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889-1962）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其书法艺术虽非其主要成就，却展现了一代文人的深厚学养与人格魅力。
梅贻琦的书法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其风格兼具文人书法的儒雅与学者的严谨。他的行书宗法“二王”，尤其受赵孟頫影响，线条流畅而不失刚劲，结体端庄秀逸。例如，他的行书手札中，笔画起承转合间透露出对帖学的精研，如“永”字八法的运用精准到位，笔锋提按间展现出节奏感。而隶书作品则取法汉碑，如《曹全碑》的舒展与《张迁碑》的朴拙，波磔含蓄，结体宽博，体现出对金石气的追求。
梅贻琦的书法并非单纯模仿古人，而是融入了个人气质。他的行草书在洒脱中蕴含内敛，如“清华永远的校长”题字，笔势跌宕却不失稳健，反映出其“寡言君子”的性格。这种“字如其人”的特质，使他的书法成为其人格的延伸。
梅贻琦的书法是民国文人书法的典型代表。他与蔡元培、罗家伦等校长的书法共同构成了清华园的文化景观，其墨迹被纳入“清华百年书法展”等重要展览，成为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珍贵资料。例如，他在抗战时期写给友人的信札，不仅记录了战时生活，更以书法形式展现了文人在困境中的从容。
梅贻琦的书法创作贯穿其教育生涯，尤其在西南联大时期（1938-1946）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主持校务，书法成为其纾解压力、表达心志的方式。例如，他为西南联大图书馆题写的“刚毅坚卓”匾额，笔法苍劲，寓意深刻，成为联大精神的象征。
梅贻琦的书法实践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学者书法”的普遍现象。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将书法视为修身养性的途径，而非专业艺术。这种“以书载道”的理念，使其书法超越了技法层面，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例如，他在书信中常以蝇头小楷书写学术见解，既实用又具审美价值。
梅贻琦的学生杨振宁所言：“梅校长的字，一如他的为人，平实中见风骨，简洁里藏深意。”这种将书法与人格统一的境界，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当代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