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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的西安师范学院校门

第三章：上大学到初为人师

——国文专业和戏剧的实践与理论

（1950～1955）

一、七十五年学人之原点

——从陕西省立师专国文科到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

除了政治学习与改造思想外，我们汉中来的同学呀还进行了学业测评甄别考试，成绩合格的嘛就编入对应的专业、班级开始正式学习，不合格的先降到先修班（预科）补习，半年后考试合格了再正式入学。我嘛考试合格，没有什么问题，就随原一年级继续学习。之前比我早一年考入陕西师专陕南分校数学科、我沙沟坎小学的女同学陈秀兰，她嘛在甄别考试时不及格呀，就被降到了先修班，到了第二年年再被调整上了理化系的一年级。本来嘛她比我高一级呀，结果后来反而低我一级了。原本陕南分校国文科本就有许多同学因故没能来，西北大学对分校学生进行了甄别考试后，不及格者又入了预科。汉中与我来的十二个人中有八、九个同学进入了一年级。原本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一年级有十一、二个人，到了暑假，转学、转系，参加军干校招生又走了不少，但又由陕南来了两个人，这样啊到了三年多以后毕业时，我们这个班只剩下了十个人。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加上甄别考试，我这才算是正式成为了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的一名学生，可以随班上课。在学校三年半呀，经过考察，还让我享受了甲等人民助学金，这样呀直到毕业我也没要过家里一分钱。

那时呀我老婆来信说：汉中联中学生请她去排《万世师表》，她啊就抱着婴儿去了，亲自一招一式教谭邦元、安都新等同学。演出时，海报上导演一项写了她的大名，让她着实又过了一把戏瘾。又来信说：你哈尔滨大舅无嗣，要弟弟过继，并说要把丈夫不管的妹妹（我母亲）也接去，那么自然得带上没到上小学的小妹妹。菊姐说：她也想要回阔别四年的故乡去看看。问题在初中将毕业的大妹妹。之前呢父亲被人邀请，带着姨太太和他们生的几个孩子去了宁强县的阳平关做了坐堂医生，那么按他的意思：是让大妹妹寄住他汉中朋友家，毕业后再说。十五岁的大妹妹直是哭。菊姐下决断：都走！到了暑假，菊姐与母亲、一弟、二妹、女儿共六口人，坐田家姨父（姨太太的妹夫）银行拉货的敞蓬大卡车来到西安。还是刘拐子鞋店的学徒来西大叫我。和一年多前初会美丽优雅的菊姐不同，一家六口人啊挤在刘家一间房内，狼狈不堪，菊姐又黄又瘦，不顾体面地当众就掏出乳房来给孩子喂奶。我抱起不满半岁的女儿亲着，菊姐收拾了一下带我上街去，她请我去南方饭馆吃了排骨面，又到照相馆拍了一张三人合影。她们在西安停留了三天，我每天早晨去刘家，很晚再一个人回学校，也没机会与菊姐单独在一起、说说体己话。菊姐凑齐了买三张半车票（弟弟刚十二岁）的钱，我送她们到火车上，临开车，母亲直擦眼泪。菊姐没哭，脸木木的。直到看不见开远了的火车，我才怅然地回到学校。

这样嘛我老婆就带着一家三代六口人，由汉中迁回到了她的老家哈尔滨，从此呀我也就基本上和汉中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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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大一年级的时候，给我班上课的先生啊有郑伯奇（附4）、高元白（附5）、李瘦枝、王捷三、郝耀东、王耀东、林冠一、卢怀琦教授等等。一开始呀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政治课。政治课嘛很新鲜啊，以前没有上过，一个叫冯什么龙，胖胖的一个老师，他给我们讲大课，就是整个师范学院都来听的，叫“新民主主义论”，啊，这个是上政治课，以前上了那么多年学，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然后其他的课程英语啊、还有这个中国历史啊，都是师范学院我们五三级这个各系的文科生们在一起，教育系的、历史系的、国文系的在一起上大课，听英文课和中国历史课。

