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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咱们中国近代史上天字第一号的汉奸,这汪精卫当仁不让。当年他叛国投敌,建立汪伪政权,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动摇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也让日本人可以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统筹之前大大小小的傀儡政权,从而更好地消化占领区的资源。

 图为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前与他的助手们在总统府前饯别合影,前排右一就是青年汪精卫

汪精卫如此行径在历史上的负面评价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在抗战结束之后直到现在,有不少人为汪精卫鸣不平。比如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在被判死刑前后写的长篇大论自白书里就说汪精卫是“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再比如汪精卫的遗孀陈璧君也说过类似的话,“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这些话在当时不值一驳,而最近这些年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如此言论又沉渣泛起,汪精卫在一些人眼中成了救国救民,忍辱负重,苦苦跟日本人周旋,实在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差给他立一个纪念碑了。

 图为陈公博


事实上早在1940年的时候,就有汪伪政权的外交官把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的内容公诸于世。彻底撕掉了汪精卫所谓“曲线救国”的伪装。此事被称为“高陶事件”。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汪精卫有没有忍辱负重,同日本人周旋,为沦陷区民众争取权益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段历史

 图为陶希圣和高宗武

高陶事件的主角名叫高宗武和陶希圣,他们都是汪伪政权的外交官,高宗武为汪伪政权效力的过程一言难尽。1938年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象,高宗武作为熟悉日本的外交官,奉国府之命前往香港,一方面搜集对日情报,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个人路线争取跟日本高层的秘密谈判路线。当然,高宗武要见谁那都是要国府批准的,结果这位在香港没经请示就跑去日本见了一些大人物,比如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人,蒋委员长得知后非常气愤,断绝了与高宗武的一切联络。而高宗武跟日本交谈过程中,日本也得知了国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认为抗战无望,其实还是很想和大日本帝国谈判的,于是日本人积极开展对汪精卫的工作。

这一招果然奏效,1938年中,汪精卫通过路透社提议和谈,年底更是前往日本人河内领事馆附近的高级公寓,发表艳电彻底投靠了日本人。国府二号人物投靠日本,一时间举国哗然。由于高宗武早就被国府断了后路,所以也就跟着汪精卫混下去。而另一位主角陶希圣,也是在国府内部不得志的外交官,这次眼看着跟着汪总裁能进步,也就同去了。

  图为汪伪政府成立时,周佛海留影

汪精卫刚到河内时,身边都是一些在国府不得志的人士,其幕僚班子本事还在。既然决心抱日本人大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对此,汪精卫的幕僚班子发生了分歧。高宗武他们主张在日本占领区以外建立新政府,这样将来顶多也就是背叛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算叛国。但是周佛海等人却极力劝说汪精卫,必须依靠日本人的保护才能生存。最终,汪精卫采纳了周佛海一派的意见,决议在日本扶植之下建立傀儡政府。

这么做等于是彻底叛国,而在汪伪集团内部,高宗武等人也算是被冷落的群体了,原想着跟汪主席混有前途,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委屈当然非常巨大。不过话说回来,高宗武虽然在汪精卫这里不得宠,但他最熟悉日本情况,跟日本人打交道还非他不可,所以高宗武在这段时间频繁去往日本,代表汪精卫和日本谈判密约,以换取日本人支持汪伪政权。

 图为1941年6月16日,日本高官欢迎汪精卫

高陶事件:汪精卫滑跪太快,自己人都受不了? | 循迹晓讲

 图为1941年6月17日,汪精卫一行乘车从神户到达东京,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率众迎接

这密约谈判异常吃力,而高宗武目力所及,日本军政高层的厚颜无耻,言而无信,也让他对汪伪政权的未来彻底丧失了信心。他的父亲有一位故交名叫黄群,早年经商折了本在日本隐居,但自己也和一些国府当中的风云人物有所往来。高宗武在日本拜会黄群,两人为了防止窃听,用家乡的温州话聊起将来的打算。黄群力劝高宗武悬崖勒马,并指出他作为汪伪高级外交官,掌握的谈判密约情况就是最大的筹码。接下来黄群到达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想办法跟当年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建立了联系,并托他给蒋委员长带话,表明高宗武有弃暗投明之意。蒋介石也表态了,如果高宗武能把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的密约带出,那就算将功补过,既往不咎。

 图为黄群(1883年–1945年4月26日),字溯初,温籍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实业家,也是温州城市近代化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此时汪精卫方面和日本的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经过七轮谈判之后,日本拿出了条约草案,这样的草案甚至让日方代表都觉得苛刻,因为它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近卫声明的范畴,其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伪满洲国,日,“支”,“满”“三国提携”;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由日军长期占领,汪伪政府自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汪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农交通事业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等等。当时负责谈判的日本情报部门梅机关也认为,草案之苛刻令人质疑日本的信义,即便汪精卫接受,也不足以促成和平运动,据此请求送回东京再议。

