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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地缘历史档案

他呀，是北大校长，在新文化运动里那可是带头的，还喊出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话呢。

但他也拿自己名号，签了清党的决议，靠威望给屠杀作了保。

他以前是反抗清朝的急先锋，后来还掺和进了国共分裂。他救过共产党，可也有跟共产党对着干的时候。

历史可不能简简单单给他贴个标签就一锤定音。这人太复杂啦，一辈子都在摇摆不定。

蔡元培可不算是从底层打拼起来的革命者，他是江南士绅家的孩子。他家在绍兴，有田产还有藏书，是那种很典型的地方地主家庭。

他加入光复会，是因为民族仇，并非阶级觉悟。光复会喊的是“赶走满清”，没提“平均地权”。他确实勇猛，也确实反清，可他想的是换个朝代，而不是打破旧制度。

他跟章太炎、陶成章这些人关系好，为啥呢？因为他们都盼着让汉人坐到权力最高的位置上。可对于咋改造社会，土地、工厂该归谁管这些事儿，他压根儿就没琢磨过。

他反对满清，是觉着满人没资格统治汉人，可不是为了让农民日子变好。这个阶层骨子里求的就是安稳，能接受革命，可受不了底层翻身。

辛亥革命结束后，他当上了民国的教育部长。但没多久他就察觉到，实际情况并非革命取得成功，而是那些旧官僚换个样子照旧掌权。

他没反对，反倒选了合作。他觉着只要能在教育方面干点事儿，政治上妥协点儿也没啥。

他不拦着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可要是学生去弄“打土豪、分田地”，他马上就变脸。他想要的，是念书人的改良，而不是老百姓起来革命。

他在掌管北大的时候，实实在在把陈独秀、李大钊请了进来，还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可他啊，思想一直还是士绅那一套，没能突破。

他能接受在课堂上聊聊左翼思想，可绝不允许学生跑到街上去。他嘴上说着“自由”，实际上怕的是“闹事”。

1927 年，“四一二”清党拉开帷幕，好多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惨遭暗杀、关押甚至被枪决。这可不是一时兴起的暴力清除行动，而是蒋介石经过精心谋划的政治方向转变。

蔡元培呢，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清党决议上的字就是他亲手签的。他既没受人胁迫，也不是啥都不知道。清党所谓的合法性，他也算其中一个炮制者。

他为啥要这么干呢？原因特简单：阶级利益呗。那时候，工农运动都已经开始碰到地主士绅的关键利益了。

农民想着分土地，工人打算罢工，地方士绅的权势遭到狠狠冲击。蔡元培察觉到了这股势头，也感觉到自己受到威胁。他忧心会天下大乱，怕社会秩序彻底垮掉。

他觉得共产党没法带来安稳秩序，就觉得蒋介石能维持住当下的局面。

他也犹豫过。他晓得这事儿做了要流血，还清楚共产党里好些人是他亲手招进来、培养的学生。可到最后，他还是签字了。他觉得，牺牲一些人，顾全“大局”，能行。

1934年，他在清党文件上亲手批注：“对我留情面，对稚晖多指责。”

他说自己并非只在一旁看着，而是参与其中了。虽然他没亲自下手，可那把刀是通过合法途径从他这儿来的。

签完字后，他既没辞职，也没公开表示反对。还是接着当教育总长，在国民政府里继续干活。

他想拿教育把政治方面的抉择给遮住，可那场清洗，实实在在把他在历史里的角色给彻底变了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蔡元培才真正有了转变。当时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不肯对日开战，老百姓抗议声不断。

上头派蔡元培去劝学生们别激动，结果学生正火着呢，把他围住一顿折腾，蔡元培还受伤了。这时候他才明白，在学生眼里，自己早不是受人尊敬的“先生”，反倒成了打压他们的，像个帮凶一样。

打那以后，他就渐渐和国民党拉开距离了。高层会议他不去参加了，也不给蒋介石帮腔了。1932年的时候，他跟宋庆龄一块儿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直接跟国民党右派的逮捕政策对着干。

他着手解救那些左翼人士，像陈独秀、廖承志、丁玲、陈赓、杨开慧、瞿秋白，都在他要救的名单上。

这可不是装样子。他实实在在是在通过行动弥补早年犯下的错。他不相信蒋介石能统治好，也不再对共产党躲躲闪闪了。

他躺在病床上翻看《西行漫记》，还在日记里记录下毛泽东的政策跟观点。渐渐地，他认可了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的办法。虽说他嘴上没承认自己有错，可从日记里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懊悔。

但历史可不会让人有反悔的余地。他签了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他后悔得再真心，也没办法让那些死去的人复生。

他有救人性命的时候，也干过杀人的事儿。现代教育能发展他出了力，可屠杀他也参与默认。他提倡“思想自由”，但共产党人遇害时，他却一声不吭。

毛主席评价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对其教育方面贡献的认可。

周恩来给他写了副挽联，内容是“从反满到抗日，一心为民族；从五四时期到争取人权，为同盟自由努力”

他在教育方面有功绩，在政治上却有过错。让人觉得遗憾的是，他明明知道错了，可过了十年才承认。

他后半辈子一直想弥补过错，可前半生犯下的那些要命的罪孽，根本还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