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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收藏后再去！敦煌石窟里的十个重要历史事件（上）

它的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串联起从十六国到元代的文明密码。

本文解码敦煌石窟中记录的十个重要历史事件。

01

佛教东传：汉武帝拜金人（第323窟）

莫高窟第323窟《汉武帝拜金人》讲述了佛教东传入中原的故事。 

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征匈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将其供奉于甘泉宫，视为“天神”。后世佛教学者将“金人”附会为佛像，借此构建佛教传入中土的早期记忆。 

画面中，汉武帝率群臣面向两尊金人躬身礼拜，金人立于高台，衣饰华贵，形似佛像，身后侍从持幡随行，远处城池巍然，祥云缭绕。壁画虽非严格史实，却折射出佛教东传与中国文化交融的深层逻辑。 

汉武帝的“礼拜”姿态，既暗合帝王对异域神祇的包容，亦暗示佛教初入中原时依附本土信仰的生存策略。

画中金人造型兼具健陀罗风格与汉地审美，面容圆润、衣纹流畅，与同期中原造像的朴拙形成对比，彰显丝路艺术的影响。

此外，壁画以“城阙”象征长安、“山川”代指西域，通过空间叙事将佛教传播路径视觉化，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珍贵缩影。

02

六朝古都：康僧会建业传法图（第323窟） 

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称，同时也是十朝都会。2500年的建城史，450年的建都史，漫长而沧桑的历史，为南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魅力。 

南京的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敦煌壁画里呢呢？这背后其实就是佛教东传的南北朝分裂的写照。 

莫高窟第323窟有一幅康僧会建业传法图，描绘的就是东吴时期，西域康居国高僧康僧会来到建康(南京)传播佛教的故事。 

东吴赤乌十年(247年)，西域康居国高僧康僧会来建康宣传佛教，当时吴人初见佛门僧人，看他们穿戴很奇怪，怀疑有诈。孙权得到禀报，召见了康僧会。

康僧会从南方一路北上，对南朝风俗已经比较熟悉，他知道南朝对“神通”的需要，所以虽然佛教不提倡神通，但为了弘法康僧会选择了妥协。 

在见证了康僧会感应舍利的神奇方术之后，孙权大为叹服，于是为康僧会造建初寺，这是南京乃至江南地区历史上的第一座寺庙。同时，孙权还兴建阿育王塔，以迎接供奉佛骨舍利。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因为这个原因，江东吴地佛法大兴。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均以南京为首都，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阶段，隆盛整个江南。也就成就了杜牧诗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幅壁画可以分为4个画面：康僧会泛舟来到建业；康僧会向孙权敬献舍利；孙权在建业修造建初寺；孙皓郊迎康僧会。 

这4个画面自由穿插，没有顺序，整个故事都安排在山川纵横的自然景色中，说明佛教除了陆路传播以外，还有一条海上传播之路。

03

凿通西域：汉武帝的丝路雄心（第323窟）

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讲述了张骞凿通西域的故事。

绘制张骞出使西域图的初唐时期，正是道居佛先、佛道之争不息的时代。佛教信众借张骞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两百多年，以此与道教的老子化胡说抗衡。

佛教信众们借着张骞的名人效应，给张骞凿空的壮举来了一次历史错位，赋予了引入佛教的新含义。这幅赫赫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其实就是早期的连环画。 

这幅图是莫高窟第323窟的八幅佛教史迹画之一，其他七幅也多有史实可考。当时的敦煌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虚实结合的方法，绘出一部佛教史绘本，用图像记录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公元前二世纪，大汉的北方边境长期笼罩在匈奴侵扰的阴霾之下。某天汉武帝忽然得到个重要情报，匈奴人把月氏人撵得一路向西，砍死了月氏王不说还把他的头拿来做了个酒杯。汉武帝觉得摆平匈奴的机会来了，立刻出了个方案，派人去联络月氏一起合伙暴扁匈奴！ 

建元三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27岁的郎官张骞接过汉武帝赐予的旌节，百人使团驼铃叮当向西而行。他们背负着帝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却不知前方是长达十三年的炼狱征程。 

刚出陇西，匈奴骑兵如黑云压境。单于将汉使旌节掷于沙尘：”月氏在我北，汉使安得越？”幽囚岁月里，张骞的旌节成了暗夜火炬。他在毡帐迎娶匈奴女子，却将汉节深藏衣襟；他学会骑射牧羊，却将西域地图刻在羊皮。当随从们陆续消逝在风沙中，唯有甘父仍守护着那截褪色的旌节。 

元光六年冬，趁匈奴内乱，张骞携妻带仆策马狂奔。穿越白龙堆雅丹时，他们舔饮马血维持生命；翻越帕米尔雪山时，冰棱割裂的脚掌在石径留下血痕。当大宛国王见到这个衣衫褴褛却高举旌节的汉使时，惊叹：”此真天神使者！” 

然而历史的玩笑如此残酷。当张骞终于站在妫水河畔，昔日的复仇者已化作粟特平原的富庶之民。大月氏女王轻抚镶嵌宝石的酒盏：”汉使请看，这里可有头颅酒杯？”张骞仰天大笑，笑声中既有悲怆更含顿悟——战争阴云外，他窥见了更辽阔的世界。 

