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敦煌别再光骂王道士了！这个有文化的师爷才是地道的文化汉奸，他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敦煌的罪人
莫高窟前，游人如织。当讲解员指向那座简陋的道士塔时，叹息声与咒骂声交织：“卖国贼！”“敦煌的罪人！”王圆箓——这个瘦小干瘪的道士，在历史记忆中已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可实际上，真正让斯坦因的驼队满载着二十九箱敦煌珍宝走的，不是那个看守藏经洞的农民、逃兵、道士，而是一位满腹经纶、精通官场规则的湖南师爷：蒋孝琬。
01
中文秘书蒋孝琬，满腹经纶的文化汉奸
王道士并不是没有为保护莫高窟努力。
藏经洞发现后的七年里，这个湖北麻城出身的穷道士，多次跋涉求告官府：他步行五十里向敦煌县令严泽呈上经卷，却被视为废纸；向进士出身的新县令汪宗翰报告，只换来一句敷衍的“好好看管”。
他甚至驱赶毛驴驮着两箱经卷，冒着狼群劫匪的危险行程八百里，向肃州道台廷栋求助。这位书法家道台细细端详经卷后，竟嗤笑古人书法不如自己，将王道士打发回敦煌。
七年间，清政府的漠视让王道士从希望变成绝望。
而蒋孝琬的出现，精准刺中了王道士的软肋。
这位湖南师爷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为斯坦因编织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他将斯坦因包装成“从印度来的取经僧”，宣称要将玄奘带回中国的经卷重新请回佛国。
我们前面说了，王道士本质上就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所以他对佛教、道教的认识也就是基于对《西游记》故事的理解，在他心目中，斯坦因真成了蒋孝琬说的西来玄奘，只是要把经书带回他们本来的地方。
而偏偏这时候斯坦因看到他抠抠搜搜拿出来的写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经名下还有玄奘的名字。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太好解释了！这是唐僧的在天之灵让斯坦因帮他把这些藏经带回印度去！
虽然我们觉得这很荒谬，可这个巧合促成了王道士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在王道士眼中，这不再是文物交易，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佛法轮回。
这些“巧合”和包装斯坦因当然不懂，这全是他身边的中文秘书蒋孝琬的才华！
斯坦因(右),王圆箓(中),翻译蒋孝琬(左)盗卖文物后合影
根据斯坦因的记载，蒋孝琬思维清晰敏捷，能言善辩，是个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有很深的古文功底，对古物与考古有兴趣，擅长古物鉴赏。
然而，这个满腹经纶的书生却怀才不遇，仕途坎坷，只能做个师爷的角色，这对于”学而优则仕”观念浓厚的蒋孝琬乃至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难免是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当他“有幸”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斯坦因服务时，他认为苍天开眼，自己转运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甚至觉得，自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尽心辅佐斯坦因，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让那些瞧不起自己的官老爷们后悔当初不重用他。
他不折不扣地这么做了，当斯坦因不懂中文、不知如何与王道士周旋时，蒋孝琬不仅充当翻译，更洞悉王道士对官府的怨恨与不信任。他让斯坦因避开与当地官员的直接接触，利用王道士对官府的失望，促成了一场“民间交易”。
满腹诗书的蒋孝琬，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掠夺祖国的工具——这种背叛，比无知者的过失更令人心寒。
02
人人喜欢的斯坦因：金钱包裹下的骗子
说起来非常讽刺，斯坦因在各方面都非常招人喜欢。
他是个非常善于交际的人，虽然他说自己中文不太好，可是他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办事的两大主要矛盾：钱和权。
对当地官员，他时不时送点西洋的小礼物和财物拉拢关系，对下面的小鬼也不轻易得罪，大事小事都点意思。在他第二次考察结束后，他还列举了一份应该受到印度政府感谢的清朝官员名单，而英属印度政府不仅感谢了，还特意提醒清政府必须转达到个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用起像蒋孝琬这样迂腐的失意读书人肯定不在话下了。
首先他利用了蒋孝琬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心态，在每个地方需要访问当地的官员时都是由蒋孝琬出面，极大地满足了他“让你们看看我到底行不行”的愿望。
当王道士因官府压力而犹豫不决时，斯坦因主动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西北长城沿线进行考古发掘，将谈判全权交给蒋孝琬。
