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京津冀考古研究中心（通州）、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创新研究院主编：《北方考古》第19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25年10月，第71—123页。（说明：公众号发表前调整了部分文字和图号）
马家塬墓地的分期、文化因素及族属研究
潘玲 李祉祺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710127）
摘要：通过对已经发表随葬器物的对比分析，可将马家塬墓地已发表的可断代的19座墓葬分为三期，年代分别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战国晚期中段至晚段、西汉初期。马家塬墓地的主体属于北方文化带遗存，来自波斯的文化因素在墓地的第一期种类多、与来源地之间的相似程度大，但是在第二期则出现明显的变异；第三期墓葬数量极少，随葬品只发现几件陶器。马家塬墓地的同类遗存还见于甘肃天水的其他地区，最有可能是战国中晚期义渠的遗存，主体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征伐的“残义渠”。
关键词：马家塬 战国中期晚段至西汉初期 北方文化带西段 波斯文化因素 义渠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是21世纪中国北方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等单位于2006年至2014年对马家塬墓地共进行了8次发掘，发表的5篇发掘简报公布了34座墓葬的发掘资料[1]。2014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专著和图录发表了大量马家塬墓地出土器物和遗迹的彩色照片[2]。虽然马家塬墓地的发掘报告还没有出版，但是这些丰富的发表材料为开展墓地的分期断代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学界普遍认为马家塬墓地为战国晚期的戎人遗存，也有学者进一步推定为文献记载的西戎之一——绵诸戎的遗存[3]。
目前，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秦、晋及楚的战国晚期遗存，一般均可以进一步区分出早、晚两个阶段；长城地带的北方文化带[4]战国晚期遗存，也可进一步区分出早、晚 两段[5]。马家塬墓地与北方文化带、秦文化乃至三晋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有进一步分期的可能性。墓地分期也是研究遗存族属、文化源流的重要依据。本文尝试通过对比分析已发表材料，对马家塬墓地做初步的分期，并探讨其族属。
一、 器物断代分析
分析对比的器物包括中原式青铜器、北方文化带的金属质地器物、陶器三大类。
（一）中原式青铜器
1.铜壶
马家塬墓地共发表6件铜壶资料。其中3件为秦式铜壶，器身饰凸弦纹，与三晋的铜壶有较多相似之处，但是在整体轮廓方面有本地的特点[6]；2件为三晋两周地区流行的铜壶；1件为秦文化特有的铜茧形壶。
（1）马家塬M1L∶112与M14∶2[7]
