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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质良,男,1950年生于宜都县一个教育者家庭。后全家被下放到原宜昌县沙河公社当农民。故本人仅读4年小学,10岁便辍学回家务农。但艰难竭绝中,并未放弃对文化知识的渴求。31岁又因葛洲坝工程建设失去土地,自谋职业。先后干过码头装卸工、乡企采购员、水果商贩、个体运输司机、工程机械驾驶员等职业。60多岁以后、年老体衰,才歇业居家。无聊中萌生写作之心,已完成自传体小说《我的尘封岁月》和《似水流年》两部。
传记体小说《童年》连载(三):5-6章
文/董质良
五、除四害
儿时的印象是直观和表面的,并不能理性的观察和感受身边发生的事情,对所经历的事物难于明白理解。但是对自己亲历事件的时间、人物和印象却十分清晰、准确,能为多年以后的回忆提供许多线索。
例如1955年我们随母亲到长堰堤时正逢农村轰轰烈烈成立高级农业社,农民们热爱党和毛主席,入社的热情十分高涨。宜昌市也在大搞公私合营,私营老板们也同样拥护党的决策,积极配合,还披红挂彩放鞭炮。1957年搞大鸣大放大字报,紧接着就有好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对此事我们印象最深刻。我们的父亲是每况愈下,从教育局干部到业余学校教员,再到被赶到长阳大山里的农场劳动,我们是跟着他一步一步朝下走的,从专署机关幼儿园到长堰堤,再到鄢家沱,一直走近苦难的深渊。
1957年夏天,我们随母亲来到宜都县与长阳县交界的清江河边的鄢家沱,这是一个风光秀丽,民风淳朴的小镇。沿清江河有一条几十户商铺的小街,还有为河里船舶服务的铁铺、船厂,小街都是青石板铺路,显得古色古香。我们要去的小学校在与小街相距半里之遥的一座祠堂里。祠堂外面坪坝上一棵粗大古老的桂花树正满树繁花,香飘数里,路人嗅之,神清气爽。学校是由祠堂改建的,它有一百多名学生,七、八名老师,校长XX是个阴险的小人,我们母子几人一到就招致了他的厌恶与挤兑。他不让我们住在学校里,也不让我们在食堂搭伙,是怕我们妨碍了他同年轻女教师某某的好事。
无奈,母亲只得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房东罗四爹为人蛮厚道,他全家对我们都很和蔼。罗老太常拿她自己做的苕角、胡豆、包谷糖果之类的食品给我们弟兄吃。罗家是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户,农具齐全,庭院干净,儿子娶妻未育,生活富足而平静,是个典型的小康之家,他们对我母亲这样的女教师很客气很尊重。(五十年后的2009年,我们兄弟偕老母重返鄢家沱,但是再也寻不见当年的小镇了,1998年的一场洪水过后,古镇和祠堂小学、桂花树都荡然无存,幸运的是,我们寻访到了罗四爹的儿子罗世炳,老人年逾七旬,却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每天还到水库打鱼,由于时间仓促,未及细聊便告别了,不过总是圆了母亲旧地访故的愿望)。
到鄢家沱不久,我不知何故被父母送到宜昌外婆家念了一学期书,是在学院街小学就读。这一学期在学校里倒平淡无奇,没留下什么印象,但中国社会这一年却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走马灯似的各项运动,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啦、人民公社化啦、大办钢铁超英赶美啦,不一而足。我在城里感受最深的就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除四害,四害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居委会布置分配任务,一样一样的挨个来。首先是蚊子和苍蝇,接连几天,一到傍晚,各家都用居委会统一发放的六六六粉,混入锯末内,在自家室内和门前烧起一堆堆的烟火。呛人的烟雾充斥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蚊子是燻死了,可人也被燻得涕泪长流,无处可躲。我们一些孩子还是聪明,家里受不了我们就跑到江边去呼吸新鲜空气,总有办法啦。那年代还没有环保意识,不知道六六六粉非常有害,残毒在土壤里能保留好几十年,但是那时也还只有这一种农药面市,无可选择。消灭苍蝇和老鼠是用原始的办法搞的,人们平日总手拿一个苍蝇拍子,怀揣一只墨水瓶子,发现苍蝇就穷追不舍,打死后装到瓶子里,攒多了到居委会去交数,因为是订了指标任务的,每人得交够数量。老鼠是难度最大的,那时好象还没有鼠药,主要还是用传统的鼠夾,鼠笼等工具捕捉,抓到后打死割下尾巴,拿去居委会交任务,估计抓老鼠的任务一般都难于完成,这种动物比人类狡猾多了,再厉害的政治运动也莫奈它何!