 图为身着戎装的汪精卫

结果没想到汪精卫照单全收,并无异议,之前极力劝说汪精卫投靠日本的周佛海也觉得这份草案太过分,希望再加斟酌,但看汪主席都坦然接受了,最后也妥协接受。毕竟脱离了国府的二号人物太需要日本的庇护,此时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凡此种种,高宗武是全程参与,而另一名外交官陶希圣干脆直接对汪精卫表态,既然这么苛刻的条约你也接受,那请允许我不参加谈判,结果没被汪精卫允许。

到了193912月,谈判条约眼看就要签字了,高宗武和陶希圣最后劝了一次,要是坚持成立南京政府,那你汪精卫也只能是溥仪第二,这样是否值得。此时的汪精卫已然听不进任何劝告。高宗武秘密地拍摄了条约的全部内容,而陶希圣也决议离开这样一眼就没有前途的汪精卫政权。高宗武知道陶希圣的意思,就相约一起离开。

 1940年1月13日,在杜月笙及其弟子万墨林的秘密安排下,万冰如留下3个大孩子充当人质,带着两个小儿子逃离上海去往香港,随后经高宗武的学生曾资生与万墨林周密安排,万冰如留下3个大孩子从汪精卫眼皮底下成功逃脱 图为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和孩子合影

 图为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近代上海青帮头目

194014日,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乘坐美国轮船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后,高宗武把汪精卫和日本谈判密约副本交给了杜月笙,但当时还不能发表,因为陶希圣的家人被作为人质扣押在汪精卫的公馆之中,汪精卫也以此要挟陶希圣回来。而杜月笙等人则是伪造了一封电报,声称陶希圣已经登上了回到上海的轮船,这让汪精卫放松了警惕,去到青岛视察。到了122日,杜月笙在上海的内线想办法接到了陶希圣家人搭上轮船逃出生天

就在当天,香港《大公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的密约全文,并加以大字副标题《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同时还公布了其他几份重磅文件,比如汪精卫所提出的《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方者》、日方所提出的《关于华方要望之我方答复要旨》等文件,加之高宗武拍摄的密约原文照片,一桩桩一件件,等于把汪精卫政权的成立条件大白于天下。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大公报不得不在往后几天加印号外,并连篇累牍刊登分析文章。这就是历史上的高陶事件,等于是把汪伪政权的底裤都给了出来。

 图为当时见报的《汪日密约》

高宗武陶希圣透露出的密约内容是否真实,汪精卫是不是一片苦心曲线救国,可以从事后汪精卫和随从的反应中看出。当时他正在青岛跟梁弘志王克敏等人会谈商讨合并傀儡政府的事宜,听闻此事非常恐慌,而汪精卫的左膀右臂周佛海更是咬牙切齿,声称“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当然,表面的善后工作也还是要做的,汪精卫的秘书紧急辟谣,说高陶二人没有参加后续谈判,披露的条款跟事实不符。他自己更是亲自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声称高陶二人拍摄到的都只是日本一部分人的提案,算不得数。当然,恐慌归恐慌,辟谣归辟谣,此时的他们已经无法回头。

◇ 图为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率领一众汉奸在南京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参加伪国民政府宣誓就职典礼,即所谓的“还都”

19403月,汪精卫等人在举行了所谓“还都仪式”之后在南京建立伪政权,而事后的历史证明,这个伪政权的建立就是建立在汪日密约的基础上。对于汪伪政权来说,高陶事件让它还没建立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所以高陶二位也是为抗战立下了功劳。在此之后,陶希圣在香港创立了国际通讯社收集信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陶希圣抵达重庆,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而高宗武则是被送到美国,蒋介石嘱托驻美大使胡适多加关照。高宗武自此隐居美利坚,直到1994年去世。

 图为高宗武(左)、陶希圣晚年重逢美国

高陶事件本来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就已经把汪精卫所谓的“曲线救国”驳斥的体无完肤。而在抗战之后这么多年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的真相应该愈发清晰才是,但如今还是有些人发自内心地认为,既然当时的国民政府毛病一大堆,汪精卫选的那条路自然也是没错的,后人对他的批判只不过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批判罢了。

说这话的人会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叫做“历史没有真相,只有立场”,并且显得自己特别懂历史,仿佛看穿了一切的智者。其实历史最低的要求就是尊重事实,如果连当年清清楚楚的事实都可以避而不谈,那这样的“智者”,咱们普通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免得哪天打雷劈到他把自己给连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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