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12月22日，伊藤博文就任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标志着明治政府正式确立近代内阁制度。这届内阁以长州藩为核心，成员包括外务大臣井上馨、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大藏大臣松方正义等明治元老，形成由藩阀政治主导的统治格局。
内阁初期以井上馨的欧化政策为中心，积极推动条约改正，但因触碰民权运动底线而颁布《保安条例》，导致社会矛盾激化。1887年井上馨辞职后，大隈重信接任外相，引发保守派不满，最终导致内阁倒台。
尽管这届内阁存在时间短暂，却为近代日本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其政策导向和权力结构对明治中期的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内阁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长州藩（今山口县）人，明治九元老之一。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任期内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作为日本首任首相，他主导建立近代内阁制度，为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奠定基础。1887年9月临时兼任外相期间，与井上馨密切配合推进修约谈判。同时，其长州藩背景深刻影响明治政府权力结构，确立了藩阀政治的基本格局。
外务大臣
井上馨，长州藩（今山口县）人，明治九元老之一。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任外务大臣期间，主导推行”欧化新帝国”政策，通过鹿鸣馆外交试图改变西方对日本的歧视。1887年9月与暂时兼任外相的伊藤博文密切配合，共同推进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虽因西方强国的阻挠未能成功，但其务实的外交策略为明治初期日本的外交走向奠定了重要基础。
伊藤博文（1887年9月16日临时兼任）
大隈重信（1888年2月1日任），肥前藩（今佐贺县）人，自由民权运动领袖。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任外务大臣期间，主导推动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和确立关税自主。其外交理念与伊藤的保守路线产生根本冲突，最终因政见不合遭罢免。
内务大臣
山县有朋，长州藩（今山口县）人，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近代陆军奠基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任内务大臣期间，主导推行郡区町村制改革，构建近代地方行政体系；颁布《保安条例》镇压自由民权运动，逮捕民权派领袖以巩固藩阀统治；通过警保制度将军事力量渗透至基层行政；同时配合陆军改革完善征兵制度，强化国家军事动员能力。其政策凸显长州藩势力对内政的全面把控，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成型奠定基础。
大藏大臣
松方正义，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人，明治九元老之一，财政改革家。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任大藏大臣期间，主导奠定日本近代财政体系：推行地税改革促进土地商品化，建立国立银行准备金制度稳定金融，通过”秩禄处理”转化武士俸禄为国家资本。其”松方财政”政策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奠定基础，并确立了大藏省对财政的长期主导权。
陆军大臣
大山岩，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人，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近代陆军奠基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任陆军大臣期间，主导构建日本近代陆军体制：推行国家军国主义化，建立参谋本部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体系，并实施征兵制改革。其融合普鲁士经验与日本实际的军事思想，为甲午战争准备奠定军事基础。
海军大臣
西乡从道，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人，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近代海军奠基人。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任海军大臣期间，主导日本海军现代化改革：引进英制铁甲舰，推行《海军扩张案》，使海军吨位十年内跃居亚洲首位。而其”速战速决”海战战略也为甲午战争夺取制海权奠定了基础。
大山岩（1886年7月10日兼任）
西乡从道（1887年7月1日任）
司法大臣
山田显义，长州藩（今山口县）人，日本近代司法改革的奠基人。他主导编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近代法典，推动日本司法体系全面欧化。同时，其文武兼备，不仅镇压了佐贺之乱、西南战争等叛乱，更通过颁布《保安条例》，强化政府权威，为明治维新后的法律现代化奠定基础。
文部大臣
森有礼，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人，日本现代教育之父。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期间主导了教育改革。1886年颁布《学校令》，构建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确立国家主义教育方针。其改革以德国模式为蓝本，通过《帝国大学令》等法令强化中央集权，将教育纳入国家现代化战略。
农商大臣
谷干城，土佐藩（今高知县）人，原陆军四将军派骨干。他在第一次伊藤内阁中担任农商务大臣期间，以反对欧化政策著称。因不满井上馨的条约改正方案，他辞职离任，成为内阁中藩阀矛盾的缩影。任内虽短，但其保守立场与军事背景，折射出明治初期改革派与国粹派的激烈博弈。
西乡从道（1886年3月16日兼任）
山县有朋（1886年7月10日兼任）
谷干城（1887年6月24日任）
土方久元（1887年7月25日任），土佐藩（今高知县）人，宫廷重臣。他作为土佐藩代表担任第一次伊藤内阁农商务大臣，任内推动殖产兴业政策，促进近代工业发展。其保守的宫廷立场与内阁欧化倾向形成微妙平衡，后期转向宫内事务，成为明治天皇时期皇权伸张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