两者形制基本相同，束颈略细，下腹略瘦，最大径接近肩部，在目前所见秦式铜壶中形态最早（图一，1、2）。在西北地区与马家塬这2件铜壶最相似的是平凉庙庄M6所出的铜壶，也装饰三周弦纹，腹部较马家塬这2件铜壶略圆而下垂，颈略短粗[8]，《中国青铜器综论》将该墓出土的铜器年代断为战国的“二期Ⅱ段”，相当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图一，3）[9]。庙庄M6还出饰花朵纹带的平底鬲形鼎（图一，4），与其相似者在三晋两周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如洛阳针织厂C1M5269∶53就与其形制和纹饰非常相似，该墓还各有1件带盖鼎、弧腹鬲形鼎、提梁壶也使用同样的花朵纹带，简报及研究者一般将其年代断为战国中期晚段[10]，《中国青铜器综论》将其年代断为战国晚期[11]。综合各家的断代认识，将庙庄M6断为战国中、晚期之交至战国晚期早段应较为合理。
形状与上述马家塬和庙庄M6所出类似的秦式铜壶主要见于关中及其附近地区，少数见于秦统一后的关东地区。其中根据共存器物可做明确断代的主要有以下3件。第一件出自高庄野狐沟M1（图一，5）[12]，与铜壶共出的铜器有蒜头壶和鍪，其中蒜头壶颈部略短、腹部较高，是战国晚期的特征（图一，9）[13]；铜鍪只有单环耳，在秦地这种形制的铜鍪也流行于战国晚期（图一，10）[14]。第二件铜壶出自塔尔坡墓地M32350（图一，6），与秦式铜壶共出的有秦式带凸棱纹陶壶和矮领陶罐，其中陶壶的肩部较鼓（图一，11），矮领大口罐的肩部较高（图一，12），目前学界一般将这两种形制的秦式陶器断为战国晚期后段至秦统一，塔尔坡墓地的报告也将该墓断为秦统一时期[15]。第三件出自泌阳官庄M3（图一，7），该秦式铜壶已经出现与西汉时期铜壶类似的两条一组的弦纹，根据随葬漆器和铜鼎上的纪年文字可知为秦代末期墓葬，下葬时间有可能已经进入西汉初年[16]。泌阳官庄M3随葬的铜鍪、铜蒜头壶的形制也具有秦至汉初的特征（图一，13、14）。关中地区临潼新丰墓地西汉初年墓葬所出的铜壶，与泌阳官庄M3的形制非常相似，只是圈足上的折棱略偏上（图一，8）[17]。
西汉前期的铜壶也流行装饰两周一组的弦纹，如年代为西汉早期的徐州子房山M2（图一，15）[18]、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的满城汉墓M1（图一，18）[19]，均随葬饰这种纹饰的铜壶。满城汉墓M1的铜器有战国遗风，学界认为可能是西汉朝廷从参与七国之乱诸侯国收回的贵重青铜器中转赐给中山王刘胜的，因此年代要早于刘胜下葬的西汉中期，为西汉早期或者略早。满城汉墓M1随葬的4件铜壶、徐州子房山M2的铜壶等大多数圈足上有折棱，大多圈足外撇，与高庄野狐沟M1、泌阳官庄M3铜壶 的圈足相似（图一，15～19）。如果我们将上述铜壶按照年代排序，可明显看出其演变规律：口颈部外侈程度由小变大，颈部从细高逐渐变矮粗，腹部逐渐变得扁而圆，最大径逐渐下移，圈足外撇程度整体由小变大。在这一演变序列中，马家塬M1L∶112和M14∶2的圈足最直，颈部最细长，下腹最瘦，明显处于演变的最早阶段，应排在庙庄M6所出壶之前。
