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内容提要

北京是鲁迅除了他的出生地绍兴之外居留时间最长的城市。鲁迅和北京的关系可概括为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向往、失望以及怀念。鲁迅自己在不同空间之间游走，在不同的地方体验到不同的人生、人性，思考不同的人性，他对北京的观感也在变化着。重要的是，鲁迅在北京经历了对他一生影响重大的精神形式的提炼，形成了独特的“北京美学”，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了南北文化观念，这是他最终“超克”地域，建构中国文学地方路径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鲁迅；北京美学；地方路径

鲁迅一生在多个中外城市生活过：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还短暂去过西安、香港讲学。其中，北京对于鲁迅意味着什么呢？是他乡还是故乡？这既是一个鲁迅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性问题，因为研究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这样深入追问地域和他们的创作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说就是对于地域生存的一种文学表达。这就是我所谓的“地方路径”。
在鲁迅的文学人生中，北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北京是鲁迅除了他的出生地绍兴之外居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前后加起来长达14年之久。以下是鲁迅在几个主要城市的停留时间：南京将近四年；东京六年；仙台一年半；杭州十个月；厦门四个月；广州三个月；上海九年。绍兴是他的故乡，如果要从他出生就开始计算，当然时间是最长的，达十七八年。其他如1924年在西安讲学将近一个月；香港一共去了三次，包括从香港借道去上海。所有这些城市中，除了绍兴还是在北京的时间最长。所以说北京值得特别的观察，特别的讨论。
鲁迅生平活动地图
不仅是停留时间长，鲁迅人生当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跟北京有关，他的人生当中的一些主要的角色都是在这里扮演的：作为教育部的官员，同时还在这里治学，是学者又是教师。这个教师身份也多样，在大学、中学同时任教。当然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家，这就无需多论了。鲁迅在这里开始了比较成熟的创作。除了作家，他还是出版人，创办出版社，亲自当编辑。鲁迅一生七次创办出版社，其中最早的是北京的未名社（1924年12月创立）。还有，他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重要的记忆也都与北京有关。比如说大家庭的团聚，周氏三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在北京齐聚一堂；第一次他在包办婚姻之外体验到了爱情；当然他也遭遇了一生当中人生观、世界观的巨大冲击——兄弟失和。总之，所有这一切丰富的体验，都是在这座城市发生的，北京之于鲁迅的人生十分重要。当然鲁迅在北京的创作业绩也十分丰硕，在这里完成了他《呐喊》《彷徨》中作品的全部，《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等著名文集当中的大部分文章及大量的翻译作品，还有他的重要的论文，以及古籍校勘，如《嵇康集》；在这里他编订了《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写作、翻译、辑校一生，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鲁迅与北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已经成了学术界关注的对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山东师范大学就编辑印刷过《鲁迅在北京》两集，汇编了鲁迅和北京相关的一些著作文献。陈漱渝的《鲁迅在北京》是第一本关于鲁迅与北京关系讨论的学术性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后来又多次再版。此外还有孙世恺的《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北京出版社1957年）、刘丽华与郑智的《鲁迅在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类似的文集。黄乔生近年来出版了《八道湾十一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从故居写作的角度详尽阐述了鲁迅在北京的细节。代表性论文则有孙玉石、钱理群、孙郁、姜异新、陈洁等学者的论述。
关于“鲁迅与北京”的部分专著书影及相关研究论文
鲁迅之于北京，我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北京到底给鲁迅留下了什么样的感受？在这里，“感受”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全部的文学创作都来自于他的生存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是鲁迅的“北京体验”。北京既然是鲁迅生活得那么久的一个城市，那么它到底给了鲁迅什么？鲁迅又从中获得了什么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东西呢？在鲁迅的文学的内在结构当中——从精神结构和语言结构——也许就与这座城市，与这种城市的文化有了内在的连结，人与地方出现了一种“同构性”，这个“同构性”值得挖掘。

