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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华北平原是古代中国的腹心，那么陕西可以说是华夏之脊。
这一腹一背，支撑起了北中国的主体。
当帝国取得河套地区，披上帝国之铠，掌控河西走廊和辽西走廊这两条帝国之臂，完整的帝国体就形成了。
陕西，古代中国的帝国脊背，拱卫了大半个中国的地缘安全。
从整体地形看，陕西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地三个地理单元，位居中国第二阶梯的核心位置，地跨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分属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
陕西，中国的地理圆心所在，是省级邻居最多的省份，连接了华北、西北、西南、和华中四大地理板块，是中国地理拼图最重要的一环。
从文明的角度看，陕西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秦汉前后的两个千年时间，陕西都是中国地缘核心之一。
我在河南，因何成为中原？一文中提到，河南是最早的“中国”，是中国成熟文明的发祥地。
但如果向文明源头追溯，陕西，才是华夏文明的火种之地。
 
华夏火种
在农耕文明诞生之前的上古时代，北中国分布有西羌、东夷两大族群，这里的“羌”和“夷”自然没有任何贬义意味，因为大家都处于相对蒙昧的社会形态。
之所以有“羌”和“夷”的区别，并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所生存的地理环境不同，诞生了两种社会形态。
西羌族群主要生活在北中国第二地理阶梯——黄土高原，半干旱的地理环境，森林草原过渡的地貌，让他们的生产方式更偏向于牧业；东夷族群则在生活在华北平原低地，相对湿润的气候，茂密的森林，遍地的湖沼，让他们的生产方式更偏向于渔猎。
在甲骨文中，“羌”带有羊角，而“夷”则是带有箭头，形象地传达出他们不同的社会形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未来的华夏文明角逐中，西羌族群和东夷族群谁能胜出则取决于他们谁先迈入农耕社会。
而谁先迈入农耕社会则取决于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谁生存的土地更适宜原始农业。
黄土高原，我们印象中的贫瘠之地，凭借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土质成为原始农业天选之地。
黄土高原土层厚度为80-400米，由风沙堆积而成，由西北向东南按照土壤颗粒大小分为三个黄土带：沙黄土带、典型黄土带和黏黄土带。
沙黄土含沙量高，颗粒最大，土质疏松但难以含水；黏黄土颗粒最小，容易含水但土质稍硬；中间的典型黄土则适中。
今天的陕北和甘肃东部的典型黄土带，凭借着疏松且略呈碱性的土壤，半干旱的气候，结合雨热同期的季风降水，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原始雨润农业。
这种农耕有独一无二的特点：

  • 首先，黄土高原的典型黄土十分松软，仅用石器、木器和骨器就能耕种，同时期的其他土地则稍显坚硬。

    陕西，华夏之脊

  • 其次，年复一年的西北风不断带来新的黄土，补充土壤肥力，不至于肥力退化过快。

  • 再次，土壤具有竖向纹理，通过毛细效应让水和营养物质输送到表层土壤，具有自肥性特点。

  • 最后，降水量400-600毫米之间，冬冷夏热，雨热同期，十分有利于谷物种植。

同时期的华北平原则是湖泊、沼泽、森林、盐碱地遍布，土地坚硬，以石器时代的工具几乎无法耕种。
即使是黄土高原上的关中平原和汾河谷地，其环境也比华北平原好不哪去，于是，规模农业诞生于陕北高原，自然，西羌族群在未来的角逐中赢得了先机。
出身西羌族群的炎帝和黄帝部落最终战胜东夷族群的蚩尤，获得了天下共主的身份，炎黄二帝成为了华夏人文始祖。
为了控制东方，炎黄部落进入黄河中下游的河南，但在黄帝叶落归根的时候，其陵墓选址在族群祖居之地——陕北高原。
 
