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本文素材来源：文物里的古代中国）

想要一口气饱览中华文明的精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绝对是不可错过的一站。

本文梳理了从远古到明清的30件顶级文物，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先上个老图，朝代歌

进入朝代歌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远古时期的文明曙光。

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从使用打制石器到学会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并逐渐发展出农业和养畜业，社会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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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

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为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陶鹰鼎以一只体格健硕、昂首屹立的鸮鹰为造型，鹰体为鼎腹，双足与下垂的鹰尾巧妙地构成鼎的三足，将鼎的造型与雄鹰的形态完美结合，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展现了先民对动物形象的敏锐观察和艺术创造力。

陶鹰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距今约五千余年，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这个墓葬等级比较高，陶鹰鼎并非日常用具，被认为可能与祭祀仪式或部落图腾信仰有关，是权力或神权的象征。

它体现了原始艺术中功能性与象征性的完美结合，为研究远古社会的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及手工业水平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堪称中华文明童年时代的无价瑰宝。

新石器时代，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是国博的镇馆之宝。

这件玉龙呈墨绿色，周身光洁，完整无缺，整体蜷曲呈“C”字形。造型生动，雕琢精美，被誉为“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也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是中华龙图腾的重要早期形象。

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

红陶砂质，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为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

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随着夏、商、西周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青铜器的铸造达到鼎盛，辉煌灿烂。

西周统治者推行的礼制，对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母戊鼎（曾称“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铸造的青铜礼器，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后母戊鼎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达832.84千克，是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鼎在商周时期为礼器核心，后母戊鼎的规模与纹饰凸显王室权威，反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代政治理念。

后母戊鼎代表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顶峰，被誉为“青铜之王”。

它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商王武丁之妻妇妌）所铸，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证实其祭祀功能。（注意，这时候青铜器的字很少，给祖先歌功颂德、人大于天的想法也还没有）

传出土于河南辉县，是已发现的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因鼎腹内壁铸有“子龙”二字得名，与后母戊鼎并称“方圆重宝”。

陕西郿县出土，是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鼎内壁有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训诰盂之事，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珍贵资料。（从周以后，青铜器的字越来越多）

陕西临潼出土，底部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迄今能确证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堪称克商之证。

传清道光年间于陕西宝鸡出土，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盘内底部有111字铭文，讲述了虢国的子白立功受奖的事迹，字体端庄，被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

（青铜器开始承担敬天、法祖、见证历史的责任）

我们从前面几件青铜器可以看出，战争越来越频繁，人们的想法也越来越复杂。于是中国的历史走向了百家争鸣的春秋。

这是礼崩乐坏却又思想勃发的时代。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民族融合加强，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出土于曾侯乙墓，是一件双层方形的青铜容器，外为鉴，内为缶，夏天可在夹层放冰块用来冰镇酒水，体现了战国时期贵族精致的生活和卓越的青铜铸造工艺。

这是早期的冰箱，结构非常精巧，体型很大，所以根本不会错过。

其实除了制冷，它还有一个功能是保温，鉴缶之间的空腔夏季置冰、冬季盛温水，通过调节酒温实现冰镇与保温功能。

剑身刻有吴王夫差的名字，历经两千余年仍锋利无比，是那位春秋霸主赫赫武功的直接见证。

也正是有这件文物的存在，让我们相信，秦始皇首先把吴越的兵器都收了铸成十二金人的必要性。

犀牛形象写实，通体饰有华丽的金银错流云纹，背上有盖可注酒，嘴部有流可倒酒，是件精美的艺术品。

铜犀尊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犀牛通体布满华丽的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就像犀牛身上的毛发，装饰效果十分明显，给铜犀尊增添了一份华丽的美感。

错金银工艺到春秋中、晚期逐渐兴盛起来。可以说，这一工艺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错金银工艺主要包括镶嵌和涂画两种装饰手法，其工艺十分精密细致，用来装饰青铜器，会给器物增添华美之感。

春秋时期，采用错金银工艺制作的日常生活用器十分罕见。但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则开始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错金银的美丽外衣，铜犀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如今说起犀牛的栖息地，常常被误认为中国与犀牛毫无关系。其实中国不仅曾是犀牛的故乡，数量和品种都不少。中国原有三种犀牛：大独角犀（印度犀）、小独角犀（爪哇犀）和双角犀（苏门答腊犀），这件就是苏门答腊犀。

后来中原气候逐渐变冷，加上人类活动的频繁，已将犀牛的栖息地范围压缩在中原地区。对犀牛的捕杀并未停止，汉代以后，仅仅在温暖的南方部分地区仍生活着部分犀牛，而中原已经没有了它们的迹象。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时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我们的祖先在此时期建树了无数文明丰碑。

出土于河北定州汉墓，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用无数玉片和金丝编缀而成，体现了汉代人“玉能保持尸身不腐”的信仰和奢华的丧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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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

虽然主体在陕西兵马俑博物馆，但国博也收藏有代表性的陶俑。这支气势恢宏的地下军团，生动再现了秦朝军队的样貌，是秦帝国强大军事力量的缩影。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印文为“滇王之印”，是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印信，实证了《史记》中关于西南夷的记载，是多民族国家统一进程的重要物证。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是一个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融合加强的时期。大量人口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社会的变革和中外文化的交融，使思想文化呈现全新面貌。

国博镇馆之宝，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之一，中国“青瓷之王”。

东汉晚期出现的新兴的制瓷业迅速成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有相当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就是青瓷器的烧造。南北朝时期，南北地方窑场大量生产青瓷，烧造工艺又比以前进了一大步。