近年发表的临潼新丰墓地出土的23件秦式铜壶，可进一步完善上述演变序列。新丰墓地发掘报告将这些铜壶分为三型，其中Ba、Bb、Ca亚型进一步区分出两式（图二）。新丰墓地报告只对陶器做了分期，没有做铜器的分期，也无每座墓葬的分期信息。但是经对比与秦式铜壶共出的陶器可知，它们基本上属于新丰墓地报告划分的第2、3段的陶器，这两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20]。张婕妤对新丰墓地陶器做了进一步的分期研究，根据她的分期，18座出秦式铜壶的墓葬中有17座属于第三期（战国晚期晚段至秦），1座属于第四期（西汉初），即新丰墓地的秦式铜壶绝大多数年代在战国晚期晚段至秦代[21]。将新丰墓地的秦式铜壶与庙庄M6的铜壶作比较，会发现新丰墓地的铜壶颈部普遍比后者短粗，圈足外撇程度普遍比后者大（图二，3、8）。根据前文对秦式铜壶演变规律的分析可知，新丰墓地的铜壶要略晚于庙庄M6的铜壶。这样，根据新丰墓地出土铜壶墓葬的年代，可推定庙庄M6铜壶年代在战国晚期早段或稍早较为合理。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将庙庄M6推定为战国中、晚期之交至战国晚期早段墓葬的认识。因马家塬M1L∶112和M14∶2的形制早于庙庄M6的铜壶，因此它们应早于战国晚期早段，最可能在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之交。
（2）马家塬M4∶6
也是饰凸弦纹的高圈足铜壶（图三，3），与M1和M14所出铜壶形状相似，但是只发表了器物照片，没有线图，因此无法对比三者腹部形态的细微差别。但是从3件铜壶照片的对比可以看出，M4∶6较M1L∶112和M14∶2的腹部更扁圆，口部外侈程度较大，圈足外撇程度略大，颈部较前2件壶略短。这四个部位的形制特征也是新丰墓地等战国晚期晚段秦式铜壶的特征。但是，马家塬M4∶6的颈部仍然偏细，相对于马家塬M1L∶112和M14∶2的颈部更相似（图三，1、2），明显较新丰墓地所出铜壶的颈部更细而长。上文已经分析，秦式铜壶的颈部演变趋势是颈部越来越短而粗，因此，马家塬M4∶6的年代要早于新丰墓地铜壶，略晚于马家塬M1L∶112和M14∶2，将其断为战国晚期早段更合适。
（3）马家塬M16∶25
装饰两周一组的弦纹，每组弦纹视觉效果接近条带状，圈足上部有明显的折棱（图四，1）。该铜壶腹部较长，与三晋铜壶特征相同（图四，3）。前文已经分析装饰两周一组的呈条带状弦纹的铜壶，流行的时间比较晚，战国晚期晚段的秦式铜壶、西汉前期的铜壶流行这种纹饰，如新丰墓地（图二，5、7）、徐州子房山M2（图一，15）、满城汉墓M1（图一，18）的铜壶都饰这种条带状纹，战国晚期晚段的临淄商王村M1所出铜壶也如此（图四，2）[22]。马家塬M16∶25圈足上的折棱在上部，位置与徐州子房山M2的铜壶、满城汉墓M1∶5015和M1∶4108的最相似（图一，15、16、18），与商王村M1铜壶的也很接近，而三晋和中山国的战国早、中期铜壶圈足上的折棱均位于足的中部或偏下。可见，马家塬M16∶25的弦纹和圈足形制特征都与战国晚期晚段的接近，因此其年代也应该与此相当。
（4）马家塬M57∶1
只发表了照片，为饰“夔龙纹带”的圆腹带铺首铜壶，圈足中下部有折棱（图五，1、2）。这种形制的铜壶较少见，与其形状最接近的是长治分水岭M25、M36所出的铜壶，不过这2件铜壶装饰的都是蟠螭纹带，而不是夔龙纹带（图五，3、4）[23]。但是分水岭M25出土的另一件器身略瘦高的铜壶（M25∶26）装饰的直角填充式变形蟠螭纹[24]，形状与马家塬M57∶1器身纹饰带上的纹饰非常相似（图五，5）。按照朱凤瀚先生的分类，马家塬M57∶1器身上的“夔龙纹”应是有地纹的双钩蟠螭示意纹，其特征是纹饰线条均双钩，中间留白，仍像粗线条的龙纹的变形[25]。马家塬M57∶1的纹饰与分水岭M25∶26的纹饰布局相似，均为三周纹饰带，纹饰也相似，差别是前者的双钩蟠螭示意纹是在双钩蟠螭的中间留白、蟠螭以外的地方填充雷纹和云纹；而分水岭M25∶26的直角填充式变形蟠螭纹是蟠螭身上填充雷纹、蟠螭以外留白。