一

在鲁迅心目当中，北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北京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如果要用一个非常简略的概括来总结这一印象的话，可能就是一个词——矛盾。鲁迅对北京的感受是非常矛盾的。
矛盾首先就意味着难以一言以蔽之。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人们的什么特点，但是，对于一个感知能力很丰富的作家来说，往往都是一言难尽的。北京就是这样，北京之于鲁迅也是一言难尽的。如果非要做一个概括，也可以用一个说法，它是一种“双重感受”。
首先是不适应，这是鲁迅对于北京的最初的印象，最早的印象。鲁迅是南方人，来自于山清水秀的浙江，那是中国有名的山水秀丽之省，无论是整个浙江还是他的家乡绍兴，都是这样。初见北京，一个刚刚从南方步入北方的异乡人，很容易对这里留下“灰头土脸”的印象。这在鲁迅的日记以及他在北京时期留下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鲁迅从南方启程，经天津到北京，他描述的就是这样，1912年5月5号的日记称“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1]。鲁迅日记最是言简意赅，甚至都是一些流水账，其中带有情感色彩的东西很少。但是他却留下了关于北京、关于北方的很稀有而珍贵的这样几个字。“弥望”是很感性的一个词，“弥”也是他心里的一种困惑：怎么就来到这地方了？“无可观览”也是一种心理的距离，没什么可看的！这是他最初的印象。后来，在鲁迅北京时期的文学作品里也多次留下了类似的文字。
1912年5月5日鲁迅日记手稿
“沙漠”是那个时候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关键词，到处出现。“沙漠在这里” “沉重的沙”“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等等，他还借助别人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比如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2]。所谓借助别人的说法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体验，是他自己的一种观感。“你以为那是一片平地么？不是的。其实是一种沙山，沙山里面是一座古城”[3]，这些句子对北京城的描述是非常贴切的。
《途奔波的驼队》，唐纳德·曼尼摄于北京阜成门
北京的气候鲁迅也觉得不很适应：“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4]
与这个沙、沙漠相对应的其实就是他的心理上的寂寞和孤独。“沙”所构成的世界没有滋润，“沙”就是缺乏水分，缺乏水分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润泽、滋养，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距离、隔膜。在这方面鲁迅有大量的文字，留下了由孤独感、寂寞感引出了他对于这个地域、这种人性的批判性的观感。比如，他特别提到这个地方的人的奴性、卑怯、怯懦、狡猾等等。

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5]

这地方，就是换了旗子，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太好了。[6]

一切古董和废物，就都使人觉得永远新鲜; 自然也就觉不出周围是进步还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见的是鬼还是人。[7]