青瓷成功烧制于东汉，而青瓷器上有莲瓣装饰于东晋晚期开始出现，南朝时期十分流行。南北朝时的青瓷莲花尊便在南方青瓷传播、且流行莲瓣装饰的背景下产生。

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有资料确认的共出土了17件青瓷莲花尊，时间从南北朝到隋初，主要集中于南北朝。

同一出土地，相同制式的莲花尊，河北博物院有一件（有破损），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没有盖），所以国博保存的这一件是最完整的一件，这样大的器型能保存完整也是非常难得。

青瓷莲花尊是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作品，也是我国制瓷工艺的巨大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出自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造型诡谲神秘，双眼呈柱状向前突出，双耳巨大，展示了古蜀国独特的青铜文明和与中原迥异的文化信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精彩见证。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其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均为前代所无法比拟。文化高度发展，中外交流频繁。

唐代三彩俑中的极品。与常见的黄、绿、白三彩不同，此马通体施黑釉，只在马面、鬃毛等部位留白，显得神骏非凡，是唐代雕塑与陶瓷工艺的完美结合。

精巧绝伦的唐代金银器。香熏由两个半球组成，通体镂空，内置持平环，无论球体如何滚动，内部的香盂都不会倾洒，展现了唐代工匠的非凡智慧与奢华的生活情趣。

这是一尊高两米的宋代木雕，但艺术风格承袭唐代余韵。体态优雅，衣纹流畅，面容安详，是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体量最大的宋代木雕，填补了国博的馆藏空白。

辽宋夏金元是中国从多民族政权的并立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文化的高度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宋元海外贸易繁盛，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宋代定窑瓷器的代表作。以一个俯卧的孩儿为造型，孩童神态天真可爱，釉色洁白莹润，既是一件实用的寝具，更是一件精美的雕塑艺术品，反映了宋代典雅含蓄的审美和极高的制瓷工艺。

此画描绘了南宋初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四位著名将领的形象，是了解南宋历史人物和服饰风貌的重要图像资料，承载着一段沉郁顿挫的历史记忆。

“青花瓷”的王者，草原文明与中华工艺的结晶。元代景德镇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了中国陶瓷的彩绘新时代。

此罐体型硕大，造型饱满，以进口的“苏麻离青”料绘制，发色浓艳青翠，并有明显的铁锈斑凹陷，是元青花的典型特征。

罐身所绘的云龙纹，龙形矫健威猛，笔意酣畅淋漓，展现了元代瓷器雄浑豪放的审美。元青花存世稀少，如此完整精美的大罐，是陶瓷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最后阶段。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其鼎盛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也呈现出超越前代的繁荣。（这一阶段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1957年出土于北京明定陵，是明万历皇帝孝端皇后的礼帽。冠上饰有九龙九凤，镶嵌有百余块红宝石和五千余颗珍珠，极尽奢华，是明代金银细工与珠宝镶嵌工艺的巅峰之作。

这件永乐年间铸造的铜钟，是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为祈保西洋之行平安而布施寺庙的，是十五世纪中国那场规模空前的远航壮举的直接见证。

雍正斗彩器一改明代以来釉上五彩与釉下青花相结合的工艺，将当时盛行的釉上粉彩代替釉上五彩，使斗彩瓷更加娇艳多姿，其绘制填色准确，所填彩料很少出纹饰轮廓线之外。

此器造型精巧玲珑，纹饰自然清晰，线条流畅，施彩丰富，色调清丽淡雅。雍正斗彩器盖盒极为少见，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历史上的雍正皇帝，除勤勉政事以外，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审美趣味也令人称赞。

事实上，不仅仅是康雍乾三代，纵观整个清朝，雍正的品味也是能脱颖而出的。尤其是雍正时期的瓷器，简直堪称屹立于审美巅峰的奇迹。

雍正时期作为清朝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一时期的瓷器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以造型娟秀、胎釉精细著称于世。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曾刻有3枚印玺，材质分别是金质、玉质、木质，金玺和玉玺用于加盖重要诏书和旨意，木玺用于日常批签奏章等。

据说金玺是100多两黄金铸成，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攻破后，曾国藩的湘军缴获了金玺，后上交清廷军机处存于方略馆，再后来被军机处官吏盗得熔成了金条。

此外，木玺消失100年以后被发现，现藏于南京博物馆。玉玺则藏于国家博物馆。

嘉靖五彩以釉下青花与釉上多种色彩（红、黄、绿、紫等）相结合，色彩浓烈鲜艳，对比强烈，构图饱满，开创了彩瓷装饰的新风格。

此罐通体绘鱼藻纹，游鱼穿梭于水藻之间，形态生动。鱼谐音“余”，寓意“富贵有余”、“吉庆有余”，反映了当时的民间趣味与吉祥文化，与皇家的奢华需求完美结合。

国博镇馆之宝，清乾隆粉彩描金海晏河清燕耳尊，为圆明园海晏堂特制贡品。

尊通体施霁蓝釉，口沿、颈腹以金彩绘缠枝莲纹，近底饰粉彩莲瓣，左右饰白釉燕耳（谐音“海晏”），寓意“海晏河清、四海升平”。

其集描金、粉彩、雕贴工艺于一身，展现乾隆官窑瓷器巅峰技艺，亦见证清代盛世的文化底蕴。

清乾隆黄地粉彩八吉祥喷巴壶，为乾隆官窑仿藏传佛教供器精品。

造型承金属贲巴瓶传统，呈塔形结构：磨口长颈，圆腹鼓凸，下接高足。通体以黄釉为地，粉彩绘缠枝番莲、八吉祥（法轮、法螺等）及变体莲瓣纹，色彩浓艳明快，纹饰细密繁复。

其将汉地粉彩工艺与藏传佛教器型结合，既保留宗教神圣性，又彰显乾隆官窑制瓷巅峰技艺，为汉藏文化融合的生动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