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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看，近期落马的军中老虎何卫东苗华都是叛徒，因他们腐化堕落，危害人民利益。自古以来，叛徒都没有好下场；然而，叛徒的危害巨大，因此，我们应该提早发现并且清除叛徒。犹记毛主席时期，经常性的整党整风，揪出了许多叛徒，也尽量避免了出现叛徒。回首革命历史，笔者心里总是禁不住心潮奔涌：新中国的红色江山，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红的，作为后辈，没有理由肆意践踏，而必须虔诚地辛勤耕耘，倍加珍爱。
下面这些这些文字都是真实革命历史的记载，没有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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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共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进渣滓洞牢房内。同一牢房内，有他原先的领导同志张国维。趁特务看守没注意，张国维告诉罗广斌：“你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所以你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从现在起，你应该注意搜集情况，征求大家意见，总结经验，将来汇报给党组织。”罗广斌听了这话，表示一定努力完成这项任务。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至白公馆内。在此，他和同室难友刘国志、王朴、陈然等同志结成了生死患难之交，多次深入讨论《被捕前后情况及狱中学习经过》和《狱中八条》。关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内的共产党员，写出了意见书：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跑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大家经过商量决定，这份意见书《狱中八条》由幸存者上交给党组织。烈士们明白自己随时可能遭遇不测，所以他们提前献出自己的赤子丹心，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中华大地红色永在：人与人平等相处，没有奴役、剥削和压迫现象；大家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11月27日敌人实行大屠杀，子夜时分，罗广斌带着尚未被杀的十几位同志趁敌人疏忽之机，冒着生命危险突围出去成功。三天以后，迎来重庆解放。全国广大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日子，终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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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以后，为了履行难友们的嘱托，罗广斌夜以继日奋笔疾书，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意见。年底以前，他完成这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报告》并且上报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报告》谈了三个大问题：
一、少数领导干部腐化是元凶。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1948年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所造成的。
大破坏的元凶刘国定1938年进入党组织。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工委书记等职务。他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擅长察言观色，能说会道，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成绩卓著，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然而，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严重。被捕以后，他叛变出卖了多位共产党员，所以受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迅即升为上校军衔。
平日道貌岸然、大谈革命气节的原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的被捕叛变，出人意料之外。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在北碚遭逮捕，经不住敌人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别支部书记胡有犹，接着供出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冉益智虽有所保留，但是也被敌人关入了白公馆内。接着，冉益智精神崩溃，主动要求参加特务组织，廉价出卖自己，获得国民党少校军衔。
冉益智被捕的头日，曾经在北碚与学生运动特别支部书记胡有犹谈话。当时敌人已经开始出动，陆续有共产党人被捕。胡有犹特别强调，如果出事就必须坚持革命气节。然而哪知，冉益智被捕以后首先供出胡有犹。显而易见，关键时候这个上级冉益智不如这个下级胡有犹。由此可知素质方面，上级不一定高于下级。
刘国定、冉益智这些领导人平日喜欢居高临下，故意装模作样，表示自己知道一切事情，总有办法。部分年轻同志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结果，却被自己的偶像出卖了。这一堂反面课程，十分深刻。那些经常自以为是喜欢唱高调的领导人，往往是靠不住的。可见，事实胜于雄辩。
在监狱中，同志们讨论如何看待组织里面存在的问题。江竹筠曾说过: “切莫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面还有很多缺点。”王朴同志说道：“认识方面，我在被捕以前一直迷信上级领导，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就是组织的组成部分。其实，组织的力量需要依靠各人的共同努力，才可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血的教训，必须引以为鉴。
二、必须重视党员生活作风问题。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种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可以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对革命事业是否忠贞。
生活作风关乎品德，生活作风歪则品德难好起来。许多烈士遗书里面，就反映了他们共同的高尚精神境界。而那些叛徒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恰是在这几个问题方面落后。
1948年4月，李文祥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关在白公馆内，开始还好，只是想念妻子。他的妻子熊咏辉被关在渣滓洞女牢中。国民党特务利用李文祥的弱点，经常押着他进入渣滓洞内审讯，而且让他见妻子。每见一次，他就痛哭一次。特务告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他就彻底崩溃。因此坐牢八个月后终于叛变，供出他领导的十六个同志。
别的几个叛徒，也是在私生活方面都不干净。刘国定更是五毒俱全。这个叛徒曾经担任很高职务掌握党内情况最多，变节之后破坏性也最大。
三、必须更加谨慎严格审查干部。
叛徒李忠良是典型的投机分子。他原来是一个青年学生，曾追求南开中学的一位女同学，但是，女方不愿答应。在当时进步潮流推动之下，他到重庆华蓥山游击区参加了革命队伍，能说会道，得以发展入党。然而到了武装起义时，他就溜掉。回到重庆以后，则是忙着追求女朋友。他被刘国定出卖以后，一被捕就叛变，带着特务四处抓人，当了军头中尉。
在监狱里，单凭个人勇气和肉体忍耐，难以忍受，如果没有坚强革命意志，没有牺牲个人献身革命的思想准备，就不能通过考验。大多数同志是经受了这种考验。
但是，革命队伍中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共产党员干部浦华辅、凃孝文，却没有能够经受住这种考验。
浦华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共产党员，1949年在四川成都被捕，特务用酷刑逼供，他熬不住，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里面潜伏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
凃孝文曾经是中共“七大”的代表，后来担任川东特委副书记兼川东地工委书记，被冉益智出卖，在四川万县被捕。国民党特务用棉被蒙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了江竹筠等三十多位同志。
浦华辅、凃孝文分别被押解到了重庆，后来关进了白公馆里面。在狱中同志劝告和教育下，他们拒绝再供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拒绝带领特务抓人，终于被敌人公开杀害。
比起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这些死心塌地为虎作伥的叛徒，浦华辅、凃孝文两人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然而两人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狱中同志认为，凃孝文为人谨慎小心，如果没有风浪他很优秀，但是在严格考验下面没有及格。狱中同志希望党组织上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的时候，必须特别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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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是红岩几百名烈士用泪水、鲜血甚至生命凝聚而成的。这些语言文字朴实无华，简洁明了，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现实作用。
红岩革命烈士用生命凝成的最后嘱托，是历史的一面宝镜。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这面宝镜。干部，应该做人民的公仆。这样，革命烈士鲜血就不会白流，全国人民就会安居乐业，逐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