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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乡间贼、盗、痞曾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三大主要隐患。贼者，窃贼也，俗称小偷，常以私密行经窃取财物；盗者，强盗也，拦路抢劫；痞者，地痞、无赖也，常拦路行敲诈勒索之行经。

不过，旧时仙居民间较之于贼秘密行為，盗和痞的行经更易引发民人的关注。盖盗者常出没于荒郊野外——仙居永安溪两岸万山蚕从，多古道径行，至地僻人稀之山岭，如古通、黄榆、大陈诸岭，常有强盗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痞者常出现于闹市、通衢，肆意滋事，构陷借口，勒索财物。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地痞的行经，在仙居民间还常与“敲竹杠”一词联系在一起。是故，此类地痞、無賴又称“敲竹杠人”或“敲竹杠客”。

“敲竹杠”较为常见的解释是寻找弱点构陷由头勒索财物。对于该词的起源，有官府缉私、坐商抬价、恶霸敲诈等多种说法，主要的情形就是将钱财、违禁物品等装在竹杠中逃避稽查或劫掠，官员、恶霸则以敲击竹杠勒索财物。不过，相关的文献表明“敲竹杠”一词可能最初开始于江浙一带，时间大约在晚明至清代中后期，后随着商贸的互通，传播至上海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

如在晚清以吴语为代表的写作中，通俗小说《官场现形记》、《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九尾鱼》等已经普遍使用“敲竹杠”一词。民国徐珂的《清稗类钞》在解释上海方言拆梢一词时云：“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凡流氓惯以此为生涯”，并认为其犹同杭州方言中“敲竹杠”。至于仙居方言中的“敲竹杠”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见诸晚清李芳春的《土话备采》，但在日常生活中开始使用的时间可能更早。

明末清初时仙居的民歌中已经出现“敲竹杠”一词。在当时成文的《路经歌》中曾有两处提及“敲竹杠”，一处在临近仙居商贸重镇皤灘的板桥，其词如下“皤滩市镇有名声，正月半里有龙灯……马鞍山上两支窑，拔直走落到板桥。板桥出起竹杠客，吊荡蝙蜥叮得高”；一处在曾欲立市的厚仁，其词如下“下崔走落到厚仁，厚仁之人有名声。个个出起竹杠客，连打知县十八陣。日日过起无思量，时时刻刻立市场。一连立起三趟市，并无半个敢来张”。

正如上文所言，地痞的“敲竹杠”多在闹市、通衢等地，而历史上板桥、厚仁都是仙居西乡通衢所在，特别是厚仁曾有立市之议，且两村都是大族聚居之地，因此村内的無賴、地痞也多，拦路勒索过往行人亦可想象。只不过“敲竹杠”本为外来传入之非法行径，盖晚明时期仙居以食盐为主的贸易发达，商贾往来亦将“敲竹杠”之事口耳相传入仙居，为地痞無賴所仿效，并较早出现于板桥、厚仁等通衢之上，加之当地大族聚居，宗族势力强大，受害人往往有所忌憚，故只能赍恨罢了。

当然，民歌中往往有夸张的成分。如厚人村所谓的“个个出起竹杠客，连打知县十八陈”，其实是个误解。厚仁殴打县令的人名为吴汉宽，有秀才功名在身，但为人桀骜不驯，好打抱不平，事情的起因其实是县令蛮横征税捕人，引发吴不满，打了县令。吴最后也遭到了县令的報復，被流放至了陜西（时谚有云：厚仁打大官，吴汉宽遭殃。）。

清代中晚期开始“敲竹杠”的事件在仙居更为常见。特别是在五口通商之后，鸦片之毒流入仙居，台州六邑之中仙居最为泛滥，官方的查禁也最为严厉；加之又有私盐贸易，境内多设哨卡盘查，因之在逃避与稽查之间，当权者借机敲诈勒索之事已是司空见惯。至于民间，地痞流氓在闹市、通衢，借端敲诈勒索也是肆无忌惮。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献的记录中，地痞、無賴在乡间“敲竹杠”所寻之由头还是多少有些令人忍禁不悛的。如清代邑人李芳春在《笔记》中对乡间无赖“敲竹杠”方式有过概括，一者是拦住行人，以对方欠钱不偿为由，死搅蛮缠；一者是请求行人捎带财物，至其地时以所捎之物不符为由伺机勒索。

迨至民国时期，地痞无赖在闹市、通衢的“敲竹杠”与被害者之间更像是“文斗”。厚仁吴相鸿先生曾讲过一个《巧竹杠人改恶从善》故事，其梗概是：前垟郑有老三、小虎两无赖在十三都娘娘殿路边尾随一砍柴人“敲竹杠”，老三讲“昨天在显庆寺看到一口钟，小长老敲了一下，从初一响到十五”，砍柴人回了一句“天下没有革大的钟”，结果老三就以俗话柄被砍柴人打断了要求接回去为由进行勒索。两人斗来斗去，一直到了砍柴人家中没有结果。翌日，砍柴人老婆让砍柴人躲起来，老三等人再去寻找砍柴人时，其妻说“家运不好，养的牛昨夜舌头一溜，把隔壁叔婆家三十六亩稻吃完了”，老三随口说到天下没有革大的牛。砍柴人老婆说“天下没革大的牛，那显庆寺也无革大的钟”。最后，这个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