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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荃：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广元这个地方很是奇葩，地处西蜀咽喉，秦巴锁钥，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贯穿全境，水陆码头沿江密布，辖四县三区之地却地大而物不丰，经济严重滞后，现在已经沦为五线城市了。

然而，广元却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稍显奇怪的是，市中心则难以找出，都在远离城区的郊县，这不能不说是件很怪异之事。

广元名人的发源地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南的剑阁普安，此处历史上便学风浓郁，名士频出，如南宋帝师之黄裳、明季执相宰之赵炳然，清世名臣之李申夫等等，皆为从剑门走出来的大名士，是广元文脉之所在。

而向北的苍溪旺苍一带，则因曾为红四军川北根据地，其中以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少将罗青长为首，有着数量众多的老红军；而后来的全国首富的王健林，作为“红二代”，大致也可归于那条线上之人。

然而，最让广元人民骄傲的，自然是女皇武则天，这位中国唯一的女皇出生于广元，是得到郭沫若的认可，所以，广元一直是自称为“女皇故乡”，可是，这个是大为值得商榷的。

首先，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武则天是生于广元，尽管并没有她确切的出生时间，但却可以通过她逝世的时间和年龄，倒推出其出生的日期，而在她出生的前后五年之内，其父亲正在长安为官，可见，她出生于广元之说实在是不成立的，除非是隔壁有老王。

我曾在八十年代初看过《广元县志》，里面的名人着实没几人，除了武则天之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吴海兰的广元姑娘，她是在1933年同驻防在三堆的一位国军连长结婚。

但三年后被其丈夫枪杀，据说因为她是共产党员，也有说她是给夫君戴了绿帽，真相不得而知，而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军悍将张灵甫。

由上述可知，尽管广元名人不少，但不是子虚便是早已湮没在历史帷幄深处之人，尽管现在有人将巴金或韩三平等人拉来站台，这些都是不能服众的，要是这样算的话，唐玄宗、杜甫、陆游，就都可以认为是广元人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没几人是真正能为广元扬名的，而真正能说是广元名人的，却是这被广元人民忽略的王桂荃。

王桂荃，又名王来喜，1886年出生于广元的一间破草屋中，父母是谁，叫什么，住哪里，皆无任何有效的信息，只给了她这个略带喜庆的名字。

她是那个时代贫困人家女孩子的真实写照，4岁时父母双亡，7岁时落入人贩子之手，如牲口般地被转卖了4次，10岁那年，她顶着一头的乱发，被卖进了顺天府尹李朝仪家中时，除了残存的懵懂记忆外，剩下的就只有上一户人家在她身上留下的鞭痕。

她年龄虽小，却勤劳踏实，手脚麻利又聪明伶俐，不久便成为这家大小姐李蕙仙的贴身侍女，这才算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王来喜天生聪颖，每当小姐读书时，她便在边上眼睛瞄着书上的字，默默地记着小姐念的每一句，久而久之，那些“知乎者也”也留存在她的头脑中，晚上就将这些字句写在碎纸片上，反复学习，时间一长，却也在暗地里成为一位不为人知的“小先生”了。

李家世代官宦，家境自是富裕，李惠仙是远近闻名的才女，不仅能文能赋，且琴棋书画无一不佳，登门求亲之人络绎不绝，她却相中了当时名声渐起的才子梁启超。

1891年，23岁的李惠仙如愿嫁给了19岁的梁启超，婚后夫妻琴瑟和鸣，恩爱无比，二人生有一子两女，长子就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后来还娶了个民国大才女林徽因。

王来喜作为陪嫁丫鬟很快便赢得了梁家人的喜欢，她老实本分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做着每一件她应该做的事，而且接人待物极有分寸，为此，梁启超也给她取了个新名字，叫王桂荃。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王桂荃也跟着李惠仙一起去了日本，在异国他乡，她不仅协助大小姐李惠仙操持家务，还努力学习日语，时间不长，便能流利地与日本人沟通和交流。

看着聪明的王桂荃进步，连梁启超也对她关怀另眼相看。闲暇时便开始教她识文认字，指导她读书，在梁大师的指导下，王桂荃的学识大增，远非一般佣人可比。

可惜的是，李惠仙体弱多病，而梁思成幼年时的身体也不好，为梁家子嗣计，李惠仙将目光转向了王桂荃，欲将这性格好又明事理的小姑娘作为夫君的小妾，来为梁家香火的兴旺做保障。

对于李惠仙的成全，情窦初开的王桂荃自然是感激不尽，她自认为命运女神终于开始对她眷顾了，能嫁给梁启超这样的大名士，是她从来也不敢想的，如果梦想成真，那是她一生最幸运的归宿。

可是，梁启超作为时代新潮流的引领者，一直是主张一夫一妻制，他甚至还曾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所以，他对夫人李惠仙的提议当然是严辞拒绝。

然而，家庭的实际情况又让他左右为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接受了夫人的成全，让17岁的王桂荃做了侧室。

但是，梁启超为了自己的名声，给王桂荃做了严格的规定，没有名分，不得以二夫人自居，连“姨娘”的名分也没有，孩子只能称呼为“王姨”，而他自己则称之为“王姑娘”，换句话说，她只是为梁家延续香火，子嗣开枝散叶的工具。

对此，王桂荃毫不在意，只要能同梁启超在一起，只要能服侍李小姐，只要能为梁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她就很满足了，至于名分，远不在她的考虑之列，也不是她能企盼得到的。

自1903年王桂荃和梁启超在一起后，这位无名无份的“王姑娘”为梁启超生下了7个孩子，除一个不幸夭折外，其他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这些孩子们都按照父亲的规定，一直都称王桂荃为“王姨”。

