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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定仙（1912—2000），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曾用名李仲超，湖北武汉人。1928年先后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1930年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师从黄自学习作曲，又随吕维钿、查哈罗夫学习钢琴。1932年由学校推荐兼任上海两江体育专科学校钢琴教师，开启教学生涯。1934年至1936年，任陕西教育厅音乐编辑。1939年到重庆，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音乐期刊编辑。自1940年秋起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后迁南京）任教，初任钢琴教师，不久后任理论作曲组主任、教授。1950年起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系主任，1961年至1983年任该院副院长。历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事、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主要作品有独唱《岁月悠悠》《静境》《前途》《春光》，女声合唱《春晚》，齐唱《新中华进行曲》《打杀汉奸》，合唱《为了祖国的缘故》《鹿鸣》，钢琴曲《摇篮曲》《变奏曲》《舞曲》，交响诗《烟波江上》，交响曲《沧桑》，电影音乐《早春二月》等。

江定仙于辛亥革命次年（1912年）出生在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江家墩。其父江家瑞①是一名进步知识分子，曾亲历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与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等人是挚友。江定仙曾在父亲任教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附中和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上学，并曾受教于陈潭秋等革命人士。受家庭和学校老师的影响，他于“幼年时就在心底埋下了同情革命的种子”，② 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5岁经陈潭秋推荐，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做服务工作。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江定仙随家人迁居上海，开始接受专业音乐教育。1935年以后，他辗转于陕、沪、鄂、川等地，从事音乐编辑、乐队指挥、电影话剧配乐等工作（期间曾继续随黄自学习作曲）。1940年秋，他入职在重庆青木关成立的国立音乐院（1946年迁址南京），初任钢琴教师，不久后担任作曲理论组组长、教授（期间曾应著名歌唱家喻宜萱之邀，赴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一年）。

在国立音乐院，江定仙不仅是理论作曲组的领导者、建设者，也是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教授，思想开明的民主人士。他支持进步学生参加民主爱国运动，多次挺身而出为将被校方开除或被警方逮捕的学生据理力争，与其他教授们一起为入狱学生捐款。他还热心帮助热爱民族音乐的学生创办“山歌社”等音乐社团，曾为“山歌社”③编辑出版的《中国民歌选》撰写序言，并亲自改编《跑马溜溜的山上》（康定民歌，后更名为《康定情歌》）等多首各地民歌。

南京解放后，国立音乐院由南京市军管会接管，江定仙受聘担任工作组组长。他组织师生积极支持、配合军管会的接收工作，受到各方好评。之后，他被聘为南京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受邀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联、全国音协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音协理事）。

江定仙自幼喜欢音乐，尤其爱吹笛子、弹风琴。1930年，他同时考取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钢琴和理论作曲双科，随俄籍钢琴教师吕维钿、查哈罗夫学习钢琴，跟黄自学习理论作曲。作为黄自的“四大弟子”之一，江定仙不仅秉承了先生的音乐创作精神，更是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点。他的创作手法严谨精炼，音乐品格清新高雅。早在读书期间，江定仙即开始了音乐创作，作品包括艺术歌曲《恋歌》《静境》，钢琴曲《摇篮曲》（1934年获俄籍音乐家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曲”评选活动二等奖）等。同时他还参加了由黄自主编的初中音乐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所作《挂挂红灯》《南乡子》《渔父》《春光好》《田家忙》等8首歌曲被纳入该教材（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在“注意运用课堂所学知识”的同时，已有了作曲家的初步探索。就此江定仙曾表示，他是在研习了欧洲古典音乐和青主、黄自等中国第一代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经消化后出新的”。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江定仙满怀爱国激情，创作了《胜利进行曲》《打杀汉奸》《为了祖国的缘故》《国殇》《抗战女工》《焦土抗战》（后改为《抗战到底》）等一系列抗战歌曲。这些歌曲虽然题材、体裁各不相同，但创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情况下，用歌声激励中华儿女抗击日寇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奋勇向前。同时，这也是江定仙自觉承担起“对社会应负的责任”的一种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江定仙紧随时代步伐，积极深入人民生活，广泛接触、研究民族民间音乐，音乐创作有了新的面貌。他谱写了《行动起来，抗美援朝！》《翻身搞生产》《在新建设的城市里》《歌唱王杰》《黄继光》等一批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歌颂英雄人物的歌曲（涵盖独唱、合唱等多种体裁形式），编配了《上去高山望平川》（青海花儿）、《猜调》（云南民歌）、《放风筝》（湖南花鼓）等多首各地民歌。他认为，这些民歌“都是人民生活中最真实、最健康、最智慧的产物，都具有民族高贵、朴素的风格。这些东西如果能与现代音乐技术表现方法结合得很好的话，是可以放在国际的乐坛上媲美而无愧色的”。⑤

