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陶器在生活中大量运用，当时各大诸侯国的主要城市都有陶铭出土。有资料表明，在陶器上用尖器刻划文字的时代大约在商代早期，要早于殷商甲骨文，字形也比甲骨文古朴。战国陶铭的特点在于其文字大多是用陶玺在陶坏上钤印而成，由于它的特殊表现手法，与古玺相比，更显得活跃而富有情趣。齐国故都临淄就是古陶铭出土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从字迹观察，齐国陶铭线条质朴凝重，起伏并不是很大，通过其圆转流畅的用刀，其笔势墨态得以再现。
“陈搏三立事岁右禀釜”（图47），既有刀锋的圆厚流转，又有泥质的憨态，整个印面线条润涩交错，或断或连，或虚或实，大片的残破因有一些“灰面”的协调显得并不突兀，整体和谐自然，为古陶铭经典之作。
“陈□立事岁安邑毫釜”（图48）可与齐系古玺相互印证，古陶铭的制作手笔比古玺更加大开大合，恣肆不拘。刀在陶上刻画的自由度比在铜质上更轻松，可发挥的想象余地更大。
“璋□□选信玺”（图49）风格很特殊。首先在章法上作横向两行排列，字与字之间左右相连，而上下之间拉开一些不规则的距离，看上去生动别致。虚实的变化除了靠字形侧倚之外，气脉的贯通全靠“留红”获得。线条呈锲刻状，局部有类似的单刀线条，犀利流转，外框的残破与文字漫滤相映成趣，使整方印看上去轻松活泼，在古巨玺中是很难得的。
“右选文口信玺”（图50）文字紧通边线，“印眼”是在中间的不可识的那个字，中间的圆圈笔画与上下各三条竖线，极具岩画的味道。上三条线向右倾，顺应了“文”字的走势，又与“右”字相揖应。下三条竖线与“玺”字的三竖构成两组块面，排叠的线条具有相对稳定感，与其他字合谐地构成动中寓静的印面。
“长金之玺”（图51）朱文是齐系古玺中的代表性作品，在有条不紊的环境中对线条加以梳理，四个字非常悠闲地摆放在并不规则的方框中，十几个大小不同的“点”运用得十分考究。点多易散，尤其在篆书中，“点”化为短线是方法之一。“点”如山水画中的皴法，纵有千种变化，也离不开线形的控制。所以几处微微向右上抬起的横画显得很重要，尤其不能缺少的是“长”字下面的那一笔，飘逸灵动，少了它章法将溃不成军。
“长金之玺”（图52）白文感觉刚好与朱文相反，四字向中间靠近,线条苍茫生涩，古铜印的特点很明显，此玺以朴茂见长，而灵动不如朱文。
“司马之玺”（图53)“司”字作反写，为其巧妙处。
试想如果把“司”字正写，势必会影响“之”字右侧的空间，“之玺”二字的气势会遭到破坏，而“司马”两字也不能浑融一体，在气势上也不如现在来得落落大方。此种章法须配上荒率不羁的冲刀线条,方能相映得趣，缺一必将流于做作。
“口口玺”（图54）的线质很特殊，如同刻在木质上，全无铜印的苍茫锋利，转角处以圆润为主。曾见清代用木板翻刻的印谱，气息与之很相似，而精彩者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异趣。
“右闻司马”（图55）的在齐系官玺中有此一类似，线条细劲婀娜,很精致。
“左司马”（图56）和它属于同一风格，因“左”的险势，此印较前者显得更为灵动。
齐系古玺的特点比较明显，如“马”字下垂的长线，“陈”底部加“土”旁，最为怪异的莫过于印面顶部有凸起部分，为齐系古玺的标志性符号。此方“鹿之玺”（图57）有多种版本，在此一并录出（图58-60）、其他齐系古玺见图61-62。
【声明】:本公众号转载的所有内容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如若不宜转载，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