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被调回中央工作。当时，刘伯承已经就职于南京军事学院，而在西南局，唯一掌控全局的领导者是贺龙。因此，中央决定对西南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随即，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而张际春和李井泉则分别担任第二和第三副书记。关于这一职务排序，宋任穷曾表示过不满，认为张际春和李井泉的资历都应高于他自身。
对许多人来说，张际春的名字并不 familiar，但他的职位并不是微不足道，在第二野战军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刘邓两位首领。张际春属于资深的党内人士，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从国民党转向共产党，积极参与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不仅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还被迫离开了自己多年工作的岗位。1928年，张际春参加了由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随后便投入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从此在军队中始终负责政治工作。
早在1931年，张际春便已担任师政委，之后职位多次调整，曾担任过红一军团的宣传部长和公略学校的政委等要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主要在抗日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和工作，长期驻扎在后方。直到1943年，他被调任北方局，负责宣传工作并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抗战结束后，他真正加入了野战军的岗位，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1948年，他又被调任中原野战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成为继刘邓首长之后的第三号领导人。
1949年，张际春跟随刘邓进入大西南，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及西南局的副书记。1952年，随着西南局的干部调整，张际春被列为第二副书记，李井泉则为第三副书记，而宋任穷则担任第一副书记。
从背景资历来看，宋任穷与张际春不相上下，两人都有着在后方长期工作的共同经历。宋任穷主要是在地方上工作，而张际春则多在党政机关任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俩都曾担任过重大战略区的副职，宋任穷名义上担任华东野战军的第三副政委，而实际工作并不涉及前线。1949年云南解放时，宋任穷担任三兵团的政委，两人是上下级关系。
由于在云南负责任务两年，宋任穷被调任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是有其原因的，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全职的副书记，而张际春则在西南军区兼任政治工作，军政两职的兼顾使他的精力受到限制。同时，李井泉也同样忙于事务，他跟随贺龙多年，曾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与其搭档过，担任第一副书记协助贺龙是更为合适的安排。
当时，李井泉担任四川省的第一书记，四川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省，此前曾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相当于四个省份。如今合并后，管理工作需要一位有能力的人来负责。因此，李井泉不太适合担任第一副书记的职务。对于副书记的职务排序，贺龙则做出了明确表态：“既然中央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就不要再争论了，安心开始你的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