除了声乐作品，这一时期江定仙还创作了多首器乐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作的交响诗《烟波江上》（原名《武汉随想曲——第一次大革命回忆片断》）⑥。该曲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融入了作曲家个人的早期经历，凝聚了他的“全部热情与激情”，“是一部思想深刻、音响动人的音乐史诗，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⑦

此外，在江定仙的音乐创作中还有两部电影音乐可圈可点。一部是创作于1963年的《早春二月》，另一部是1982年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与日本作曲家林光合作）。这两部电影音乐均体现了江定仙精致细腻、朴实含蓄的创作特点，对于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提升影片的艺术境界和诗意美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教学、管理“双肩挑”，江定仙创作的音乐作品不是很多。“然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真诚地表现了内心的真情实感；都倾注了自己巨大的创作热情”。⑧

江定仙教授一生从事作曲教学工作，培养了大量优秀作曲人才。同时，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创始人、奠基人，他还承担了发展、充实、完善新中国专业作曲教学的历史使命。

江定仙的音乐教育理念清晰而深刻。他认为，作曲人才培养要把握好基础性、整体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基础性，是要让学生打牢专业基础，掌握音乐创作的规律。“基础根底不深的作曲家，即或可能名噪一时，但其作品终究要被历史遗忘。”他强调，作曲专业学生“要重视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的基本功训练，多做练习，以求精深”。⑨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应多讲授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掌握少而精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将每门课程中“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用最经济的方法使学生学会”。⑩他主张作曲教学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从声乐到器乐、由小型到中、大型作品依次进行。整体性，是要把作曲系设立的各门课程，看作是一个“相互关联、分工合作”的整体。他提出，要正确看待作曲技术理论课（专业基础课）与作曲课（专业主修课）的关系。作曲技术理论课是“将学生引到创作的大门口”，学生学完之后都要“归结到作曲课上”。例如和声学，“只是我们理论作曲教学中的一部分、一个环节。它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过去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为创作打下基础，是门很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课。但是不能因此便将它无限扩大”。⑪实践性，是指作曲教学成果的最终体现，是学生创作的音乐作品。他认为，从经典作品中总结规律、吸取精华（作曲技术理论课），是为了营养那些未来的作曲家，使他们茁壮成长，开出鲜花（写出新作品）。而在音乐创作中，“各种表现手法只是工具，必须要和所表现的内容及自己的音乐思维、音乐形象相结合才会有生命力”。⑫因此，教师要把对作曲技术理论的讲解与作曲家在作品中如何运用互相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多看多听一些东西，使其得到心灵上的启发”。⑬同时他也提出，要“把课堂作为与学生互相探讨学问的园地，彼此融洽平等，使学生有自我追求某种东西的要求”，⑭不读死书，不因循守旧。

江定仙的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有时要同时承担20余人的和声、对位、曲式、作曲课程。他给学生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治学的精通和教学的开通。他知识渊博，专业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讲起课来条理清晰，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润物无声。他注重对学生的启发与引导，不武断、不强求，多鼓励、少批评。他在为学生批改作业时，总是沿着学生的创作思路去考察，在发现有问题后，常常用对比的方法来说明为什么这样改，启发学生自己选择修改方案。“倘若需要改哪怕是一个音、一个和弦，他也思忖良久，并征求学生意见后方才下笔勾掉，从不大删大改，强加于人”。⑮他对学生的训练，既扎实、严谨，又灵活、务实，“并不死板地按照’规则’行事”。其学生、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曾回忆：一次，他的和声作业中出现了“一个’隐伏五度’，江先生一边弹奏一边说，这里有一个’隐伏五度’，从规则上说是不对的，但听起来还可以”。⑯这种“从不把一切都讲尽说绝，总给同学留有思索和体会的余地”的做法，使学生们“大都能获得坚实的专业基础，博取众家之长，同时保持各自不同的风格”。⑰

 江定仙教授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音乐教育事业。一个甲子的时光，使他成为“继第一代作曲家萧友梅、黄自之后，在教学岗位时间最长、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第二代作曲家”。⑱而除了这几个“最”字，人们更多敬仰他、怀念他的，是他思想的进步、为人的忠厚、治学的严谨和胸襟的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