最能体现伟大领袖战略精神的是消灭麻雀战役。,全市统一部署行动,男女老少齐上阵。地面,屋顶到处是手举拴着红布条的竹杆乱摇乱㨪的人群,铜锣脸盆一齐敲响,惊恐的麻雀到处逃窜,哪里都是人民战争布下的天罗地网,无处藏身。我们一群孩子拿着竹条子跟着一群麻雀追到学院街,又追到解放路,最后追到了古佛寺,硬是没让它们落下来,疲于奔命的麻雀们最终只落得精疲力竭,坠地而亡。几十年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终于醒悟,麻雀不是敌人,鸟类是人类的朋友。于是,麻雀从四害中退出,变为了受人类保护的动物。
同农村相比,城市里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全民大办钢铁的规模就要逊色多了,虽然宜昌也把全市划成几个人民公社,但并无人民公社的实质存在,只是把街道居委会的名称变动了一下而已。全民炼钢炼铁运动就只虚晃一枪应了个景,各机关学校在院子里垒几个土高炉,做游戏样的搞了一阵就偃旗息鼓了。我在外婆家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外公在茶叶公司上班,是个兢兢业业的老工人,非常热爱自已的工作和家庭,当然也热爱共产党,我很多次同表哥们去给外公送午饭时都看见外公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看报,关心时事,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极为拥护。我大姨妈是个能干而正直的家庭妇女,对家庭和亲人们充满了爱心,她的厨艺绝佳,做的饭菜堪称经典,家族内至今无人能及。大姨妈除把自已的家操持得井井有条外,还热情的参于社会公益活动,在居委会和周围街道上她是名声极响的人物。当时我外公和姨妈家老少三辈共有上十口人共同生活(我记得有外公外婆,大姨妈及三个表兄妹,其昌表哥和么姨在读高中,还有四姨和我)。在家里收入不多的情况下要安排好全部成员的吃,穿学习及一切生活起,居确实不易。全仗了外公外婆、姨妈和众亲人们的无私爱心奉献,才使得我们健康成长,儿时在外公外婆姨妈家的情景也深深印入脑际,至今清晰可见。
六、大跃进见闻
1958年的夏天,我回到了鄢家沱。虽然在宜昌市外婆家伙食可能要比我们在乡村的家里好一些,但是我总是常常想念兄弟们,怀念在学校及乡村里野趣盎然的生活。暑假里,清江的河滩成了我们的游乐场,一大群自然汇聚到一起的孩子们在河坝里抓小魚,逮螃蟹,捡火石,打水漂,成天玩得乐不思家,惬意极了,可是有一天,却发生了一件极为后怕的事。

清江河里,在不发洪水的时候,是一片片砾石滩和一个个深浅不一的水潭,那些水潭里漂浮着一些放木排散落的圆木。那天我们一群孩子们在一个大水潭的沿边浅水里戏水、玩耍,我为了在小伙伴们面前表现自已勇敢,就向不远处水面上的一根圆木扑了上去,谁知在我的推力作用下,这根圆木一下就荡了开去,漂进了深水区。我扒在圆木上左摇右晃,用脚往下一探蹬了个空,嚇得我尖叫起来,我不会水,一慌张就乱扑腾,圆木随着我的晃动在水里滚动起来。恐惧之感立马罩住了我,想到今天要淹死了,浅水里的孩子们都不会水,只能在那里喊叫,谁也救不了我。听到我们的喊叫,远处路过的一个大人跑了过来,冲入潭中把我和圆木一起推向了浅水区。那个大人训斥嘱咐我几句后就离开了,留下我在那里愣了半个小时才醒过神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我还在宜昌尚未回来的时候,鄢家沱就加入了红花套人民公社,称为“鄢家沱管理区”。只是我们小孩子家不大在意什么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政治名词,但是有一天无意间却领略了人民公社大食堂的风采。那是一天在清江边玩耍的时候,看见很多农民在往江边抬一个庞然大物,我跑过去看热闹,知道抬的是一台柴油机。十几个男人艰难地把机器抬到江边一个七、八米高的悬崖上安装。技术员指挥着把胶管水泵用皮带和柴油机连在一起,水管伸入崖下的水潭。忙了几个小时安装完毕后两个技术员用摇把一齐发力,摇了好几次才把机器摇响,笨重的机器吐出黑烟的时候,农民们一片欢呼。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农民们第一次看见柴油机发动,都感到十分新鮮和激动。技术员又用了好半天才把皮带与柴油机连上,水管一下喷出了一股白花花的水来,人群又是一片欢呼。可是好景不长,也就分把钟后水泵就不出水了,技术员赶忙关掉机器,说是引水管漏气。搞了一会后叫人们拿水桶从河里挑水上来灌引水,人们忙了老半天也没能把水抽上来。这时已近中午,太阳晒得十分难受,技术员沮丧的对大家说:“算了,下午再来搞,到食堂吃饭去,”我正准备回家去,当地的几个孩子对我说:“回家干什么?到食堂吃去”。我好奇怪,我也可以到食堂去吃饭吗?几个小孩笑我少见识,对我说:“现在人民公社大食堂是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吃了嘴一抹”。我真是惊讶极了,还有这样的事?我在城市里从未听说过呀,嗨,管他三七一十八,先去看看再说(说是一个孩子在做家庭作业的算术题时,被一道3X7=?的乘法题给难住了。这时妈妈呼叫他快把作业做完了来吃饭,他一急,喃喃地说:管他个三七二十一,就写个十八!)。