即两者的蟠螭纹非常相似，只是雷纹和云纹填充的位置有别，所以两种纹饰带视觉效果很相似，就像有暗纹布料的正、反面花纹的关系一样。朱凤瀚认为直角填充式变形蟠螭纹、双钩蟠螭示意纹分别流行于春秋晚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马家塬M57∶1的形制和纹饰带布局与分水岭M25∶27的相似，纹饰与分水岭M25∶26的相似，因此，其年代应与分水岭M25的相当。马家塬M57∶1与分水岭M36∶4的形制也很相似，因此年代也应与其接近。《中国青铜器综论》将分水岭M25和M36断为战国中期，滕铭予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将两者年代断为战国中期早段[26]。因此，马家塬M57∶1的年代也应该为战国中期。马家塬M57∶1和分水岭M25∶26装饰的两种蟠螭纹饰，应为春秋时期流行的蟠螭纹的孑遗。马家塬M57∶1的下腹部和圈足部分有六个孔洞，部分孔上有补丁。如果这些孔洞是使用过程中磨损的，那么这件铜壶可能在下葬前经历了较长的使用时间。
（5）马家塬M3∶6
为茧形壶，口较小，颈部较短，有矮圈足，下腹略下垂，器身上有纵向瓦棱纹，瓦棱纹相间装饰细密的蟠螭纹（图六，1、2）。横向条带纹相间装饰蟠螭纹等细密纹饰，是战国时期青铜容器流行的装饰手法，其中战国早期的相对较多（图六，3、4）[27]。马家塬M3∶6的纵向瓦棱纹，应该与战国时期陶茧形壶器身的纵向条带状绳纹带性质相同，只不过将陶茧形壶与瓦棱相间的绳纹改为蟠螭纹（图六，5～10）[28]。
马家塬M3∶6器口较小、颈较短、腹部较圆的特征，与战国中期陶茧形壶的特征最接近（图六，5）。战国晚期，陶茧形壶颈部变长、口变大，腹部变得更扁（图六，6）。陶茧形壶的这一演变规律在新丰墓地看得最清楚，根据张婕妤对新丰墓地陶器的分期可知，该墓地战国中期后段的陶茧形壶为小口、短颈，腹部相对较高（图六，7）；战国晚期前段的颈部明显变粗，口变大，腹部变矮而略扁（图六，8、9）。战国晚期后段的颈部变长，腹部变得更矮而扁，出现圈足（图六，10）[29]。
马家塬M3∶6与战国中期后段的陶茧形壶形制特征最相似（图六，5、7），但是圈足在新丰墓地战国晚期后段的陶茧形壶上才开始出现，所以，带圈足的马家塬M3∶6可能要较战国中期后段的略晚一些，将其断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之际比较合适。
2. 铜敦和铜匜的断代
马家塬M18出土铜敦（M18MS∶6）和铜匜（M18MS∶1-3）各1件（图七，1、4）。铜敦的形制和纹饰布局与战国燕墓及冀北和辽西地区受燕文化影响墓葬所出的铜敦较为相似，但是马家塬的这件器足环下的“S”形钩较长，器耳上有弧形钩，纹饰细部也与燕式的铜敦差别很大（图七，2、3）[30]。燕式铜敦绝大多数出于战国中期早段的墓葬，本来这种形状的铜敦是楚文化流行的器物，在北方只有燕文化中最流行，但是纹饰有自身特点，所以被通称为燕式铜敦。
马家塬M18MS∶6虽然纹饰整体布局与燕式敦相似，但是与后者的纹饰细部差别很大，器耳和器足与燕式铜敦也有差别，所以应该是仿照燕式敦制造的。马家塬M18MS∶6的纹饰不见于其他地区，所以它应该是参照了燕式铜敦的形制和纹饰在本地制造的，因此其年代应该与燕式铜敦相当或略晚，断在战国中期或战国晚期早段比较合适。 马家塬M18MS∶1-3呈瓢形，平口，有较短流，平底，腹略深（图七，4）。战国时期三晋两周地区器身较浅、敞口流略长、口沿略内弧的铜匜所占比例较大。与马家塬M18MS∶1-3形制最接近的是平凉庙庄M6∶4（图七，5），这说明有可能腹略深、短流是战国时期秦地铜匜的特征。上文已经讨论平凉庙庄M6的铜壶年代应为战国晚期早段或稍早，马家塬M18的这件铜匜的年代也应该与此相当。
