵照其指定要求刻好，可谓心心相印。老一辈人即便再忙，时不时也要奉上书札一帧，不仅成为友情的见证，无意中也留下了许多的珍贵史料。最有意思是朱复戡所刻白文多字闲章“昔吾师黄山，今作黄山友”，记录了两人皆以黄山为师、为友，见证了共同的志趣和爱好。石涛曾写下“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山无不有”的名句，刘海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朱复戡则留下和诗：“昔我师黄山，今作黄山友。……突兀奇峰七十二，峰峰变化幻苍狗。万层青嶂峰峦连，千仞紫霄龙蛇走。”此诗开篇一句就是入印内容。
这些印章不仅是精彩之作，更有效地记录了历史。两方“沧海一粟”篆法一圆一方，圆者师法缶庐，方者是四家面目，从中可以看出刘海粟人生经历的变化，也见证了朱复戡印章不断走向成熟的风格变化过程。两方“曾经沧海”应该是相近时间所作，布篆和风格大同小异，可以看出朱白微调，变化最大的是“沧”字，因为对字形篆法的熟稔，能够轻松驾驭，得心应手。四方“刘海粟”姓名印的变化完全是随机生发，依据创作时的情境，或粗或细、或正或斜、或松或紧，能够看出超凡的应变能力。“昔吾师黄山，今作黄山友”印共十字，其中两个叠字，所以印面上直接能看出八个字，大小任意，跌宕多姿，团成一气。两方“夏伊乔”朱文，变化最为俏皮，第一方字形笔画内缩，故印面气息收敛为主，第二方三字的笔画收笔分别上扬，使得气息扩张，变得活泼起来，三字成为完美的整体。大家手笔，果然不凡。
2024年10月28日至2025年1月15日，“百年吞吐——刘海粟书法大展”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亮相。其中的刘海粟致朱复戡尺牍长卷堪称个人代表作，书写具体日期在1977年10月2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这封信竟然写了一千一百多字，极为罕见，可谓纸长情长。哪怕在非常岁月中，两人也未完全中断联系。刘海粟言及自己当时的困境，表示“凌然无惧，刚毅不屈”。值得一提的是，刘海粟1973年八月廿四日的“夏间病暑”尺牍，则是另一件堪称“标志性”的作品。此时刘海粟的笔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老境，抖动较甚，然不拘成法，随意之极，一看便知主要是画家笔法。对比朱复戡尺牍来看，铁画银钩，风樯阵马，真力弥漫，至老不衰，明显是金石家的笔法。两人的性格存在很大差异，无疑是书风个性差异很大的主要原因。1976年所写信封，乃是朱复戡少见的硬笔字，时在五一前夕——“久不通音问，怀念之极”。所言之事，除了问候，主要是关注艺事创作和书画酬答。1975年十二月廿八日尺牍有记，“一别七载，梦想为劳”，时时相互挂念。虽然有时见面不方便，好在有书画遣兴联络。有意思的是，两人通信，刘海粟大多是公元纪年，朱复戡作品上主署天干地支。朱复戡称刘海粟“海老”或“海老大师”，尊敬之情溢于言表。刘海粟则称朱复戡为“老友”。两人之间不仅存在直接的交往，彼此圈子也有共同的朋友。只要有机缘，一定会托人问好，常提及的又马公愚、钱瘦铁和周炼霞诸人。朱复戡在丙寅夏，时年87岁，为刘海粟作品集写就序言，因为彼此了解，一挥而就，推崇刘海粟“名动国际，无庸赘言”。人老情多，读之不胜感慨。
朱复戡乙卯春所书“月圆花好祈眉寿，海阔天空颂大师”大红金文对联，极为精彩，款字有“海粟大师，一别十载，云天王力，弥切遐思”，可知是为刘海粟80大寿而作。刘海粟非常看重且珍视与朱复戡的友情，曾在信中写道：“赐书寿联，为摹鼎彝，以示大法，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醰醰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1989年11月3日朱复戡去世，刘海粟特别书联“瀛海饮迟今祭酒，沪滨痛失劳郑虔”，上款有“复戡老友千古”。下款是夫妇二人共同署名。上联以“瀛海”“祭酒”赞逝者学识渊博、地位尊崇，下联以“郑虔”喻其才德未尽其用，通过仙岛与尘世、显达与寒蹇的对比，深化了痛惜之情。联中典故皆取自经史文苑，符合传统挽联“典雅沉郁”的审美要求。这件对联无疑是刘海粟向终生老友朱复戡最后的告别。全联风格特别，字形意在楷隶之间，既有颜书的雄放，又有《郑文公碑》的宽博，尤其是“祭酒”二字，明显出自郑碑。由此而言，对于刘海粟的碑派取法，会有新的认知。五年后，刘海粟遽归道山。
纵观刘、朱二人近七十年的交往，是建立在相互欣赏、彼此砥砺的深厚基础之上的。刘海粟在评价朱复戡的金石书法时曾由衷地发出感叹和称颂：“……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晚年的刘海粟对朱复戡仍是钦服欣赏不已，曾坦言：“论名气，我比朱复戡大，而论本事，则朱复戡比我大。”这番由衷之言，无疑是这段艺林深谊最动人的注脚。刘海粟和朱复戡的诗书画印交流，不仅是两人情谊的见证，更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中足以传诸后世的佳话。