当时的北京，经过了从封建专制时代到民国时代的转折。鲁迅刚好目睹了这个过程，所以他对于专制时代的人性批判和反省正好通过正在感受着的地域——北京来一一体现。正如有学者已经发现的那样，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在一开始就是对北京市民、北京普通人的人性观察展开来的。鲁迅自称来自会稽“报仇雪耻之乡”，刚烈锐利的他对于保存在当时北京人身上的那种奴性是很敏感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式观察，可以将鲁迅与老舍略作比较。老舍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的感受与鲁迅有别。老舍也在观察国民性，思考国民性，但是他与鲁迅大有不同。鲁迅是直截了当地挖掘着从北京人那里看到的负面印象，这是一个异乡人的“有距离”的透彻。老舍当然不同，老舍的批评是温和的，即便批评，也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因为他已经在长时间的北京浸润中生成了很多的认同。这是两个人精神世界的“地方感受结构”的差异。
老舍像
现代文学界的学者们对于鲁迅笔下的北京有过一些生动的概括，吴小美很早就提出过“北京的苦闷”一说[8]；林贤治认为“北京使鲁迅获得了业已开始瓦解的旧中国的整体性形象”[9]；孙郁认为“铁屋子”的意象与绍兴会馆有联系，这一隐喻包含了对旧京环境的嘲弄[10]；姜异新概括鲁迅的北京体验属于“徘徊于文本内外的’现代性’”[11]。学界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之于中国的整体概括，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他的北京体验。
北京之于鲁迅的印象，当然也是多维度、多面相的。除了已经发现的批判，它还有另外一重，这就是认同与怀念。
在鲁迅的一生中，北京印象并不是固定的，它是伴随着鲁迅人生体验而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鲁迅感受的变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开始呈现出来了。大概可以把鲁迅和北京的关系概括为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向往、失望以及怀念。鲁迅在不同空间游走，在不同的地方体验到不同的人生，思考不同的人性，他对北京的观感也在变化着。
所谓的“向往”，那指的是他还没有来北京的时候。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是近现代化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这两个城市基本上是作为近现代中国的主要的代表地域，所以过去谈论中国，基本上就是以这两个地方为中心的。不过，它们各自的功能和实际的生活效能也是不一样的。北京是文化中心，知识分子对北京的向往几乎是本能的，鲁迅在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在杭州—绍兴时期就开始向朋友们谈论北京、打听北京。这个时候的北京之于鲁迅，主要体现为一种内心的向往。所谓距离产生美感。那个时候，他不会想象到他后来的满是黄土沙漠的北京形象，北京因为它的遥远反而产生美感。1910年8月15日，他向当时在北京的留日同学许寿裳询问北京风物，这是鲁迅在文字里第一次透露出对北京的兴趣：“北京风物何如？”[12]这就是表露他对北京的兴趣，在潜意识里是希望人家作出肯定性的回答，这是人的正常心态。然后他把北京又放在一种比较性的视野中，称“越中棘地不可居”[13]！
第二个阶段就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当鲁迅真的到了北京以后，作为一个南方人，作为一个对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敏感的人，他开始涌现了种种的失望。对北京的失望被概括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批判。
最后是第三个阶段，当鲁迅离开北京南下的时候，慢慢地，他的情感又产生变化了，开始觉得在北京还是有可取之处。
1927年年初，鲁迅在厦门大学已经开始不适应，准备去中山大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后或当漂流，或回北京”[14]，他的情感，这个时候又开始向北京倾斜了，接着几年，他说了好多怀念北京的话：“已经一年多了,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大约回去也不妨。[15]“梦幻醒了不少”，这句话耐人寻味，说明他曾经把梦幻和他的漂流联系在一起，说明他漂流是出于梦，这个梦中好多东西可能破碎了，比较之下，北京也有它的优势。
