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朝什么时候开始不行了，很多人会想到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或者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
但要说真正让大明王朝伤筋动骨、埋下亡国祸根的，其实得往前数到嘉靖皇帝。
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天天修道炼丹，看着好像没闹出什么大乱子，实际上把明朝的根基都给挖空了。
要理解嘉靖朝的关键性，得先看明朝的”国家机器”是怎么运转的。明朝初期设计的卫所制度，既是军队又是生产队，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打仗，养兵几乎不花钱。
可到了嘉靖年间，全国三分之二的卫所土地都被军官和豪强霸占，当兵的自己都吃不饱饭。
嘉靖二十年的数据显示，河南卫所军户逃亡率超过60%，剩下的士兵连锄头都扛不动，更别说拿刀枪了。这种制度性腐败让朱元璋设计的”自给自足”国防体系彻底崩溃。
先说打仗的事。明朝最能打的时期就是开国那会儿，朱元璋带着徐达、常遇春这些猛将横扫天下，朱棣五次带兵亲征蒙古，那时候明军是真敢打硬仗。
到嘉靖年间可就全变样了。嘉靖二十九年，蒙古的俺答汗带着骑兵冲到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
当时北京城里明明有十几万守军，嘉靖皇帝派出的主将仇鸾却吓得要死，带着号称精锐的宣府大同兵，只敢远远跟在蒙古人屁股后头捡尸体。
最丢人的是，蒙古兵撤退时两拨人马碰巧撞上，明军当场溃散，主将差点被抓，这样的怂样哪还有半点开国军队的血性？
更可怕的是军队腐败已成系统。当时京城三大营的士兵名额有38万，实际能打仗的不到5万。
吃空饷的军官把兵饷装进自己腰包，甚至出现”卖班”现象——士兵只要交钱就能不去训练。
嘉靖三十四年查处的五军营贪腐案，一个千户竟然虚报300个士兵名额，这些钱最后都流进了严嵩父子的小金库。
更糟心的是，这时候明朝的国库也见底了。前几代皇帝虽然也花钱，但好歹还有点节制。到了嘉靖这儿，修道炼丹成了头等大事。
光是修祭坛贴对联就要用黄金磨成粉写字，写完字太监们抖抖袖子都能落下几十斤金渣子。
北京城里同时开二三十个工地，几万工匠日夜赶工，每年光这些工程就要花掉二三百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北边防线的军费，当时户部算账，每年军费缺口就有四百万两，相当于两年多的国库收入。
其实明朝财政还有个隐形炸弹——宗室开支。朱元璋规定他的子孙永远由国家养着，到嘉靖三十二年，登记在册的朱家子孙已有4.8万人。
光是山西的晋王府，每年就要吃掉27万石粮食，而山西全省的税粮才152万石。嘉靖皇帝自己修道烧钱，对亲戚们却格外大方，导致宗室支出占到全国税粮的三分之一。
最要命的是，嘉靖想了个”好办法”——给老百姓加税。嘉靖三十年开了个不好的头，全国每亩地多收三分银子，这就是后来拖垮大明的”三饷加派”的开始。
当时有个叫孙应奎的户部尚书急得直跳脚，说朝廷一年收二百万两，光边防就要花六百万两，这窟窿怎么填？
结果就是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陕西农民活不下去开始造反，这些祸根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就埋下了。
说到加税还有个致命伤——收税方式。明朝的税都是按人头收，地主把土地兼并完了还能免税，穷苦农民反而要替地主交税。
嘉靖四十年河南巡抚报告，开封府有农户祖孙三代守着三亩薄田，却要承担三十年前十户人家的税额。这种”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最终在万历末年演变成李自成起义的燎原之火。
可能有人要问，嘉靖之后不是还有张居正改革吗？
确实，隆庆万历年间靠着和蒙古和谈省下军费，加上张居正严查偷税漏税，朝廷勉强缓过气来。
但就像给重病的人打强心针，表面看着精神了，内里的毒根没除干净。
等到东北女真人崛起，西北农民起义，这些嘉靖朝留下的烂账全在崇祯年间爆发出来，大明王朝最终被压垮。
很多人不知道，嘉靖朝还埋了颗”定时炸弹”——撤掉了市舶司。
原本朝廷通过官方贸易控制海外交流，嘉靖皇帝因为倭寇作乱，干脆把浙江、福建的市舶司全关了。
结果民间走私反而猖獗，西班牙、葡萄牙的银元大量流入，搞得明朝物价飞涨。等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要求用白银交税时，老百姓手里的银子早被中间商赚差价掏空了。
回头看看，明朝真正该翻盘的机会就在嘉靖年间。那时候国库还没彻底掏空，军队还没完全烂透，要是能整顿吏治、控制开支、重振军备，说不定还能续命。
可惜嘉靖皇帝只顾着修仙问道，错过了最后的机会窗。所以说，大明这栋大楼虽然是在崇祯朝倒塌的，但真正把地基挖空的，还得算到嘉靖皇帝头上。
最后说个细思极恐的事：嘉靖皇帝修道用的青词（写给神仙的奏章）要用松江产的细密宣纸，当地百姓被迫把桑树全砍了改种楮树。
等崇祯年间要造抗击清军的弓箭时，全国连做弓弦的蚕丝都凑不齐——桑田早在百年前就被嘉靖皇帝的神仙奏章给毁了。这种蝴蝶效应式的破坏，才是明朝衰亡最可怕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