从黄土高“塬”到天府之国
蚩尤的失败并不代表东夷族群就没了机会，在夏朝衰落之后，以青铜冶炼见长的商壮大起来，最终灭掉了夏，成为了更强大的天下共主。
东夷族群出身的商壮大得益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华北平原虽然仍不能大规模开发，但治水之后的黄河冲积扇和太行山前冲积平原已经成了农耕基地。
此时的农耕技术仍然原始，以至于同一个地方耕作十数年即耗尽土地肥力，为此，商朝不得不频繁迁都，直到更先进的耕作技术成熟，商朝才成为完全定居社会。
而此时的黄土高原，也随着耕作技术的成熟，开启了农耕中心的转移。
有了金属工具，关中平原的较为坚硬土地有了开垦条件，更加平坦的地形，更多的灌溉水源，更高的全年积温，显然更适宜农作物生长。
只是，关中平原海拔最低的河谷地带，仍是沼泽、盐碱地遍布，并不适宜生存，而盆地边缘的黄土高台——“塬”，成为西羌族群的聚居之地。
渭河盆地边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黄土台地，在流水侵蚀之下边缘陡峭，但顶部平坦，土质疏松适宜耕种，且易于防御。
它们主要有周塬、五陵塬、白鹿塬、长寿塬等，“塬”是现代词汇，古称“原”，所以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地名就浮现在我们眼前。
虽然白鹿原、五陵原知名度更高，但岐山脚下的周原是关中最大的黄土塬，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看名字就知道，这是周朝的龙兴之地。
周朝兴起之后，为了控制整个关中，把中心迁往丰镐两京，也即是今天的西安地区，凭借着白鹿原、少陵原、龙首原、乐游原、高阳原、细柳原等塬面拱卫中心。
平王东迁之后，周的统治中心进入河南洛阳盆地，黄河冲积扇和太行山、泰山等山前冲积平原的开发让东方诸侯国生产力越发壮大，在北中国的东西之争中占据优势。
关中平原的秦，从陇西之地进入关中后定都咸阳，位置在渭水之北的五陵原，所以五陵原也叫咸阳原。显然，仅仅依靠塬面带来的农业生产力已经不能让秦在诸侯争霸中胜出。
时间进入战国，炼铁技术持续发展，铁器开始普遍出现，并由此引发了农业革命，周制定的“井田制”崩溃，各国私垦土地开始占据主流，平原进入大规模开发时代，关中的渭河平原也不例外。
第一个被大规模改造的是郑国渠灌区，以泾河和北洛河为水源，利用地势形成自流，改造、灌溉渭水北岸的大片土地。
河谷低地的沼泽、盐碱地被淤平、冲淡，原来的不毛之地变成良田，雨润农业和灌溉农业相结合的方式让粮食产量大增，渭河平原被改造成了关中粮仓，秦国的实力开始赶超山东诸国。
随后不久被改造的还有远在西川的成都平原，都江堰和郑国渠两大灌溉农业区支撑了秦国吞并天下的雄心。
在郑国渠的基础上，汉又开凿了白渠、龙首渠、成国渠、六辅渠等灌渠，整个关中成了第一任“天府之国”。
 
哪里才是“陕西”
渭河平原成为粮仓之后，关中成为了北中国西部板块的绝对核心，围绕着关中的地缘博弈愈发激烈。
对统治中心在此的政权来说，如何守护关中的安全成为生死存亡的大事。
我们把视野放大，看一下关中周边的地缘板块：南面是高大连绵的秦岭，是天然屏障，东北方是黄河冲刷出来的晋陕大峡谷，东部是渊停岳峙的黄河三门峡，西北部则是广阔的黄土高原。
黄河以西的黄土高原又被分为三部分，从东向西以子午岭和陇山（广义为六盘山脉）为界，分别是陕北高原、陇东高原和陇西高原。
周灭商之后，营建东都洛邑以管理东方，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和召公辅政，双方以三门峡境内的陕原（今三门峡陕州区）为界，周公治陕西，召公治陕东，“周召分陕”是陕西之名的源头。
地缘上看，河南三门峡和陕西一体，双方语言、生活习俗有很多相似之处，函谷关以西均是关中。
关中的西北方没有明确的天险屏障，陕北、陇东、陇西三片高原均能长驱而入关中，所以，控制这三片高原才能获得战略缓冲。
事实上帝国也是这么做的，秦统一中国之后，三片高原分别置上郡、北地和陇西三郡，以拱卫关中。
于是，“陕西”的地缘范围就明确了，陕北、陇东、陇西、关中平原，加上河南的三门峡即是完整的地缘板块，再分设函谷关、萧关、散关、武关等军事要塞，关中固若金汤。
当帝国统治中心在关中的时候，行政区域按照这样划分自然是最合理的；但当帝国统治中心不在关中的时候，这样就太危险了，关中很容易形成割据政权。
清朝灭准噶尔汗国之后，西北军事中心西移，再以关中平原为基地鞭长莫及，同时为了防止关中板块割据，康熙年间执行“陕甘分治”，把陇西高原和陇东高原划入甘肃，三片高原仅陕北高原留在了陕西，甘肃对关中形成地缘压制。
 