1929 年 5 月，已经到了上海的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他致信许广平：“为安闲计，住北京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16]又称“北平并不萧条，倒好，因为我也视它如故乡的，有时感情比真的故乡还要好，还要留恋，因为那里有许多使我记念的经历存留着。上海也还好，不过太喧噪了。”[17]当然“世外桃源”也会让人觉得有点落后，和上海相比可能有点落伍，但是这个叙述是相对中性的，“世外桃源”也有它美好的这一面。总而言之，远离北京之后，鲁迅关于北京的这些说好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在两次回北京探亲的时候，都曾致信许广平，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出来，他又开始表达自己能适应北京了。1932年11月，他给许广平写信：“现在这里的天气还不冷，无需外套，真奇。”[18]当然这句话可以有表面上理解：他是安慰许广平，不要替“我”担心，没你想象的冷云云，但是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一种对于地域生存环境的安稳感受。1936年去世之前，鲁迅给朋友写信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19]，学界都说这个17年是明显的笔误，鲁迅的北京生活并没有“十七年”，其实口误和笔误都是一种心理症候，失误当中透露的也是某种真实的意愿：鲁迅还是留恋北京的！
北京到底给了鲁迅什么样的生命感受，以致让人生晚年的他又一次充满怀念呢？我想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对鲁迅是重要的。
第一，作为一个文化古都特有的宁静感。当然北京也有喧嚣，发生过很多事情，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有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都很血腥。但任何一个人对地域的谈论都有特定的比较含义。当鲁迅谈论北平的宁静的时候是在上海，上海作为一个近代化发展最快的城市、一个工商业的城市，它的这种快节奏的感觉，自然就与北平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时，拉开一个有距离的角度回望北京，北京一定是宁静的。所以说当鲁迅1932年从上海回到北京探亲的时候，致信许广平称“天气仍暖和”，这是一种真实的舒服感，再说“静极，与上海较，真如两个世界”，这就是和上海的不一样，相对而言，上海是浮躁的、喧嚣的。最后鲁迅还加了一句话：“明年春天大家来玩个把月罢”[20]，这是鲁迅的设想，一家人带着海婴再回到北京，在他的这个旧居大家一起享受生活，说明他对北京生活出现了认同感。人，只有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充满认同感的时候，才会想到带着自己的家人一块来享受。在南下的颠沛流离当中，鲁迅又想到了北京，他获得了一种宁静感，一种很惬意的感觉。
第二，北京带来了友情。鲁迅在私人信件当中谈到他北京探亲之时和朋友们的交往，诸如谁谁谁来了，“接待我甚好”，尤其还有这一句：“在上海势力之邦是看不见的”[21]，“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22]人生的感受总是这样因时因地发生着变化，人的所有感情、表达都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关键在于这种体验对一个作家的精神的构成、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意义，这个才是最值得关心的。
鲁迅在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与周作人、爱罗先珂等人合影
第三，鲁迅还很看重北京的治学环境和治学条件。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中心”不是一个比喻，它的确是有一系列的物质基础，它的藏书量、它的图书市场和文化市场，历来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是北京自古至今仍然具有的功能。鲁迅1934年对朋友杨霁云说：“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但这也只是一个梦想……” [23]所谓的“便利”还是针对鲁迅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而言，因为北京拥有读书治学的条件。当然鲁迅也知道，这只是一个梦想，北京已经回不去了。
京师图书馆设立于1909年，最早位于广化寺。经鲁迅等多方努力，京师图书馆得以改建。1917年1月26日新馆在方家胡同开馆，这是开馆纪念合影。二排左5为鲁迅。

