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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湛江在广东的地位一度仅次于省会广州，时人称之为“广州湾”。1898年后，它成为清廷战败的牺牲品，被租借给法国，赶上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了革命党人云集的地方。小小海港，熙熙攘攘，湛江就此迎来它最动荡也最热闹的时期。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曾受同盟会指派前往广州湾，以经商、行医为掩护，发展同盟会会员，壮大革命声势。广州湾是革命党人的反清根据地，他们和法国秘密谈判，希望得到法国支持，建立“华南联邦共和国”。

法国学者伯特兰·马托在其著作《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中援引1914年在巴黎出版的费尔南·法让耐撰写的《亲历中国革命》说：“在这几年，这块法国的租借地成了清廷通缉犯的避难所。孙中山的同胞兄弟在这里开了一家药店。在当时中国官员的掩护下，革命党人可以更从容地制订他们的革命计划。”

广州湾成了革命之地，也诞生了许多帮会地头蛇、社会黑老大。当时广州湾有三大豪强：许爱周、陈学谈和戴朝恩。许爱周喜欢搞地产和走私生意；陈学谈号称“湛江杜月笙”，做生意是把好手，为了获得社会名声，他还兴办教育事业，湛江最有名的中学湛江一中，前身就是他和兄弟陈学森所建；另一位豪强戴朝恩军火最多，名声却最差，此人绰号“铁胆”，年少早慧，但生性顽皮，一股社会气，在学校打同学，就连老师也不放过，以致校长在盛怒之下把他开除。

“戴铁胆”从此在黑道上越走越远。坊间传闻：他与广州湾烂仔“黑眼元”陈元南结成一伙，迅速在广州湾扩张势力，走私、贩毒、开妓院、开赌场……法国人治不住他，就把他发展为民间代理人，通过设立权力机构，把“戴铁胆”邀请入局，同入者还有陈学谈、许爱周。戴“铁胆”名义上是乡绅，本质上是个黑帮老大，有枪有炮有人手，黄、赌、毒、走私无所不通，赤坎中兴街、旧菜市、米行街、克里满索街（今民主路）、港口街（今幸福路）等，条条街都有他开设的赌场、妓院，他的马仔欺负百姓，受害者敢怒不敢言。后来，他担任遂溪县县长，谄媚于国民党，大肆镇压中共地下党的粤西势力。

说起“戴铁胆”的结局，颇有意思。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戴“铁胆”最大靠山无暇顾他。同年，南路游击队60多人在大路前村设伏，暗杀戴朝恩。戴当时带了很多护卫，坐的车又是防弹车，本来应该没事。谁知游击队员大喊一句：“敌援来了，快撤！”戴信以为真，探出头看，结果被神枪手一枪击中脑门，当场毙命。

民国时期，广州湾传奇人物比比皆是，罗列起来可以写一本“岭南传奇”。其中最感天动地的是广州湾“如花”、现实版《胭脂扣》，故事的主角也姓戴，名叫戴玉珠，此人乃广州湾一代名妓。如今湛江一中所在的地方曾叫“珠岭”，就是戴玉珠的墓地所在，此地是为了纪念她而改的名。

电影《胭脂扣》里的十二少（张国荣饰），与香港石塘咀的红牌妓女如花（梅艳芳饰）相遇，一个富家公子，一个青楼女人，明知前路崎岖，偏偏跃入情网，以胭脂盒为信物，唱了一出人鬼情未了的戏。这样的故事在民国时的广州湾重现。

这个戴玉珠就是风月场里顶有名的一个。她出生于广东雷州（旧称海康），家境贫寒，自幼被卖到广州湾妓院。她有副好皮囊，即便颔首不语，依然艳压三千，又聪明好学，弹得一手好琵琶，很快就成了广州湾妓院的花魁，江湖人称“琵琶妹”。

戴玉珠在广州湾的红尘中遇到了自己命里的“十二少”。此人姓陈，坊间所见记载寥寥，只知道是位广州湾的有钱公子，平素怜香惜玉，对戴玉珠一见钟情。

可是，妓院里的爱情，是最不可得的爱情。电影《海上花》里，黄翠凤“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她一任君离去，绝不委屈自己。戴玉珠没有黄翠凤豁达，她决绝、激烈，追寻生命的激情，又痛恨自己的懦弱，她害怕耽误了陈公子，也怕自己将来人老珠黄，爱情做灰烬，于是染上抽鸦片、吸水烟的恶习。最终，戴玉珠服毒自杀，时年26岁。