这种看似退让的策略实为高明的心理战——既减轻了王道士与外国人直接交易的负罪感，又让蒋孝琬得以充分发挥其本土优势。在斯坦因的考察笔记中，蒋孝琬被赞誉为“无价之宝”，其价值甚至超过文物本身。
第一次探访莫高窟时，斯坦因就已经从一卷写经中看到了这些宝物的价值，可是即使他非常迫不及待地和王道士见面，真见到的时候他依然是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甚至在看完王道士展示自己四处化缘的功德簿时，表示自己是为了做功德，给莫高窟的修缮捐一笔数额不菲的欠款，再“换”走一些写经做研究、继承玄奘的衣钵。
就这样，斯坦因一共拿走了约12000件敦煌文物。具体说来，在1907年从敦煌的藏经洞中盗走了9000余件手卷写本和500多幅绘画。此外，他在1914年再次到敦煌时，又从王圆箓手中购买了570件文书。
斯坦因的盗掠行为对敦煌文物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敦煌文物的总数估计约为6万多号，而斯坦因一次就盗取了五分之一，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文物现在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博物馆和机构中，其中英国收藏了约1.33万件。
03
忠心耿耿的文化汉奸，野心勃勃的文化强盗
斯坦因与蒋孝琬的组合是莫高窟灾难的开始。1907年5月的那个夜晚，当王道士最终默许他们进入藏经洞时，中国最珍贵的文化宝库就此被撬开。
斯坦因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记录：“十六个月后，所有装满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它美术遗物，平安地安置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而这些只是灾难的开始。
更令人痛心的是文物的筛选逻辑。
斯坦因曾说：”因为我的中文很不好，可以说是基本不通，所以一路上包括对出土物文字的解释与翻译、文物的认识与鉴别、资料的整理工作都需要由蒋孝琬来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中文比我好的缘故，而是因为蒋孝琬本来曾经在官府当过差，对于与官府周旋很有一套。还有就是他本身所特有的文化素养与书生气质，让他在关系疏通方面游刃有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需要访问当地的官员时，都是由蒋孝琬出面，作为主要调解人，这为我的探险考察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蒋孝琬在我探险过程中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敦煌的千佛洞和王道士的周旋，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王道士，使我成功地带走了我所想要的一切宝物。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这次没有蒋孝琬的努力周旋，我的探险考察就极有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就算是我能拿到那些藏经洞文物，也非常有可能在半路上被那些劫匪抢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蒋孝琬对我有多么忠心。”
斯坦因坦承：王道士想保留那些书法精美的佛经，而他则刻意选取了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带有题记的文献以及非佛教典籍。蒋孝琬的学识使得这种系统性筛选成为可能——他们带走的恰恰是敦煌宝藏中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包括后来震惊世界的《金刚经》印本、粟特文信件等无价之宝。
可见蒋孝琬在这次斯坦因考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完全成了斯坦因的代言人。蒋孝琬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这对组合的成功引发了连锁灾难：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接踵而至，凭借流利汉语进入藏经洞，以500两白银掠走7000件经卷精华；
😱1911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交涉获取”数百经卷；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测绘洞窟后，劫走多块壁画、绢画和写经；
😱1924年，找不到经卷的美国人华尔纳不甘心空手而归，用化学胶水剥取壁画，导致绝世艺术惨遭破坏。
短短十余年间，敦煌文物流散至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的痛心局面。而这一切的开端，正是斯坦因与蒋孝琬那场“完美合作”。
1931年，王道士在贫病交加中离世。当地百姓的唾弃使他晚年形同疯癫，弟子们只敢为他立起简陋的泥制墓碑。
而蒋孝琬——这位助纣为虐的师爷，却消失在历史迷雾中，未留下任何忏悔或结局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