蜀道难
多数人印象中的陕西是一个北方的中西部省份，不过，陕南的秦巴山地确是不折不扣的南方地理特征。
秦岭和米仓山-大巴山隆起，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凹陷，形成“三山夹两盆”的地形，自然而然，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成为陕南的人口聚居区。
关中和汉中之间，汉中和四川盆地之间，通过秦岭、米仓山和大巴山的数条峪谷连接，这些狭窄难行的道路被统称为蜀道。
虽然蜀道难行，但确是关中和川蜀之间唯一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设有诸多险关要塞，如散关、剑门关、阳平关等。
古湖沉积而成的汉中盆地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远大于安康盆地，土地更加平整，是陕南绝对的核心。
当然，在地缘博弈中，汉中盆地的生产力不是最重要的，它的位置恰好处于关中和四川盆地的中间，关中和川蜀无论谁控制了汉中盆地，都可以对对方形成战略攻势。
鉴于秦岭更加险峻，米仓山相对低平，汉中盆地如果掌握在关中政权手里，那川蜀政权可以说是危如累卵；如果汉中盆地掌握在川蜀政权手里，川蜀至少可以维持战略均势。相关的故事在三国时期已经被大家耳熟能详。
对统一的政权来说，四川盆地比关中更适宜割据，所以，为防止四川盆地割据，元代把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划入陕西，直至今日。
同样，为了对荆州地区形成地缘压制，南阳盆地在划入河南的同时，武关道经过的商洛地区也被划入陕西。
镇西北、控巴蜀、连中原、通荆壤是陕西的地缘特征，同时又被甘肃压制。
 
两京走廊
沿着中国第二、三级地理阶梯分水岭的位置画一条直线，按照地理常见的上下游概念，西部可以称之为“上中国”，东部称之为“下中国”。
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上下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不明显，要感谢母亲河——黄河和长江。黄河在三门峡劈开“神门、人门、鬼门”，把北中国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连为一体；长江劈开巫山三峡让南中国东西部紧密相连。中国从此融为一体。
陕西和河南分别处于“上、下中国”的地缘中枢位置，这是陕西和河南的优点，也是短板，陕西无法控制中国东部，河南无法控制中国西部。
这也是为什么定都关中的政权，必须营建东都洛阳，关中政权只有通过河南才能把触角伸向全国；同时，定都东部的政权也必须营建西安镇抚西北。
于是，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两京走廊。
两京走廊从长安出发，经过渭南、华阴，到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潼关，沿着黄河再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函谷关，然后穿过北中国东西分界线陕原，分南北两支进入洛阳盆地，最后抵达洛阳。
一方面，两京走廊是战略要地，特别是中条山和崤山之间的黄河大峡谷，东西向仅有一条通道，其中的潼关、函谷关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军事要塞，是中央军重兵驻守之地。
两京走廊过于狭长，其南北的地理单元同样重要，中条山之北的河东地区，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也在帝国中枢范围；同样，走廊南边的洛河河谷也不能有失。
汉代，长安（京兆）、洛阳（河南）、河东和弘农四郡，加上拱卫两京的右扶风、左冯翊、河内郡，组成司隶校尉部，成为帝国中枢。
另一方面，从西汉开始，世家大族崛起，出于政治或者抑制地方豪族的需要，不断有士族迁往两京及两京走廊地区，关陇、河东、河南这个帝国钝三角遍布世家大族本部或者分部。
两京走廊在盛世成为帝国财富和物流汇聚之地，代表着古典中国内陆经济的巅峰时刻。
长安和洛阳，一西一东，这对帝国双生子的城运，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典中国的国运。
即使放在今天，西安和洛阳的城运，也是中国文化回归和经济内循环的标志。
 
从长安到西安
陕西的没落是陆权的没落，唐宋之后，一系列自然和技术变化让人类更加向海而生。
首先，气候的变化导致关中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北中国的黄土高原板块逐渐凋零。
第二，东亚稻作农业迎来技术革命，水稻土的成熟和以占城稻为代表的高产谷物让南方低地生产力大增，经济中心彻底转移。
第三，人类风帆贸易走向大洋深处，东西方的贸易走向规模化成熟化，东南成为贸易桥头堡。
关中甚至河南都已经不再适宜作为帝国中枢，长安，这个王者之地也变成了西安。
它，代表的只是中国西部中心。
陕西的再度复兴，需要陆权复兴和经济内循环作为背景板。
在我国高铁规划图中，西安和郑州是全国唯二高铁呈“米”字的城市，是陆路交通枢纽。
高铁枢纽只是表象，其真正内核是我国唯二腹地之一。
“百年变局”之下，外部愈加动荡，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出于经济发展考虑，内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就需要加强腹地的建设，通俗说即是三线建设。
而我国唯二的腹地即是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其核心城市分别是成都和西安。
2022年，西安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成为中西部首个双中心城市。
国家战略层面上，西安的定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节点，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支撑；产业发展上，西安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及新材料等领域拥有雄厚的基础，在数字化、智能化和文创领域也发展迅速。
民族的复兴需要内陆的崛起，动荡的世界更需要内陆的繁荣，亚洲大陆的联通也需要关中的支撑，只要这个背景不变，陕西就未来可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