（二）北方式金属器物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中国北方文化带及欧亚草原地区流行的金属质地器物（简称北方式器物）主要为腰带具、车马器、动物形雕塑等。
1. 大角羊
马家塬墓地流行在车舆、车轮和棺上装饰动物形饰片，主要为银质，少数为金质和铜质，其中大角羊形饰片所占比例最高。通过与中亚、阿尔泰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同类动物形象的对比，可以确定马家塬大角羊图像的年代和演变关系。
（1）中亚和巴泽雷克文化的格里芬及大角羊的年代
马家塬墓地的大角羊均呈现出四腿的站立状，大角的形状与哈萨克斯坦东部伊塞克古冢的有翼大角羊金雕像[31]相似。两者的差别是马家塬的羊角上缘为明显的连弧形，有的近大角上缘处有平行的纵向凸棱（图八，5b）；伊塞克古冢大角羊的角上缘的连弧形状不明显，大角表面用立体的纵向圆缓凸棱表现出羊角的突节（图八，2a）。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式的格里芬（以下简称波斯格里芬）均有角，翅膀尖不自然地向前弯曲，有狮子的前腿和鹰的后腿（图九，1）；而希腊风格的格里芬无角，有较大的自然状态的翅膀和鹰爪，颈部有鱼鳍状的鬃毛（图九，2）[32]。伊塞克古冢的有翼大角羊雕像夸张的大角、翅膀上半部不自然地向前弯曲，明显可见是来源于波斯格里芬。年代相对最晚的波斯格里芬是出自中亚阿姆河宝藏（也称为奥克苏斯宝藏或窖藏）的金镯上的一对格里芬，与伊塞克古冢的大角羊雕像最相似（图八，1）[33]。通过对比明显可见，伊塞克古冢的大角羊雕像是将阿姆河宝藏的金手镯上那类格里芬翅膀上的羽毛、角上的突节略作简化，将鹰首变成了羊首。阿姆河宝藏一般被认为是大流士三世逃亡中亚时所遗留，其年代略早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的时间（公元前3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的中晚段。那么，伊塞克古冢的年代应略晚于公元前330年，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初可能性最大，即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际至战国晚期早段[34]。
波斯和希腊的动物造型也传入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文化，并在那里被改造，其中就包括戴大角的羊和格里芬[35]。如俄罗斯阿尔泰地区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下文简称阿卡-阿拉哈ⅠM1）马鞍垫上贴的有翼大角羊形的毡花，与伊塞克古冢的大角羊雕像相似，但是角更大、翼更小（图八，3a、3b）[36]，它与马家塬M3的大角羊形车饰更相似，只是后者的翼明显变小（图八，4a、5a）。阿卡-阿拉哈ⅠM1没有测年数据，但是通过与已做过测年的巴泽雷克墓地M1、M4、M5作对比，可以推测出该墓的相对年代。