二

除此之外，鲁迅还在北京发现了他所需要的一种精神气质。
广东开平画家司徒乔生活在北京，他的画表现了北方的古庙、土地、破屋、穷人、乞丐等等，他在北京跟鲁迅有交往，在北京举办画展的时候，鲁迅还为他写了评论文字。鲁迅为什么要为司徒乔写下这些评论文字呢？他不是单纯地从美术评论的意义上看司徒乔的作品，而是从司徒乔的画中看到了一种东西，一种特殊的地域精神的表达。
司徒乔像
司徒乔是南方人，是比浙江人鲁迅还要南方的南方人，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叫“南方之南”，如同现在有人在提倡“新南方写作”，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南方，不是黄河以南、长江以南的传统南方，而是最南方，广东就在今天所说的“新南方写作”中。一个“南方之南”的艺术家到了一个典型的北方的世界，他能看到什么呢？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他？他能够挖掘出、表现出什么？其实，鲁迅是从司徒乔的画里边看到了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就是这个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打动了鲁迅。什么样的精神性的存在？就是在鲁迅所说“这些自然应该最会打动南来的游子的心”。在这里，鲁迅的空间感是十分清晰的，也是很自觉的。他随时都有一双地域的眼睛、地理的眼睛。鲁迅不仅看到了画，还看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画，这个维度感就特别得与众不同。这就是鲁迅的深度，是他挖掘艺术深度的一个体现。他说司徒乔是南方来的游子的心，南方的游子看到了什么呢？“在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为土色，人于是和天然争斗”。这里刻绘出了一个大家所熟悉的鲁迅杂文式的精神，就是斗争，人的这种抗争，人的那种内在的精神的力量，这种意志性的东西。“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24]，这就是不屈不挠的精神，换句话说是鲁迅向往的精神被一个南方艺术家司徒乔看见了，表达了。司徒乔抓住了北方世界里的重要的地理意象。在南方那种温柔的山水、温柔之乡中，是感受不到的，只有到了北方之后，严寒封锁大地，而人在严寒中出入、挣扎，还在艰苦求生，就这一瞬间，你看到是人的精神，这就是争斗，人与天斗，人在自然当中顽强求生的这样一种意志。鲁迅对这种精神特别看重。司徒乔“后来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风景”是鲁迅所熟悉的，“热烈的广东风景”则是司徒乔的家乡，无论是写“我”的家乡，还是写司徒乔家乡的风景，“倒是作者的本色”，但是只有在北方风景中，鲁迅才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他说：“我却爱看黄埃，因为由此可见这抱着明丽之心的作者”。画家心中有理想、有光明的。“怎样为人和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他眼前看到的一个世界，被形容为一个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25]。在这样一种战斗的情境当中，我们的精神也被它熏染，被它所裹挟，我们自己也处于这种争斗的过程当中。“争斗”这两个字就是鲁迅的一种艺术发掘，这也属于北京，但这个北京就不是浮动在生活表面的北京，而是一个北京之下的精神性的存在，或者说是从北京感受到的一种精神气质，而发掘这个东西就是要靠鲁迅这一双独特的眼睛。
《秋庭红柿图》，1957年深秋，司徒乔第三次来到北京所绘。
返回头看鲁迅的北京体验，透过前面所说的风沙扑面、黄土弥漫的景象，会发现中间又包含了另外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北京不只有那些让人不舒服的黄土了，不是只有那种灰头土脸的人们了，其中也浮现了让鲁迅很振奋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鲁迅发现了沙漠当中的荆棘，尽管这个地方黄沙漫漫，但也生长出了倔强的生命，而在黄沙当中产生的生命，才是最打动人的，才是有力量的。例如他描述浅草社：“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个世界”[26]，又说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队”，“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27]欣赏狂飙社的呐喊等等：“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28]在鲁迅的后来的描述当中，风沙也好，沙漠也好，就不完全是一种负面的意象了——一开始单纯观察北京对鲁迅日常生活的影响，会发现鲁迅说到风沙，说到尘埃，说到沙土都是不适应的，都是不舒服的感觉，但是随着对鲁迅阅读的逐渐走向深入，就会发现最后他对这些意象的感受完成了一次翻转。就是说它们好像变成了鲁迅很自得的一个东西：“我”就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了，怎么了？这个时候他反而就从中发掘出意义来了。
鲁迅就是一位能够在思想上逐渐引导我们走向深入的作家，因为他自己也在走向深入。所以读鲁迅的作品，就不能从一个静止的角度来看。在沙漠的包围当中，鲁迅又感觉到了一种舒服感，他表示自己“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29]这是典型的鲁迅的句子，就是在粗暴的风沙中被打击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很好，他是把风沙和他自我精神的塑造联系在一起了。鲁迅在《〈华盖集〉题记》写道：我“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30]放在鲁迅的对北京的沙漠体验的角度来阅读，就会觉得“沙漠”在鲁迅那里具有生长性，这个体验在生长着、变化着。它就是鲁迅在这样一个地方所得到的人文地理的启示：人是可以倔强地、坚强地生活下去。这样一个漫天黄沙的北方，激励了鲁迅，让他完成了自我超越。于是，这就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北方，一个鲁迅从骨子里很有认同感的北方，北方和北京因此就具有了一种不同的意义。
这就产生了一种关于北京的审美体验，我把它概括为鲁迅的“北京美学”。在著名的散文诗《雪》里，鲁迅描绘了可以称作“北京美学”的东西。鲁迅将“朔方的雪”和“江南的雪”作对比，你看他描写的江南的雪：