戴玉珠死后，陈公子闻讯悲伤不已，在鸡岭脚下重金为其厚葬，墓茔旁建一座六角凉亭，命名“玉兰亭”。陈公子精心撰写挽联刻在墓碑两旁，联曰：“玉陨岂无因，断却芳魂，试问何人惜玉；珠沉难自白，怜他薄命，竟从暗处投珠。”

“文革”中，戴玉珠墓被毁，点滴往事，只剩凉亭可托付。如今那凉亭，就在赤坎寸金桥公园动物园内，“玉兰亭”3个字还依稀可见，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戴玉珠的悲剧，是广州湾的一个注脚。20世纪前半叶是动荡的50年，广州湾却在这动荡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它开的一个玩笑——当太平盛世时，广州湾籍籍无名；乱世之中，广州湾却因租界、海港性质而经济腾飞，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南下同胞的避难所、国共两党转运物资的中间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广东大半沿海区域被封锁，广州湾成了国共联军联通西南和华南的短暂希望。国难当头，当地华商、士绅出手相助，广州湾这座海边小城，顷刻间与国运绑定在一起。

沦陷时期，国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涌入广州湾，或者经由广州湾流入内陆，造成广州湾人口骤增。据统计，1936年广州湾“总人口为三十万，1942年激增到六十万，其中赤坎从三万余人增到八万余人，西营从二万增到三万余人，其他圩镇乡村的人口都有很大的增长”。

1940年后，难民问题成为广州湾最大的问题。伴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如何安置人口成为政府、民间共同应对的难题。此时，民间爱国人士挺身而出，兴建、发展了一批难民救济所。比如郑坤廉女士在广州湾举办“第五保育院”，接受中共、民间人士捐赠，尽量保障其收养的难童的基本吃住。当时经费来源“一是依靠总会的下发，二是依靠社会工商界的捐助。由于经费有限，只能保证每天两餐粗茶淡饭。尽管如此，保育生所用的课本、文具盒等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还是保证供应的。另外每年还发给每人两套蓝白小方格布制的便服和一套黄色的校服”。 

据《郑坤廉与广东第五保育院》记载：第五保育院收养的儿童曾经流浪各方，习惯复杂，加上营养不足，水土不服，刚入院的时候，百病丛生，最常见是肠胃病、皮肤病，在保育院建立之初药物缺乏，衣被床褥也不够使用，但后来情况日渐好转，难童经过收养后，在营养上有所补充，体重、身高也趋向正常。

当时海南籍六年级学生符名渊在《战时南路》第10期发表作文习作，文中写道：“回忆二十七年（1938）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敌机炸我的故乡时，炸弹声把我的爸爸妈妈吓得手足无措，人似狂潮地跑，哭泣的惨状，令我永远不忘！第二天早晨，壮丽的海口就被日军抢夺了！……逃难的同乡，食宿没法解决，漂流；走不脱的同乡，只有终日愁苦，受气。我二百多个小同乡，现在能够在这里——第五儿童保育院读书，自然万幸极了！但只要我一想起故乡，我便会由烦闷而愤慨，握紧拳头，誓为解决三百万水深火热中的同乡，打回琼州岛，杀绝琼州岛上的鬼子，消我满腔仇恨！”

同为第五保育院学生的韩仁则写了《春天的感想》，一改悲凉情绪，发出希望在明天的呼唤。他写道：“春天的精致真值得我们来爱恋啊！在此热烈欢迎’春光降临’的呼声中，一切沉睡的小生物，都被仁爱的春光唤醒，并鼓励向着’生存之路’而前进了！我们呢？我们自然不能例外。”

广州湾的这段租借岁月起始于1898年，结束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也让法国无暇顾及远东的局面。194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与法国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同年9月21日，驻雷州半岛地区的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从日军手中接收广州湾。至此，广州湾才真正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回归后，国民政府以广州湾范围划设市治，因史上曾属椹川县，境内东海岛曾设椹川巡检司，古“椹川”亦有称为“湛川”，故定名“湛江”市。

1946年后，国共内战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后南渡长江，加速了国民党败退台湾的进程。1949年8月，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宣布成立，于12月19日攻陷湛江市区，宣告粤桂边区全境解放。广州湾这段由历史变局造就的激荡故事，至此也就翻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