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1937 年，“七・七事变” 的战火无情燃起，华北大地瞬间沦陷。

在这山河破碎之际，众多知名学府与机构无奈踏上南渡之路，其中就包括梁思成一家与冰心一家。

她们的南渡经历不仅不同，甚至可以看出两人完全不同的心理差异。

梁思成一家的逃难之旅，可谓充满艰辛与磨难。

从北京前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竟与日本兵同处一节车厢，紧张的气氛让人窒息。

随后，“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 16 次，进出旅店 12 次”，如此辗转奔波，足见路途之艰辛。

好不容易在长沙安顿下来，却遭遇日本军机突袭，住房被炸得片瓦无存，全家仅以身免，家计也几乎丧失殆尽。

抵达昆明后，已然一贫如洗，生活陷入绝境。

冰心一家的南渡过程就显得 “舒适” 许多。

他们一家带着佣人，先到香港，再乘船前往越南海防，而后乘坐小火车抵达昆明。

令人咋舌的是，冰心从北京逃难时，特意带着一张庞大而笨重的床，据说没有此床她便难以入眠。

一路上，百姓颠沛流离、惨不忍睹，冰心却能带着这张床畅通无阻。

在诸多学生、老师、名人甚至只能选择徒步南渡的当时，冰心甚至用军机运送了七箱行李。

在众多逃难的知识分子中，显得格外 “与众不同”。

若以此时来看，那《太太的客厅》本应说的是她才对，毕竟林徽因可没那么大的能耐。

不仅如此，在民国文化届人员聚集于昆明时，冰心将要到重庆做官的消息在昆明不胫而走。

甚至在人们的谈论中，已经俨然成为了冰心全家的一种荣誉。

当时，林徽因常与美国好友费正清夫妇通信，在信中，她对冰心一家的行为表达了不满。

冰心全家将乘飞机，家当由关系弄来的专用卡车全部运走，而许多身负重要职务的人却因汽油受限无法出行。

这种对比，让林徽因感到失望与无奈。

而林徽因自己，在 11 月底也踏上了从昆明去四川李庄的路途。

她乘坐的是敞篷卡车，与三十余人挤在一起，从 70 多岁的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皆在其中。

由于乘坐人数过多，人们只能骑在行李包上。

历经三个星期的长途颠簸，林徽因身心俱疲，也正是这趟旅程后，她彻底病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此后，冰心在宋美龄的安排下，不仅担任妇指会委员，还以 “社会贤达” 身份成为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参政员，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她将家迁至歌乐山的 “潜庐”。

在这里，夫妻二人在中央担任要职，薪资不低，环境幽静，十分适宜创作，她也在此期间发表了包括著名散文《小桔灯》在内的一系列文章。

林徽因却在李庄因疾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陷入了人生最黑暗的境地。

她因肺结核引发肾病，卧床不起，却因条件所限，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救助和营养补给。

同在李庄的梁思永（梁思成之弟）也因肺病加重生命垂危。

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富有正义感的傅斯年向朱家骅进言，希望蒋中正主席能拨特别款解燃眉之急。

最终，蒋中正特拨 “医药暨学术补助金” 2 万元，才暂时缓解了梁氏兄弟的困境。

在冰心的著名事迹中，她批判林徽因“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故事流传最广。

可若真看这历史中的故事，倒真不知道谁更符合商女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