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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
张科长虽然把档案收回,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档案中少了两页纸。这是余瘦君不告而取,这是为了防止泄密,因为若是直接调取档案,那对方人家就知道他的调查对象是谁了,保不齐走漏风声。
返回章公馆,余瘦君取出他带来的收发报机,向上海市海南路“华东八室”驻地发了一封密电。“华东八室”电台报务员收到密电后,马上上楼送交甄主任。甄真译阅电文,立即使用内部电话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局,要求他务请指派一名指纹专家,尽快前往苏州市有名的“如意面馆”与“华东八室”的联系人见面,进门跟迎客伙计说窦先生请的客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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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余瘦君这边,当即往“如意面馆”打了个电话,自称姓窦,要求两个半小时后使用二楼的包房。余瘦君抵达面馆后,从上海驱车赶来的笔迹专家丁专家及助手已在包房等着他了。余瘦君点了酒菜,在等候上菜的时候,验看了对方出示的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证。
丁专家是一名留学法国攻读痕迹鉴定专业的海归,解放前在法租界警务处高薪聘为刑技员,专门负责笔迹鉴定。待上海解放,经军管会审查批准,他成为上海市公安局的刑技鉴定警员,其技术据称在沪上警界排名第一,因此他被甄真主任定为首席笔迹鉴定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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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瘦君要求丁专家鉴定的是,他先前从苏州市邮电局“顺”出来的两份材料:一份是临顿路血案发生时的当班话务员包丽婷亲笔填写的一张表格,另一份则是1949年4月5日邮电局机房当班话务员的签到表。
余瘦君没有接受过笔迹鉴定方面的正规培训,但他发现1949年4月5日下午至晚上这个班次负责临顿路片区交换台的当班话务员不可能是包丽婷,他还是需要一位笔迹专家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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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菜上齐,余瘦君关上包房门,言简意赅说明情况。助手则把桌上的菜肴移至一边,腾出位置供丁专家进行鉴定,丁先生经过鉴定后,很快就得出结论:签到表上的“包丽婷”三字与那份由包丽婷亲笔填写的表格上的字迹系两个人的笔迹。这个结果在余瘦君的意料之中,于是余瘦君就问,那么请问丁老师,冒充包小姐在签到表上签名的是谁?接着余瘦君又指了指案发当天的排班表,这个冒充者是否在这些话务员中间?
丁专家拿起那纸排班表,眯着眼睛略一扫视,又拿过放大镜上下移动反复比对,最后,指着其中一个然名,“应该是这位小姐代签。”这个签名是——祝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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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瘦君随后调取了祝瀛珠档案,是江苏昆山人氏,时年二十八岁,十年前嫁了个名叫巫梦源的男人。巫梦源自小聪明伶俐,初中毕业考入南京邮电学校,这是全国最正宗的邮电学校,而且学的是电报专业,而把邮电行业当时是“金饭碗”,说是永远不会失业,即使是打起仗来也需要邮电局。早年军阀混战时爱搞戒严,邮差却从来不禁。
巫梦源考入南京邮电学校后,巫梦源的父亲与祝瀛珠父亲就给两个孩子定亲,巫梦源从南京邮电学校毕业,进了南京电话局工作,而且起薪破例按初级技师的标准,这可是干了三年才有的工资,原因就是就被“中统”看中,将其发展为安插在南京电话局的一枚暗桩。很快,巫梦源迎娶了祝瀛珠,经过一番操作,祝瀛珠进入南京电话局当了一名话务员。不久,这对年轻夫妇双双被调往苏州邮电局。抗战爆发后江南地区沦陷。巫梦源并未暴露,继续潜伏于苏州邮电局,还当了电报股长,祝瀛珠则继续当她的话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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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巫梦源被调往局本部担任少校科长,此时他“中统”特务身份也就公开了。他想携妻子同去南京,但祝瀛珠却想在苏州工作住,巫梦源无奈,就弄了一辆小吉普,每个星期回苏州一次。不想一年后,这个“中统”特务不知怎的突然连人带车一起失踪。三天后,他的尸体在无锡城外的太湖上浮了起来,法医检验结论是被勒死的。他那辆小吉普,则从此不见影踪。
其时“中统”改组为“党员通信局”,局长叶秀峰下令成立专案组调查,但没有任何结果,最后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叶秀峰为此让秘书给苏邮电局打电话,关照不得辞退祝瀛珠,更不准为难她,否则叶局长要他们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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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即便没有叶秀峰的关照,祝瀛珠在苏州电话局也混得不错,同事有困难的时候,她还经常伸手相帮,哪个话务员临时有事请她代班她从来没拒绝过,比如此刻被“华东八室侦查员余瘦君发现的她为包丽婷顶班之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解放后,祝瀛珠被邮电局辞退,这自然是因为她那个“中统”特务老公,在这种情况下,祝瀛珠开了一家烟纸店,兼卖杂货,勉强维持个温饱,由于是祝瀛珠打替补并代签,于是余瘦君决定调查祝瀛珠,为避免草惊蛇,余瘦君以税务局抽查账目为借口把祝瀛珠喊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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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滔于是授意跟税务局联系,待余瘦君赶到税务局时,祝瀛珠已经拿着两个账本坐在接待室里等着了,余瘦君开门见山,问她替包丽婷顶班之事。祝瀛珠不回避侦查员凌厉的目光,坦然承认确实帮包丽婷顶过几次班,而且这种打替班情况其他同事也有很正常。
至于4月5日那天顶班的事了。祝瀛珠回忆道,那是最后一次为包小姐顶班,因为那天包丽婷亲戚来找她,说是她嫡亲舅舅下午殁了。按照风俗,包小姐必须马上去奔丧,去了至少得在丧家待一个昼夜。包丽婷就让祝瀛珠代个班,祝瀛珠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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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瘦君又问当天傍晚从临顿路“避风堂别馆”打出的那个电话是不是她转接的。祝瀛珠表示:“避风堂别馆’那是私人电话吧?那要向总机报出电话号码的。”
余瘦君寻思就换了个方式问:“那个时段有没有要求转接警察局、保安团、城防司令部之类地方的?”
祝瀛珠说:“有,那天傍晚有个男的来电话要求我接警察局的,是我给他接过去了”
但至于此人的电话号码以及此人的声音有什么特征就想不起来了,毕竟时隔一年多时间了,祝瀛珠唯一记得就是,那个男子说话声音很小,起初她没听清对方要转接哪里,连问了两遍。对方很不耐烦,稍稍提高了声音,恶狠狠地说,我要接市警察局总机!十万火急,耽搁了不但你吃罪不起,只怕你们局长也要丢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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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瀛珠被他这么一说,用右手扯起主叫电话的插头,往最上面警察局总机的接线孔里插。与此同时,她看见至少三四个接线孔下方的通话灯灭了,表明通话已经结束,下意识地用左手把那几个插头拔下来。由于被男子威胁的语气搞得心烦意乱,那个主叫电话的插头又在里面最后一排,结果几根插头线就绞在了一起。当时已经接通警察局总机了,祝瀛珠生怕影响通话,只得等待通话结束,才解开纠缠在一起的插头线。
询问完毕之后,余瘦君又去了一趟邮电局,去核对祝瀛珠所谓的“里面最后排”的机主号码,技术人员证实,“里面最后一排”的机主中,果然有临顿路“避风堂别馆”的电话号码。该号码在出事的次日即停止使用,邮电局指派外线工剪断了电话线。余瘦君想弄清楚是何人或者何方要求这样做的,但资料里并无显示,甚至连派工单都没有。于是,他要求保卫科把外线段现任段长老闵找来了解情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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