归途再陷匈奴牢笼，妻子冒死传递消息助其脱困。元朔三年深秋，长安城门开启时，49岁的张骞须发皆白，怀中旌节仅剩秃杆。但随他东归的，除了胡妻与甘父，更有葡萄种子、龟兹乐谱与三十六国舆图。 

未完成的军事盟约，意外熔铸成贯通东西的文明金桥。当他的马蹄印渐渐化作商队车辙，一条横贯欧亚的史诗之路正在觉醒——这不是败将的归途，而是征服者王的起点。

敦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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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五胡乱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阵痛（第85窟）‌ 

西晋永兴元年（304年）至439年，匈奴、羯、鲜卑、羌、氐五大胡族相继在中原掀起腥风血雨。

西晋因八王之乱耗尽国力，内迁胡族趁机起兵：匈奴刘渊首建汉赵政权，羯人石勒屠戮洛阳引发“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建立东晋。 

北方陷入混战，前后出现十六个割据政权，慕容鲜卑建前燕，氐族苻坚一统北方又败于淝水之战，拓跋鲜卑最终建立北魏终结乱局。 

这场持续百余年的动荡彻底重构中国版图：汉族士族“衣冠南渡”，推动江南开发；胡汉文化剧烈碰撞，佛教传播加速，游牧铁骑与农耕文明在血火中孕育出新的制度。 

五胡旋起旋灭的霸权更迭，最终为隋唐多民族帝国的诞生埋下伏笔，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而深刻的民族融合熔炉。 

十六国中后期，敦煌属于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北凉，因为地处偏远，所以远比中原地区要更为稳定。这时候，一个名叫乐僔的僧人，来到了敦煌，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

由于战乱的影响，北凉的经济发展落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需要精神支柱，而统治者们也需要思想工具，佛教的传播在这段时期得到统治者们的支持，以佛教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大量涌现。 

当时佛教刚刚传入中国，随着佛教一起传入的还有西域的绘画风格与造型特点，敦煌由于拥有特殊地理位置，相较于其他中原地区，更容易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北凉时期敦煌石窟，与其他位于中国内陆地区的同时期石窟壁画相比，多了一份西域的特色。 

敦煌莫高窟中有三个窟开凿于北凉时期，分别是第275窟、第268窟、第272窟，时间大致是在421—439年间。 

这三个窟中的壁画内容显而易见受到了西域佛教壁画内容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北凉敦煌壁画中大量的飞天，在这个时期的洞窟里，飞天还是西域的形象。

北凉石窟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壁画的构图，在人物布局上，取法于西域菱形格因缘佛传画：主要人物一般比配角画得大一些，他们一般都以坐姿出现，这样的构图在其他时期中并不常见，但在新疆的石窟里就比比皆是。

05

佛道之争：神界融合中的文明嬗变（第249窟）‌ 

莫高窟第249窟开凿于西魏时期，其壁画内容以独特的佛道杂糅特征，展现了佛教本土化进程中的文化博弈与交融。这一时期的敦煌虽名义上归属西魏，实则处于北魏晚期至西魏交替的特殊阶段。

东阳王元荣在此担任瓜州刺史期间（约525年至西魏初年），大力推动佛教艺术发展，却未割裂与中原传统文化的联系。 

敦煌作为丝路枢纽，佛教与本土道教、神话在此碰撞，最终在249窟的天顶壁画中凝结为“天界与人间”的叙事空间，成为佛道思想融合的视觉见证。

窟顶壁画以覆斗形结构划分为四大区域，形成“天界—人间”的垂直空间：

窟顶西披绘佛教中的阿修罗，其形象立于深海，头顶须弥山及忉利天宫，象征佛教宇宙观的至高权威。阿修罗身后雷公、电母等自然神环绕，细节契合《维摩诘经》中“妙喜国”场景，暗含佛教对宇宙秩序的诠释。 

与之对应，南披绘西王母乘凤辇、北披绘东王公御龙车，构成道教神话中的巡天行列。两位主神虽被部分学者解读为帝释天与梵天，但其形象与汉代墓室壁画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如出一辙，暗示道教升仙思想对佛教空间的渗透。 

窟顶四披绘道教“三皇”（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四象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羽人”飞仙，其造型源自汉晋墓室升天图，与佛教的阿修罗、摩尼宝珠共处同一穹顶。值得注意的是，道教方位神与佛教须弥山体系的并存，打破了宗教符号的单一性，形成“天界秩序”的复合表达。 

249窟的多元神祇体系，映射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适应性变革。佛教初传时被比附为黄老之术，两晋南北朝时期更与玄学交融。窟内道教元素的大量出现，实为佛教借助本土符号降低传播阻力的策略。

东阳王元荣作为北魏宗室，需平衡中原汉文化、鲜卑传统与佛教信仰。壁画中佛道共存的格局，既是对多元族群的包容，亦是对政权合法性的视觉强化。 

249窟的壁画语言，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叙事，成为丝路文明交融的缩影。佛道之争在此并非对立，而是通过神界的符号重构，完成了外来信仰与本土传统的共生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