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31]

江南的雪
江南的美丽当然让人怀念，因为这是鲁迅的家乡，但是鲁迅话锋一转，以有力的句势展示了“朔方的雪”：“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32]在这里，雪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给人以振奋。这里，江南与朔方，传达了两种相互比照的人生经验。江南是鲁迅遥远的而温馨的回忆，每个人提到自己的童年，提到自己家乡都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温软的感情；朔方的雪扑面而来，这里的文字忽然就变得有力量了，好像自己情不自禁地要投入其中，鲁迅自己的精神也在为旋转而且升腾着，这就是鲁迅所向往的那种意志性，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就跟他的日本时期所接受的尼采的思想一样。此时此刻，这种力量来自他所感知到的北方、北京，鲁迅对朔方的雪的感受也就是对北京的雪的感受，他对北京有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北京美学就是一种有力量的审美。
1946年，《生活》杂志摄影师德米特里·凯塞尔（Dmitri Kessel）拍摄的中华门雪景。
离开北京生活于上海之后，鲁迅说：“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倘不至于日见其荒凉，实较适于居住。”[33]何以一个风景用得上“伟大”这个词呢？什么是伟大？但凡能用上“伟大”之谓，其实就是表示与凡俗有距离，是距离构成了一种精神的升华。故乡对于我们是温馨的，它是我们永远的梦，像母亲一样怀抱着我们，给我们心灵的安慰，给我们滋养，但是呢，她不是有距离的，母亲和我们就不是有距离的；只有到了一个异域的、陌生的，甚至不适应的北京、北方的时候，南方来客所感受到的那种风景才是一个有距离的风景，他感受到的姿态也是一个有距离的姿态，而这个姿态最后会提升他的精神的，所以鲁迅用了“伟大”这个词。“日渐其荒凉”这是指现实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使得它“荒凉”了，但是本来的它是“伟大”的。“实较适于居住”，这个话也很有意思，鲁迅先前刚到北京，觉得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居住的，就像另外一位中国现代作家郭沫若，他从四川到了北京以后，也有类似的感受，称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人居住。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鲁迅离开北京以后，当他拉开距离来回看北京、反观北方的风景之时，就发现了“伟大”，而且觉得它是较适宜居住的。这里的“居住”更多指的是精神层面的，它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不在生活上谈论问题了，它反映的是“我”的精神信仰，是“我”的这种精神品质与这个地方的气质有了一个相互贴合的关系。
北京构成了鲁迅审美、鲁迅自我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北京体验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经常说的地域文学的问题。北京与鲁迅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来是北京与地域的关系，其实发展到鲁迅这个精神层次，他已经超越了地域了，不再是一个地域文学问题。与其说是地理影响了鲁迅、决定了鲁迅，还不如说是鲁迅反抗了地域，选择了地域，构造了地域与人的精神互动的全新的结构。因为，这样的北京是鲁迅发现的，也是鲁迅所需要的，它就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向往—失望—怀念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发展，是鲁迅自我精神深化的结果，也是鲁迅自我发现的结果，鲁迅在发现北京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现他自己，他通过一个不断发现的自己与一个变动中的北京构成了对话，这就与所谓的地域决定人，或者纯粹文学地理学的观察不大一样了。