目前巴泽雷克墓地M1、M4、M5的最新精准碳-14测年结果分别是公元前295年、公元前265年、公元前250～前240年[37]。上述4座墓葬都属于巴泽雷克文化晚期，该期墓葬来自波斯和希腊的动物造型有明显的数量从多到少、与来源地的形象差异越来越大的演变过程，其中格里芬形象演变最明显。巴泽雷克文化晚期墓葬保留下来的随葬品中，木质装饰性马笼头、马鞍的毡垫上的动物纹最丰富，这里只比较动物纹中的格里芬头部的图像。
阿卡-阿拉哈ⅠM1木质马具中的格里芬头图像使用频率较高，可复原4套马具，主要包括马笼头和马鞍。马笼头上均有格里芬头像，其中第一套马笼头的木质马镳两端雕刻格里芬头像（图一〇，1），皮带上装饰的扁平木坠上雕刻一对格里芬头像（图一〇，2），马额头部的木牌上也有一只直立的格里芬头雕像（图一〇，3）。该墓每件马鞍垫下都坠4个毡子做成的坠饰，其中一个鱼形坠饰的脊部装饰五组成对的格里芬头（图一〇，5）。该墓的马鞍桥上贴一对近椭圆形的毡片，均减地镂空表现出两个连体的格里芬头，在颈部有鬣鬃（图一〇，4）。上述格里芬均为鹰首，大多数颈部有鬣鬃。
巴泽雷克M1的鹰首格里芬图像数量与阿卡-阿拉哈ⅠM1的数量相当。该墓有两对木质马镳的两端为格里芬头形象，其中一副马镳两端的格里芬形态和阿卡-阿拉哈ⅠM1马镳上的类似，但是格里芬头的线条有些僵硬（图一〇，6）；另一套马镳两端的格里芬头较直，笼头上的扁平木坠饰上也有格里芬头（图一〇，7a、7b）。巴泽雷克M1的格里芬图案还用来装饰马鞍上的毡垫（图一〇，9、10）、马胸带（图一〇，8）。该墓鞍垫下的坠饰上不见格里芬图案，其中鱼形坠饰只用一条竖线表现出脊部（图一〇，11）[38]。
巴泽雷克M4只在一副马镳上发现格里芬图像[39]。该墓的马镳均只在一端雕刻动物头像（图一〇，12～14），大多数是兽头，只有一副木马镳的一端是格里芬头，但是格里芬的冠、颈部的鬣鬃均消失，仅从耳朵才能看出是格里芬头（图一〇，12）。
巴泽雷克M5的情况与M4的基本相同，木质马镳也同样只在一端雕刻动物头像（图一〇，15、16），也只有一副马镳的一端雕刻格里芬头，格里芬有明显向内钩的鹰嘴，无眼睛、耳朵和鬣鬃，在头部有抽象的涡卷，只有凭借弯曲的鹰嘴能够确定是格里芬头（图一〇，15a）[40]。
通过格里芬图像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上4座巴泽雷克文化晚期墓葬的鹰首格里芬图像，有明显的数量由多变少、图案由具体变为简化和抽象的趋势。阿卡-阿拉哈ⅠM1、巴泽雷克M1的鹰首格里芬图像数量最多，是马笼头、马鞍垫上的主要装饰图案。巴泽雷克墓地的M4和M5比M1分别晚约30年、45～55年，两墓的格里芬图案非常少，只见于少数马镳的一端，而且格里芬头明显简化、变异。巴泽雷克M1的格里芬图案较阿卡-阿拉哈ⅠM1的线条略僵硬，因两座墓葬不在一个墓地，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差别是巴泽雷克M1较阿卡-阿拉哈ⅠM1年代晚的原因，还是不同地点工匠雕刻和绘画习惯的差别。但是，根据阿卡-阿拉哈ⅠM1、巴泽雷克M1的鹰首格里芬均出现数量较多、图案均描绘较具体而无明显的简化和变异可知，两座墓葬的年代应该非常接近，即阿卡-阿拉哈ⅠM1的年代应接近于巴泽雷克M1的测年数据——公元前295年，约在公元前四、三世纪之交，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晚期之际，与伊塞克古冢的年代接近。