古人云：“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文”不仅指文字和文思，更是笔墨间的文气，金石中的韵致。昔时论文人之交，常以“笔墨缘”与“金石缘”相称——“笔墨缘”是交流时的灵犀共振，怀念时的心心相惜，“金石缘”则是碑碣间的精神往来，是拓片上的千年对话。
笔墨缘始于简牍，盛于笺札，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交往方式，“手泽如见，幽情可叙”。文人的日记、信札和笔记等，成为书法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像白居易与元稹相唱和，“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苏轼与黄庭坚常切磋，“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徐渭盛赞陈淳：“花卉豪一世，草书飞动似之。尝见闽楚壮士，裘马剑戟凛然若羆”，字里行间才情激荡。这些交往，皆因笔墨而有了温度，有了可以触摸的灵魂迹象。《兰亭序》中有言：“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其中包含的，是对生命有限的悲悯与对精神不朽的渴望。古人通过金石笔墨留下痕迹，乃是对抗时间的流逝而追求永垂不朽的最佳方式。
反观今日之交，多半在酒肉场中、名利圈内。应酬往来，多以利益为纽带，社交网络，多以功利为目的。不独书法，几乎所有一切都已经物质化，甚至直接就是以美酒佳肴相挂钩。电子产品的普及，使得虚拟文图取代了信札，表情包取代了墨迹，碎片化的阅读取代了深度思考。每个人都时时刻刻被海量信息包围，却难得片刻宁静与专注。当彼此的交流变得轻薄简易时，其中的情感浓度与精神深度无可避免地被稀释。今人几乎不写日记，遑论用手札交流。电子笔记虽然检索方便，却难以呈现个人的笔迹变化与情感波动；电子邮件固然迅捷，却缺少了手泽如见的亲切感。当后世回顾这个时代，恐怕很难找到如鲁迅手稿那样能够完整呈现一个人思想轨迹与书法演变的珍贵材料。
言及至此，不禁想到，将来的个人书法史乃至整个的书法史，如何完成？不写日记，过去了很多年，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有关个书法人的履历大多只能“语焉不详”，整个书法史无以采信。未来的书法史如何写？依靠展览图录？依靠获奖名单？这些材料固然重要，却难以反映书法作为日常书写的本质。当书法脱离了日常生活，沦为展厅中单纯的“供品”之时，生命力已然受损。有人会将希望寄托于AI与大数据。不可否认，数字技术的确为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不同书家之间的潜在联系；通过建立数据库，可以更方便地检索与比对书法作品；更重要的是，借助高清扫描，能够观察到以往难以察觉的笔墨细节。由此而言，数字技术不是敌人，而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的工具。然而，技术终究是工具，无法替代心灵的感受与理解。书法的魅力不仅在于形式之美，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情感与精神。一纸信札，不仅有文字内容，还有笔迹墨色变化和布局谋篇的精心推敲，甚至修改涂抹的痕迹，这些都是生命鲜活的见证。一件青铜器，一块石碑，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物，承载着历史的重量。相比之下，数字信息虽然方便传播与保存，却是易变的、可篡改的。一张数码照片，一个电子文档，都可以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被修改到面目全非的程度。当我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存储时，历史的真实性也面临着挑战。更重要的是，笔墨交往中的那种仪式感与专注度，乃是数字时代所无法获得的。磨墨展纸，沉思酝酿，然后下笔，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电子邮件的即写即发，微信的碎片化交流，很难培养同样的心境与态度。
有关人生“最后”的回忆，需要后来者的回忆，复又后来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当纸质的温情慢慢消失，还有后来者吗？所以，今时今日书法家的使命不仅在于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创作，更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坚持日常书写，真实地记录时代的存在和变迁。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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