天长日久，现实中的梁启超也有为难之时，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让他颇为尴尬，直到1924年，在他与友人通信时，第一次将王桂荃称为“妾室”，而孩子们也在称李惠仙为“妈”的同时，背地里也称王桂荃为“娘”，这也给了王桂荃极大的安慰。

流亡日本十数年，梁启超时而国内，时而日本，总是没个安稳之日，一家人也随着流离不定；而李惠仙的身体也越来越弱，最终于1924年不幸病逝。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桂荃便成为了这个大家庭感情凝聚的核心和精神支柱，面对困难，她咬牙坚持，为支撑着这个大家庭而辛勤地忙碌着，对每个孩子她都悉心照料，所以，家中每个孩子对她的感情都非常深。

然而，不幸接踵而至，5年后，梁启超因庸医误诊，于192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临终前他拉住王桂荃的手说：“对不起，伺候了我一辈子，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而王桂荃则坚定地说，“放心吧，孩子们有我呢！”

梁启超逝世后，整个家庭的重担不得不落到了王桂荃的身上，家中9个孩子都需要她的呵护和关照，他们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4岁，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但王桂荃没有选择，她以中国女性的伟大和坚韧，将孩子们全部都抚养长大。

梁思成曾对“娘”有过中肯的评价：“她操持一大家人的吃穿，还要每天监督孩子们的学习，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应该完全归功于娘。”

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王桂荃卖掉了家中的房产，筹措资金供他们念书，白天，她上街卖豆浆，糊火柴盒，晚上，她就着昏暗的油灯，为孩子们缝补衣裳，以至于梁思礼后来回忆，“娘的手上永远有一股浆糊的味道，那是我们家最暖的味道。”

王桂荃一生都省吃俭用，她对自己吝啬到了极致，打工挣的每一分钱她都精打细算，维持着全家的花销。

尽管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却比谁都懂教育，她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无论条件如何艰难，都决心要把9个孩子全部送出国外留学，直到1941年，她将最小的孩子梁思礼送去美国留学，方才完成了她最终的心愿。

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地离开，她也成了留守在“饮冰室”的最后一个人。

她常对孩子们说的话是，“娘虽然没有文化，但你们不能没出息！”在她的努力和督促下，9个孩子中有3个考上了清华，2个进了南开，还有的去了哈佛和宾西法尼亚大学。

其中的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成为我国中科院的院士，而其他的子女们在科研、文学、考古和经济方面皆颇有建树，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所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来历，也是王桂荃一生最大的骄傲。

谁也不知道，在日寇侵华的日子里，王桂荃带着孩子是如何度过那艰难的时日，可以想像得出，那一定是异常艰辛和痛苦的，但是，无论是如何的艰辛，对王桂荃来说，那只是她人生中寻常的日程而已，孩子就是她的一切，她默默无闻地将他们培养长大，完成梁启超临终前的嘱托。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号召下，在国外的孩子们都选择了回国，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军人物，当人们都夸赞梁启超对他们的影响时，都忘却了这其中王桂荃为之所做出的贡献。

她的孩子们都星散各地，为了各自的事业离开了家，只有她孤独地守着老房子，盼着他们能在某一时刻回来看她，但是，这只是她的期盼，与她相伴的，只有家中的孤灯和窗外的明月。

然而，一生无名无份的王桂荃，到了晚年却遇到了灭顶之灾，由于她特殊的身份，文革中被戴上了“保皇党梁启超老婆”的帽子，她被赶出了家门，下放到了农村，她住进了牛棚，忍饥挨饿，在人们鄙视的眼光下苟且度日。

想当年，梁启超为了自己的形象没有给王桂荃名份；现如今，王桂荃却要为梁启超的过去买单，这样的委屈向谁去喊冤呢？

随着运动的加剧，她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不仅被人剃了光头，还被勒令每天清扫街道，批斗、挨打，交待问题，年逾古稀的王桂荃受尽了折磨，在生不如死的环境中痛不欲生，而她的孩子们也因为各自的原因，完全顾不上她。

1968年，王桂荃年老体弱且重病缠身，没有人照顾，更没有钱治疗，直到生命终结之时，她也没能等来孩子的一个拥抱，最后是死在了牛棚中，终年83岁。

没有人知道她是何时去世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去世时是如何的一个情况，因为，她是在死亡三天后才被发现，是一位好心的村民用一领草席，悄悄地将她草草地葬在了后山上，连个标记也没敢做。

直到运动的风暴过后，她的子女们才来到她逝世的地方，可惜的是，时过境迁，那山丘早已改变了模样，埋葬她的好心人也早已故去，没人知道，顶着“梁启超小老婆”名头的她葬在何处，只有那一丛丛的荒草，无声地看着这些来寻找王桂荃的陌生人。

在她去世27年后的1995年4月，孩子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坟茔旁边，种下了一棵白皮松树，名为母亲树，也算是为她立下一座衣冠冢，种下母亲树，年年敬俸，以寄相思。

王桂荃，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广元女人，命运让她进入了豪门大家，却又无名无份地终了一生，如同张爱玲所言，“卑微到尘埃里，开出花来”一般，成为民国众多女性人生的一个缩影。

她以自己的善良和大爱，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为梁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晚年孤独终老且尸骨无存，这是时代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讽刺，我实在是说不清楚，唯有扼腕的一声长叹。

民国女神林徽因曾这样评价她的婆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女子，对孩子们百般慈爱，思成就是依在娘的身边长大的，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

如今，那棵松树早已是亭亭如盖，静静地耸立在她为之操劳一生的梁家夫妇的墓边，微风吹过，飒飒作响，只是不知道，那风中是否带有家乡广元山风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