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被折磨到体无完肤的萧明华，听闻敌人要枪毙自己。突然，抬头说：“我可以招，但我要见哥哥一面！”见完面，接下来的事却让敌人悔不当初。
1922年，萧明华出生于浙江嘉兴县。1941年，她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北平师范学院继续深造。
在北平师院，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朱芳春在认识萧明华之前已经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员。
1947年，随着对萧明华的日常思想动态的了解，朱芳春将她发展为自己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成员，俩人时常在学校中向学生宣传党的思想。
在萧明华即将毕业时，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几次写信邀请她到台湾任教。
由于当时大陆解放在即，如果此时前往台湾则是很好的开辟新战场的机会。经过一番深思后，萧明华将这一想法通过朱芳春上报给了党组织。很快，党组织批准了萧明华的请求。
1948年6月，萧明华甚至放弃了毕业典礼，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岸。
没过多久，萧明华的领导兼老师朱芳春化名为于非，也来到台湾，两人以夫妻的名义一起从事地下工作。
期间，萧明华利用自己大学老师的身份，向学生们潜移默化的输出我党的各种思想观念，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私下里，她也通过和“丈夫”的日常联络，悄咪咪的向大陆党组织传递了不少的情报。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革命工作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萧明华也不例外。
1950年3月，国民党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地下党蔡孝乾同志的信息，并将其抓捕。蔡孝乾面对严刑拷打，很快便投敌叛变，向敌人供出了一份详细在台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党员名单。其中便有代号“夜狐”的萧明华的详细信息。
其实，蔡孝乾刚一被捕，萧明华就已经意识到了风险可能随时到来。细心的她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只是他没想到特务居然来的那么快。
当时，萧明华正在自己的宿舍内整理情报，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有人在家吗，我们是巡逻小分队，例行检查。”
意识到不妙的萧明华赶忙用椅子牢牢地抵在门后，转身点燃放在墙角的火盆，将自己藏匿的情报一股脑的扔进火盆中。
这还远远不够，她又赶忙来到窗前，将自己晾在窗外的藏青色旗袍从衣架上取下来，这是她和“丈夫”约定好的信号。
于非在外面如果看不到窗外挂着的旗袍，就说明事出有因，有危险，暗示他要做好伪装，以防暴露。
做完这一切的萧明华，看着越蹿越高的火苗，快速调整状态，脸上露出了平静的笑容。
这时候，门外闻到烟火气味的巡查人员再也等不及，“哐当”一声踹开了房门，看着火盆中燃烧的灰烬和缕缕上升的烟灰，气急败坏将萧明华反扣起来。
带走后的萧明华被送到了当时被称为阎罗殿的国民党1号大牢，能关进这里的人都是我党的重要人物。
在这阎罗殿内，最不缺的就是折磨人的办法，他们针对顽强抵抗的地下党专门设计出了一套惨绝人寰的刑罚，蔡孝乾就是抵不住折磨很快招供的。
作为一名女子，萧明华的遭遇比蔡孝乾有过之而无不及。敌人将沾满辣椒水的皮鞭狠狠地抽打在她的身上，几度疼晕过去她也会被行刑人员用冰冷的井水当头浇醒，再继续实施老虎凳、铁烙等酷刑。
整整半年多的时间，萧明华被凭空悬挂在横梁下夜以继日地折磨，但是她始终不开口，如一摊死泥一般，默默承受着一切的痛苦。
敌人见萧明华这么长时间都油盐不进，便失去了耐性，准备汇报上级将她直接处决。谁知，萧明华听闻后，一改往常的倔强，突然开口道：“我可以招，但是我要先见我丈夫一面。”
特务们立功心切，便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次日，于非被带到了大牢内和萧明华相见，看到皮开肉绽，全身无一块完整皮肤的萧明华，于非抱住了她。
见此良机的萧明华立刻将脑袋耷拉在丈夫的肩膀上，大声地哭诉自己所受的非人待遇，语调时高时低，在大声的抽泣中向他传出了一些重要情报。
短暂的相聚后，于非便带着情报离开了。可就在敌人拿出纸笔，等着萧明华招供的时候，她却出尔反尔了，再一次紧闭双唇，无论敌人如何费尽口舌，始终一言不发。
这时，迟钝的敌人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当他们再次抓捕于非时，他已经隐姓埋名离开了台湾。气愤不已的敌人当下便决定枪毙萧明华。
11月的马场町刑场已经站好了等候多时的行刑人员，萧明华被折磨得全身骨折只能任由两名士兵挟持着行刑，谁也没想到，这时候的萧明华再次开口了。
“共产党万岁！”萧明华用尽了仅存的力气嘶吼出了自己的希望。几声枪响后，刑场恢复了沉寂，28岁的萧明华带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地留在了台湾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