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 年）无疑是一个充满戏剧性与悬疑色彩的年份。嘉庆帝的突然驾崩，宛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帝国，而传位诏书的失踪，更是为这场风暴增添了重重迷雾，使得皇位传承这一关乎国本的大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也令道光帝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那么道光帝究竟是如何在这风云变幻中脱颖而出，顺利登上皇位，背后的故事曲折离奇，值得深入探究。
嘉庆皇帝画像
嘉庆帝驾崩始末
嘉庆帝颙琰在位期间，大清帝国已不复康乾盛世的辉煌，内忧外患逐渐凸显。国内，白莲教起义虽已被镇压，但余波未平，社会动荡不安；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吏治松弛，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治理与运转。外部，西方列强的势力悄然东来，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日益显露。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帝一如往年，前往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并处理政务。随行的皇子有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据《清仁宗实录》记载，七月十八日，嘉庆帝自圆明园启銮，前往热河。一路上，队伍浩浩荡荡，然而，谁也未曾料到，此次出行竟成为嘉庆帝的最后一程。
承德避暑山庄
七月二十四日，到达热河行宫，“圣躬不豫”。此时，嘉庆帝已经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还是强自支撑着到城隍庙拈香，又到永佑宫行礼，到了二十五日，病情严重，当夜崩逝暴死，死因不明。关于其发病原因，史料记载模糊，民间及学界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当时正值盛夏，天气酷热难耐，热河地区气温极高。《承德府志》中有相关气候记载，显示当年夏季异常炎热，嘉庆帝很可能因中暑引发其他病症。在古代，中暑若未得到及时妥善的治疗，极易引发高热惊厥，进而导致脏器损伤等严重后果。而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即便皇帝身边有太医侍奉，也难以应对如此突发且严重的病情，最终导致嘉庆帝病情迅速恶化。
另一种说法则与嘉庆帝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在位多年，他殚精竭虑，试图扭转大清帝国的颓势，却成效甚微。白莲教起义让国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吏治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根治。这种长期的忧虑和操劳，极有可能损害了嘉庆帝的身体健康，致使他突发心脑血管疾病。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长期的精神压力易引发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在特定诱因下，如情绪波动、过度劳累等，可能导致脑溢血、心肌梗死等急性发作，使得嘉庆帝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骤然驾崩。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当日傍晚，嘉庆帝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驾崩，年仅六十一岁。这位在位二十五年，一心想要中兴大清的皇帝，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亟待稳定与变革的庞大帝国。
传位诏书失踪之谜
嘉庆帝驾崩后，根据御制《古今储贰金鉴》记载，由于清世宗雍正皇帝亲身经历了康熙帝晚年“九子夺嫡”事件，深知皇子们争夺皇位的惨烈，所以规定以后的清代历朝皇帝，在选定继承人之后并不宣布，只预立密诏二道放好即可，一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一藏于皇帝随身所带的金盒中皇位的传承需依据藏于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传位诏书。然而，当大臣们匆忙赶到热河避暑山庄处理后事时，派去北京取传位诏书的人却惊愕地发现，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并没有找到传位诏书。这一惊人的消息，瞬间让整个朝廷陷入了恐慌与混乱之中。
传位诏书存放地—正大光明匾额
于是大臣们立即在避暑山庄展开了全面而细致的搜寻，希望寻找到嘉庆帝随身携带的传位诏书副本。他们对嘉庆帝的寝宫、书房、日常起居之处，乃至整个避暑山庄的各个角落，都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然而，在最初的慌乱搜寻中，并没有找到传位诏书。
那么传位诏书究竟去了哪里？一时间，各种猜测甚嚣尘上。一种可能是，在嘉庆帝从紫禁城前往避暑山庄的途中，传位诏书不慎遗失。但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传位诏书作为决定皇位归属的关键文件，其保管必定极为谨慎，且行程中有众多侍卫和侍从跟随，如此重要的物品遗失而无人察觉，似乎不太合乎常理。