三

关于地域，鲁迅有一系列的经验表达。不仅是北京，还有上海，还有家乡绍兴。他对所有的地域的观感都属于个人的独特发现。例如他对上海、绍兴的体验也是双重性的，也很复杂。一方面，他称上海“烦扰”“喧噪”，“但也别有生气”。[34]1919年，他打算离开家乡去北京，这样描述绍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35]，但是到了真的离开家乡以后，再写《社戏》却是另外一番记忆，他将北京城里看戏的糟糕的印象对比故乡的社戏的惬意，将乡村故事写得像仙境一样：“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36]，完全就是拉开距离产生的美。所以鲁迅的地域意识是与他自身的人生观、他的人生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所认定的固定不变的地方和人的关系，这是认知鲁迅地域意识的重要的一点。
《社戏》木刻插图，赵宗藻作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来概括一下鲁迅的地域思维是什么，我觉得不妨可以套用一个词语——超克。鲁迅对地域的态度是“超克”，这个超克的背后是一种精神再选择的关系。鲁迅为什么能够超克呢？就在于他是一个不断提出自我精神追求的作家和思想者。鲁迅当然是来自某一个地域，但他绝对不会局限在某一个地域，所以他对任何一个地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都是“客子”，是一个漂流者、漂泊者，任何一个地域都是如此。《在酒楼上》的主角也是以暂寓于 “S城的洛思旅馆里”，“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37]这是鲁迅的一个深层的自我解剖，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其实“我”的选择在很大意义上是在地域之外的，是“我”在选择那个地域，而不是个地域在决定“我”，“我”跟它的某种天然的关系被切断了，当然这里有很深的况味，也很孤独，也有点儿迷茫。但是他又不仅仅是孤独、迷茫，他也有一个重新自我选择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就来自于这个“客子”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源于这个“客子”的超越的努力，这就是他在《朝花夕拾》里所说的：“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38]鲁迅写作，几乎每一个词都在炼字，值得咀嚼。他用的词是什么呢？哄骗。这说明此时此刻他很清醒、理性，他没有沉迷其中，就是说他不会被它所完全地俘虏，这就仿佛是鲁迅之于所有地域的一个独特的关系，他不会为任何一个地方所俘虏，这个地方成为他选择的一个对象。
在鲁迅的地域观念当中，还有一个独特的“南北观”问题。也就是一个鲁迅所论的“南人北相”的问题。近代中国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地理问题，梁启超是讨论得很多的一位，其中多次讨论所谓南方北方，成了一个很多知识分子热衷的问题。在所有这些讨论当中，我觉得鲁迅是最独特的，因为他超越了这个二元对立的概念。鲁迅始终在超越近现代学界的许多概念，始终于别人不一样，他提出“南人北相”就是一种地理文化的跨越。大家都习惯于论南方有什么特点，北方有什么特点，而在鲁迅看来，重要的是南人北相、北人南相，换句话说就是地域的跨越，跨越性的地域追求才是最有价值的。这是鲁迅给我们的答案，他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39]。重要的是，鲁迅又引用了相书上的一条说法，得出自己的判断：“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40]换句话说，他把南北的最好的特点都集于一身了，它就不再是单纯的南北关系了。鲁迅为什么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谈南北呢？其实就是他的“超克”，他超克了地域，实现了一个自我选择，这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如此理解北京，如此谈论北京，他能够做到在思维方式上既超越北京又选择北京，这是他的基本思想。
其他的知识分子，例如顾炎武、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等，他们都分别在近代有大量南方北方论，什么南方文化、北方文化，以及南方文学、北方文学等等，但是还是鲁迅最独特。只有鲁迅从人的角度将南人/北人的相互关系深刻把握了，透视了这两个东西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也可以借此继续延伸到“京海之争”问题。今天学界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多了，但是鲁迅的姿态还是最独特的，因为他所谓的京派和海派与别人都不一样。所以说今天在“京海之争”的问题上要引用鲁迅的话，可得要小心翼翼，因为他立论和别人是不一样的。简单地来说，鲁迅说到“海派”之时是把左翼排斥出去了的。他称海派“近商”，当然左翼他也有对商业性的考虑，但是这个并不是它的主要特点。他论及京派，称说京派“近官”，显然也排斥了作为文化信仰的那个京派，他的“京派”指的是同胡适他们有一些关系的这样一些人。[41]总而言之，就是鲁迅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思想，与一般的当时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他有他自己的考量。
近年来，学界讨论过中国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问题。简单来说，提出地方路径的问题，就是为了区别于过去研究了很多年的地域文化的问题、区域文化等问题，或者地方文学的问题。文学发展的地方路径之所以成为“路径”，重要的是它成为了一条“路”，而路是谁走的呢？是人走的，这就是鲁迅说过的话，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地上本没有路。所以说，这是提醒我们可以从人与路的关系上重新讨论“文学的地方路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区域观念、地理体验的背后，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选择，是人自身的精神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在今天引起特别的重视。以鲁迅之于北京的这个复杂关系就能看到这一点，没有鲁迅独特的精神选择，没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北京，没有鲁迅北京经验的前后复杂的演变，也没有鲁迅对于包括南北问题、京派海派问题等等的独特的观察和他与众不同的解读。所以，从鲁迅与北京的关系上，可以发现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特点：任何一个思潮也好，文化选择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人自我发展的一个塑形，是人自我塑造的一个结果。今天讲述的北京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北京，鲁迅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所谓客体的北京，鲁迅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北京。
北京属于鲁迅，当然也属于别的作家，在每一个作家身上，都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北京，正因为他们的北京是各个不同的，所以说北京才是如此的丰富，它永远地会给人启发，而能给我们启发是在于知识分子、在于作家自己可以不断展开探索。我们不断地在进行自我精神的探索，北京才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象，不断地成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精神的滋养。

