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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是一个受康德哲学精神洗礼的英国哲学家，对于人的尊严和内心生活的价值有着真切的理解。作为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代言人，他给这两者都注入了超越经验论层面的精神气韵，极大地提高了同时代人的精神境界。

密尔从小受功利主义学派的熏陶，后来成了这个学派的新一代掌门人。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主张快乐主义的幸福观和伦理学，密尔继承了其基本观点，但又做了重大修正，在《功利主义》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升级版的功利主义。

密尔重申了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幸福是人生的唯一目的，而幸福就是快乐，因此，人生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享有快乐和免除痛苦。第二，只有幸福是作为目的而值得想望的，一切别的东西只是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才是值得想望的。幸福本身就是好东西，对此无须证明，而任何别的东西，你必须说明它具有让人获得幸福的功用，才证明它是一个好东西。“医术有助于健康，所以被证明是好东西，但我们如何能够证明，健康是好事呢？音乐特别能够带来快乐，所以是好东西，但我们又怎么能够证明，快乐是好事呢？”第三，最大幸福原则也是道德的基础，判断行为的对错，根据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正因为把一切当作趋乐避苦的手段，把功用立为标准，该学派便以功利主义命名。

密尔告诉我们，所谓幸福并不是指一种狂欢的生活。令人满意的生活有两个要素，即宁静和兴奋，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能够增进幸福。处于特别宁静的状态，少许快乐便可以让人感到满足；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人便能够承受很大的痛苦。这两者还天然是联盟，它们互相激发，互为准备，而宁静和兴奋的转换则更加有效地增进了幸福。

幸福不是想入非非，去追求得不到的东西。“整个生活的基础在于，期望于生活的不多于生活中能得到的。”这个世界上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让人发生兴趣，可以供人享受，还可以让人加以改进。在这样的世界上，每一个具备正常智力和道德水平的人，都能够过上一种痛苦少而快乐多、积极主动而非消极被动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是配称为幸福的。密尔补充说：除非人们被恶劣的法律或者他人的意志剥夺了自由，不能运用各种幸福的源泉。

密尔对边沁版的功利主义做了重大修正，最主要的是强调快乐有质量的区别。

边沁讲快乐和痛苦，只讲数量，并且设计了一种所谓幸福计算法。他说，看一个行为是不是可取、能不能让人幸福，有一个计算公式，就是用这个行为所产生的快乐的总量，减去它所产生的痛苦的总量，看结果是大还是小。那么，数量怎么计算呢？他列出了一些指标，例如强度、持久性、确定性、时间和空间上的远近等。快乐没有高低之分，两个行为，如果计算的结果相等，它们就是一样好的。比如，诗人写了一首好诗，快乐得很，男孩玩了一局图钉游戏，或者在今天是玩了一局手机游戏，也快乐得很，他们的快乐就一样好。

边沁的这个所谓幸福计算法，其实是没法落实的，他的用意是强调快乐没有品质的区别。对老师的这个观点，密尔提出了反对。他说，功利主义著作家通常都承认，精神的快乐比肉体的快乐好，理由是精神的快乐更加强烈、持久、可靠、省钱等，但这些只是它的外在优点或者说附带好处，而不是它所具有的内在本性。我们可以采取更高的立场，即考虑快乐的质而不仅仅是量，承认快乐有质量的区别，这与功利原则是完全相容的。精神的快乐之所以好，是因为它的品质，它给人的享受是完全不同的，肉体的快乐不论在数量上怎么增加，也给不了你这样的享受。

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密尔说，根据就是，凡是品尝过两种不同快乐的人，至少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精神的快乐是更有价值、更值得追求的。如果他们都偏好精神的快乐，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种快乐在质量上是更为优先的，相对而言快乐的数量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可能会问：这些人说了就算吗？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密尔会告诉你，精神的快乐和肉体的快乐，这两种快乐在种类上完全不同，你没有办法在数量上进行比较。比如，我问你，你要吃几块红烧肉，得到的快乐和听一次音乐会的快乐相等，你怎么回答？唯一的办法是让兼有两种体验的人发表意见，他们的共同感受就是标准。当然，密尔实际上不会去做这个调查，也没法做，他讲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感受，以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感受。

总之，密尔断言，对两种快乐同等熟悉并且能够同等欣赏和享受的人，都显著地偏好那种能够运用他们的高级官能的生存方式。极少有人会因为可以尽量地享受禽兽的快乐而同意变成低等动物；凡聪明人都不会愿意变成傻瓜，不会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和傻瓜共有的欲望而舍弃自己拥有但傻瓜不拥有的东西；凡有良心和感情的人，即使看见流氓比他们更满意于自己的命运，也不愿意变得自私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