另一种更为险恶的猜测是，有人故意藏匿或销毁了传位诏书。在宫廷权力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各方势力为了自身利益，极有可能采取这种极端手段。或许有某些势力支持的皇子并非嘉庆帝原定的继承人，他们企图通过打乱皇位传承的正常秩序，为自己支持的皇子谋取皇位。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在清朝历史上，不乏因皇位争夺而引发的明争暗斗。
还有一种可能是，传位诏书的存放地点出现了特殊情况。嘉庆帝此次前往避暑山庄，或许因某些特殊原因，未将传位诏书按照惯例放置在“正大光明”匾后，而是放在了其他隐秘之处。由于事发突然，相关人员未来得及告知众人，导致在紧急搜寻时未能找到。
大臣的立场与抉择
在传位诏书失踪的危急时刻，朝中大臣们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们的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皇位的归属。托津和戴均元作为朝中重臣，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清史稿·托津传》记载，“上崩于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鐍匣，奉宣宗即位。”
托津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官经验丰富，在朝廷中威望颇高。戴均元同样在朝中拥有重要地位，他以清廉正直、办事干练著称。面对传位诏书失踪的困境，他们深知局势的严峻性。若不尽快确定皇位继承人，朝廷必将陷入混乱，各方势力为争夺皇位极有可能引发内乱，大清帝国的统治根基将受到严重动摇。
托津
经过对局势的分析和对各位皇子的考量，托津和戴均元认为旻宁是最为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旻宁作为嘉庆帝的嫡长子，在封建宗法制度下，这一身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同时，旻宁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在骑射等方面也有出色表现。尤其是嘉庆十八年（1813 年）天理教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时，旻宁临危不惧，亲自手持鸟枪击毙两名起义军，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断力。这一事件让旻宁在朝中大臣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大大提升了他的威望。
戴均元
托津和戴均元率先表态支持旻宁继位。他们的态度对其他大臣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大臣纷纷表示支持旻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正如《清史稿》中所记载，“托津、戴均元等，以皇次子旻宁仁孝聪睿，英武端醇，且系嫡出，中外翕然，同声称颂。”
然而，并非所有大臣都如此轻易地达成一致。部分大臣背后支持的是其他皇子，他们对旻宁继位心存疑虑，试图寻找机会为自己支持的皇子争取皇位。但在托津、戴均元等重臣的主导下，这些反对声音逐渐被压制，未能形成气候。
皇后的考量与决策
嘉庆帝的皇后钮祜禄氏，在这一关键时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钮祜禄氏深知皇位传承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她虽有自己的亲生儿子（皇三子惇郡王绵恺与皇四子瑞亲王绵忻 ）但在权衡利弊后，做出了一个明智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
嘉庆帝皇后—孝和睿皇后
钮祜禄氏认为，旻宁在朝中大臣中拥有较高的支持率，并且在嘉庆帝生前对他十分熟意并大力为他培植势力。在传位诏书失踪的特殊情况下，拥立旻宁为帝，能够最大程度地稳定朝廷局势，避免因皇位争夺引发的内乱。她的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她的政治智慧，更展现了她以大局为重的胸怀。
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钮祜禄氏在嘉庆帝驾崩后，立即下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
这份诏书明确表达了她对旻宁继位的支持，也为旻宁的登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合法性。
道光帝继位经过
在大臣们的支持和皇后的懿旨背书下，旻宁在皇位继承的竞争中占据了明显优势。然而，在没有传位诏书的情况下，他的继位仍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道光黄帝读书像
就在众人焦急等待之时，转机出现了。在嘉庆帝驾崩后的第四天，传位诏书终于被找到。原来，传位诏书被嘉庆帝的近侍放在了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由于当时情况紧急，近侍一时疏忽，忘记了具体位置。经过几天的仔细回忆和寻找，传位诏书终于重见天日。这份由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四月初十亲笔书写的传位诏书上明确无误地写着立旻宁为皇太子，为旻宁的继位提供了确凿的依据。
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旻宁在太和殿正式登基称帝，改年号为道光。登基大典上，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山呼万岁。旻宁身着龙袍，神情庄重，接受着众人的朝拜。从此，道光帝开启了他长达三十年的统治生涯，而大清帝国也在他的带领下，步入了一个充满挑战与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