到了在西大师院一年级下半学期，由国文系主任高元白教授开始给我们讲现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和现代散文），郑伯奇教授讲文学理论（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教材），卢季韶(宗护附6)教授讲中国文学史，贾则复（附7）教授讲语法修辞，林冠一教授讲中国通史，李伯洵老师讲英文，冯幼农老师讲新民主主义论。到了二年级时由高宪斌教授讲历代散文选，卢怀琦教授讲历代韵文选，郑伯奇教授和李玉岐（附8）副教授先后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协的余念（诗人玉皋）和西安女中的赵怀德老师先后讲现代小说选，史地系的陈高佣老师讲逻辑学，西北教育部高教局局长李痩枝讲中国近代史，霍自庭教授讲英文。上了三年级啊，继续上历代文选，新来的霍松林（附9）老师开始给我们讲现代诗歌选（后来他给下几班讲的是文艺理论和古典文学），王微副教授嘛讲中学语文教学法，王捷三教授讲中国哲学史，郝耀东教授讲中外教育史，张富昕老师讲语言学概论，另外还开有政治经济学、心理学课。到了四年级时，应该上的各种外国文学课因为没有老师，就没有开课，那么就只剩李玉岐先生的人民口头创作课了。

1952年底，师范学院搬到现在雁塔校区的家属区，独立了建制，学院有了较为健全的机构，人事处、教务处、总务处等。当时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的面积与西北大学俄语系独立出来的西北俄文专科学校（今西安外国语大学）面积一样大。我们师院毕业班，主要是去北京见习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班的教育实习，一个月后回来，由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杨春霖讲师带队，到书院门省立西安师范学校进行教育实习。实习到1953年7月初结束,我们五三届（文革前以毕业年份称呼）毕业，全系师生合影留念，据说呀全系师生合影这是西安师院国文系第一次，也给后来的陕西师大文学院留下了第一张集体照片。毕业时呀，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附10）还专门来给我们全体毕业生讲了话。

我在国文系上了四年学啊，除了听本系开设的课程之外，还跑到别的系去听课。我听过史地系的地理老师张中慧的课，去俄语系一年级听了一学期的俄语课。我们国文系没有外国文学老师，同学就组织起来，大家分头读书之后，在课堂上作读书心得报告，自己给自己上课，也弥补了知识的空缺、得到了一定的锻炼。

正规的听课之外，还得奋力自学呀，课外的大量读书是必不可少的。我因家贫，上了四年大学只在二三年级之交的暑假回家一个半月，那还是为了和家人商量辍学回家的，后来被妻子劝了回来才继续上学。这就给了我更多的读书时间，也养成了自己读书、做读书笔记的习惯。我这一生中所做的大量读书和学习笔记就成了我的重要资料。在学习中呀我还体会到学中文的大学生嘛读书应该宽泛些，文艺理论、中外作品、历史、哲学等等，都可以读一读。中小学时我读过很多中国作品，到大学就大量读外国作品和理论书，读解放区的人民文学。上大学了读鲁迅全集20卷后，我就开始学鲁迅记日记。从一年级到今天我一直记日记，也和《鲁迅日记》一样，主要就是记事。这样嘛几十年后，看看自己走过的历程，很有趣的。1997年《高等教育发展》和《说古道今》杂志发表的《西北大学五十年代初学生的戏剧活动》，就是我从大学时代的日记中集辑出来的。日记可以帮助记忆，也是自我监督的好办法。

参加社会活动和实践，对文科学生很重要。要在实践中锻炼能力。1951年底，国文系师生参加了商洛地区四个月的土地改革，我在运动中写了三百行叙事诗《洛源谣》（46年后发表在《商洛师专学报》上），土改锻炼了工作能力。另外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能力锻炼与提高。我还参加西大的篮球队、象棋队，给合唱团伴奏弹钢琴，这样可以接触更多的群众，培养活动才能。勤工俭学也是很好的活动。上大学三年级时，我给西安保吉巷的新苏中学兼了一年半的音乐课，即可以挣到一些零用钱，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我还从西大出版组领来王捷三教授给我班上《中国哲学史》的讲义等刻蜡版工作。这样我就得以先细细读一遍讲义，等印好了发下来，再去听课，印象就更深了。

大学时代的学习是很珍贵的，打下坚实的知识、理论、能力的基础，对以后工作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