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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这部小说，在《雁过藻溪》《邮购新娘》《归海》《劳燕》等大多数的作品里，张翎将笔下的故事根植于故乡的沃土。“写作是我回家的方式。”文学创作，成为那根连接张翎与故乡的“情丝”。

　　“早晨，东方升起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上小学时，张翎在看图讲故事时说的这句话，让老师预言她长大了以后会是个作家。这句话，在张翎心里种下了一颗写作的种子，在以后的许多年里生根发芽。“我一生都在为它而活。”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张翎还是温州市区一家小工厂车床操作工，写作的灵感便已在她心中萌动。1979年，张翎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跨出国门留学，辗转定居加拿大。

　　“我可能白担了一个温州人的名头，身上没有一个细胞是经商的。”为了生计，张翎成为了一名听力康复师，同时开始了写作。

　　不久，张翎发表了人生第一部中篇小说《梦里不知身是客》，讲述发生在一群北美留学生中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里的两个男主人公，都来自“浙南”的一个“机关大院”。

　　张翎说，她的每一部小说都动用了自己的记忆存储。“而我的记忆存储的一大部分，是我的故土和童年。从这个意义来说，我所有的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我故土的气血精神。”

　　在张翎最早的长篇小说中，《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都有关于温州的场景，尤其是《邮购新娘》基本是以温州为主线的。出版此书的繁体字版本时，出版社编辑看过书稿之后干脆将题目改成了《温州女人》。在长篇小说《阵痛》里，张翎也挖掘了乡土记忆中的积存，第二章《危产篇》里的许多篇幅，堪称温州上世纪50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浮世绘”。

　　张翎的作品中，至少一半以上都直接写到了温州元素。她说自己是一名游走的移民作家，远离故土和故人，却坚守着斩不断的文化根脉。

　　张翎虽在文坛颇具盛名，但被大众所熟知则是因为她的小说《余震》被冯小刚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

　　“对我来说，写灾难题材是一个必然。”在17年的听力康复师从业生涯中，张翎接待的病人中，有许多历次战争的退役军人、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这些人的生命体验，极大地丰富了张翎的写作灵感，令她开始思考“创伤”这个话题。她说，战争和灾难带来的后续影响，是事件的“溢出物（spillover）”，谁也无法预测它会存留多久，这也给文学创作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除了《余震》，张翎的《劳燕》《归海》等多部小说，写的都是灾难之后的创伤和修复的题材。

　　这也促使张翎将笔触更多地投向大时代洪流下承受创伤的普通人。在张翎的作品中，有着历史叙事与个体命运交织的“以小见大”的视角。在《金山》中，面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到北美向华侨募捐的大事件，张翎选择了华侨少年方锦山的视角；《劳燕》以抗日战争作为大背景，她最终选择了聚焦在温州附近一个小村庄里的联合训练营，真正的主角是一个遭受了日本人的凌辱，在耻辱的世俗眼光中生活多年的江南村姑姚归燕。

　　“写大人物的作品很多，他们不需要我的声音。而方锦山和阿燕这样的人，是没有人替他们发声的。他们的声音若没有人记载，就会在历史的夹缝里被遗忘。”张翎说，大历史归根结底是小人物构成的，小人物在大历史潮流下的生活，是我们从裂缝里窥视历史的真实视角。

　　张翎的作品中，有一种“本土性”与“世界性”和谐相融感。这种气质，并非她刻意追求的意境。“我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属性，是我所处的环境自然导致的。”

　　“本土性”就是张翎对故土永远无法抹除的印象。这些印象赋予张翎源源不断的文学营养，成为她的灵感大本营。家门前的青石板路、飘着枯叶鱼骨的瓯江、与友人晨读的华盖山……这些温州元素不断出现在她的作品里。

　　不仅如此，根植于温州人精神中的吃苦务实，也深刻塑造了她的写作态度。比如要进行一次特别大的写作任务时，张翎会将它们分解成一个一个可以实现的部分。遇到阻碍时，张翎也会尽量减少个人情绪的介入，使用耐心和意志力去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法。

　　而“世界性”与张翎的留学、移民经历密切相关。至今，张翎已在北美生活了三十多年，她和故土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相隔一条太平洋。这个隔洋的视角，决定张翎不完全是以温州人的身份看温州的。“我有过身在其中的经历，又有了从外部看温州的视角，这就决定了我的作品中自然而然会同时呈现出从里向外和从外向里的两种属性。”

　　如今，张翎与家乡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她每年都会回温州待上几个月陪陪母亲，为文学创作采风调研。

　　与此同时，张翎还受邀担任温州大学的驻校作家。对有志于成为作家的年轻朋友，张翎一直建议他们除了多读书、多行走，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之外，还需要具备务实精神。“实现理想的过程很漫长，一定要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职业。如果感觉自己不具备文学想象能力，就不要强求进入小说创作，可以去尝试其他写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