本文注释（滑动阅览）

[1] 鲁迅：《壬子日记〔一九一二年〕》，《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1页。

[2] 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鲁迅全集》第1卷，第403页。

[3]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5页。

[4] 鲁迅：《呐喊·鸭的喜剧》，《鲁迅全集》第1卷，第583页。

[5] 鲁迅引自向培良的《我离开十字街头》，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62页。

[6] 鲁迅：《书信·331002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452页。

[7]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01页。

[8] 吴小美、封新成：《“北京的苦闷”与“巴黎的忧郁”鲁迅与波特莱尔散文诗的比较研究 》，《文学评论》1986年第５期.

[9] 林贤治：《鲁迅：四城记》，《书屋》2007年 4期。

[10] 孙郁：《周氏兄弟笔下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11] 姜异新：《北京时期的鲁迅与鲁迅的文学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7期。

[12] 鲁迅：《书信·100815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3页。

李怡 | 鲁迅的北京：故乡？他乡？

[13] 鲁迅：《书信·110307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

[14] 鲁迅：《书信·270112 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12卷，第13页。

[15] 鲁迅：《书信·270919 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12卷，第68页。

[16]  [34]鲁迅：《两地书·一二二》（1929年5月23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302页。

[17] 鲁迅：《两地书·一三一》（1929年5月24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5页。

[18] 鲁迅：《书信·321125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2卷，第346页。

[19] 鲁迅：《书信·360402致颜黎民》，《鲁迅全集》第14卷，第66页。

[20] [22]鲁迅：《书信·321123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2卷，第344页。

[21] 鲁迅：《书信·321120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2卷，第343页。

[23] 鲁迅：《书信·341218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1页。

[24] [25]鲁迅：《三闲集·看司徒乔君的画》，《鲁迅全集》第4卷，第73、74页。

[26] [27] [2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50、251；252；259页。

[29] 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228页。

[30]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31]  [32]鲁迅：《野草·雪》，《鲁迅全集》第2卷，第185、186页。

[33] 鲁迅：《书信·30032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227页。

[35] 鲁迅：《书信·190116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0页。

[36] 鲁迅：《呐喊·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第594-595页。

[37] 鲁迅：《彷徨·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第25页。

[38]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6页。

[39]  [40]鲁迅：《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456、457页。

[41] 参见高恒文：《鲁迅论京派海派》，《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8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领军人才项目（22VRC148）阶段性成果

一审：李静宜

二审：黄爱华

三审：姜异新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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