我随着小伙伴们来到当地生产队的一个食堂,果然不错,几间大房子里内外摆有十几张饭桌,几十个大人孩子都在大吃海喝,炊事员用大抬箩往桌上送麦面馍馍和钵儿饭,我也畏缩着去拿了两个馍馍。食堂的墙壁上涂满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那是个狂热的年代,干部们喊着:“人民公社力量大,农业实现机械化”。而农民们最爱听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万万年,食堂吃饭不要钱”。
这一年,国家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十五年超英赶美、中国人民要多快好省地大跃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取消家庭型式,生活彻底集体化,干活以生产队为单位,吃饭到公社食堂。短时间里(就几个月),食堂出现鼎沸景象,人们喧闹着:“食堂吃饭不要钱,吃了嘴一抹走人”。南来北往到山中砍树开矿的,到土高炉炼铁拉风箱的人们,整日价在食堂穿踊,大米饭、白面馍,敞到肚皮吃。人们沉浸在共产主义的美梦里发着高烧,干部们向人们描绘着共产主义的美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穿衣不要钱,按月发工资”。
其实食堂当时的粮食来源就是原来高级社的一点储备粮,很快就被吃光了。而当年丰收的粮食由于大量农业劳力被抽去炼钢铁了,庄稼无人收割,烂在地里。到五八年底,食堂粮食无以为继了,公社就让农民们交出家中存粮,老实的农民们原以为共产主义了,以后吃饭不要钱,还可拿工资,家里的粮食早就交给了食堂,连铁器锅灶都送去炼钢铁了。但一些稍有心计的农民在被形势所迫交出粮食铁器的时候,偷偷藏匿了一些粮食和炊具。在随后食堂粮食枯竭以后,大多被干部们搜出来了,但只要粮食,锅盆瓢勺已无人问津,大炼钢铁运动也已气势微了。
说起大办钢铁,在我国已是世界钢铁大王的现在,1958年那段历史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一声号召,全国亿万人民丢下自己的本职工作,一齐蜂涌上阵,耗费了无数宝贵的资源和劳动力,铸就了一段旷世奇闻、一段千秋笑柄。在城里,机关,学校都在操场上筑土高炉炼铁,把焦炭矿石和民间收来的铁器混烧成的铁瘤子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地抬到党委去报喜。在那些日子里白天烟尘蔽日,夜晚红光烛天,报喜的锣鼓之声不绝于耳,人们的情绪都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最为严重的还是农村,因为农民的本职是种地,生产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而今不种地了,丢下手里的锄头、镰刀去炼铁,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实际上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是不会因局部自然灾害而使全国处于饥饿之中达三年之久的。把帐算到苏修头上就更是雷打急了朝树上指,是瞎指挥者推诿责任的惯常之举。肯定地说,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们都经历过当年那段荒唐的岁月,农村男女强劳力都被调去大办钢铁了,剩下的老弱妇孺不足于担当繁重的农活,秋收的作物收不回来就烂在地里。收回来的东西也是随意浪费,花生扯起来堆在地头任由路人取食,没扯起来的在田里生出成片花生芽,红苕没人吃了,也没劳力去挖,就干脆烂在地里当肥料。公共食堂流水般的消耗着农民手中仅有的一点存粮,而下一年的粮食播种也只是草率的糊弄了一下,可想而知,广大的农田产不出足够维持生命的粮食,巨大的危机不是已在孕育之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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