（2）西沟畔M2的大角羊、大角格里芬的年代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西沟畔M2出土较多固定在木质器物上的金、银饰片，饰片上有动物纹，并在动物身上装饰凸棱纹（图八，17a），与马家塬大多数动物形金、银箔片上的凸棱纹特征基本相同，学界称之为有角神兽纹[41]。西沟畔M2出土4件形制相同的站立状铜质“鹿形饰件”，“鹿”呈站立状，实际上它们更像长着无分枝的大角和立耳的大角羊（图八，16）。西沟畔M2出土的有角神兽纹金饰片上的纹饰是长出多分枝大角的格里芬，其大角的分枝已经连为一体，与同墓被称为鹿形饰件的大角羊雕像的大角很相似[42]（图八，17）。
根据对随葬的银节约、金牌饰背面刻的记录重量的战国文字的分析可知，西沟畔M2的年代在公元前234～前221年，属于战国末期[43]。
（3）马家塬大角羊的分类和演变
以阿姆河宝藏和阿卡-阿拉哈ⅠM1的大角羊状格里芬、西沟畔M2的大角羊和大角格里芬这两组年代明确对比材料做参照，可分析出马家塬墓地大角羊形象的演变规律。在分析演变规律之前，首先要将马家塬墓地的大角羊形象做分类。根据大角羊颈部是否有末端上卷的鬣鬃，可将马家塬墓地的大角羊图像分为A、B两型。
A型 颈部无鬣鬃。根据大角形状和纹饰、肩颈交界处有无翅膀、羊身上的纹饰等三方面的变化，分为四式。
Ⅰ式 大角末端在背部以上，肩颈部有翅膀（见图八，4a、5a），近角的外缘装饰平行的凸棱线（见图八，5b），翅膀和前腿上的凸棱线相连，羊身上装饰平行的凸棱线，有的颈部有与身上密度相当的平行凸棱线（见图八，4c）。只见于M3，形制与阿卡-阿拉哈ⅠM1的大角羊最相似，但是翅膀明显小于后者。
Ⅱ式 大角末端与背部相连，大角近外缘纹饰变为凸点（图八，8a），肩颈部仍然有向前弯曲的小翅膀（图八，8b），颈部凸棱纹较密。只见于M7。M1的铜质大角羊器身看不出是否有纹饰，从大角位置看，应属于A型Ⅱ式（图八，6）。
Ⅲ式 大角末端仍与背部相连，大角近外缘处的凸点纹带较宽，翅膀消失，颈部的平行凸棱纹仍很细密，但肩部以后的凸棱纹明显变稀疏。羊蹄部似乎已出现横栏（图八，10b）。见于M7和M4（图八，10、11）。
Ⅳ式 大角变长，角末端与尾部连为一体，角上无纹饰（可能与铜质难以表现出纹饰有关），肩部无翅膀，羊身上只有镂空的纹饰，图像底部出现横栏将四蹄连在一起。只见于M21（图八，14）。 可见，马家塬的A型大角羊从Ⅰ式到Ⅳ式有明显的演变趋势：翅膀从有到无，大角末端的高度逐渐变矮，从位于背部以上变为与背部相接，再变为与尾部相接。角近上缘的纹饰从平行凸棱变为凸点；羊身上的纹饰从整体饰宽度一致的平行凸棱纹，变为颈部饰细密凸棱纹、肩部以后饰稀疏凸棱纹。蹄下的横栏从无到有。
B型 肩部有末端上卷的鬣鬃。根据与A型相同的分式标准，可分四式。
Ⅰ式 主要特征与A型Ⅰ式相同，在前腿部有一组向上的凸棱线，上端终止于与鬣鬃交接处（图八，7a）。只见于M3。
Ⅱ式 大角近外缘处饰凸点纹。只见于M7，残存的羊身上无纹饰（图八，9）。因与A型Ⅱ式的M7∶16出于同一座墓葬（图八，8），推测可能与M7∶16类似，大角的末端与背部相接。
Ⅲ式 大角近外缘处或者装饰凸点纹，或者无纹饰，但角的边缘不甚规整，大角末端与上翘的尾部相接。羊身上或者只在颈部有略稀疏的平行凸棱纹，或臀部和四肢为凸点纹，腹部和颈部为平行凸棱纹（颈部凸棱纹较密集）（图八，12、13）。
Ⅳ式 大角整体装饰凸点纹，大角末端在上翘的尾部之后，羊身上装饰凸点纹和镂空纹饰，羊脚下出现横栏（图八，15）。
B型大角羊图像的演变趋势与A型的基本相同，大角末端逐渐下降，角上的纹饰从纵向凸棱纹变为凸点纹；羊身上纹饰从凸棱纹变为只局部有凸棱纹，再变为凸棱纹消失，出现镂空纹饰；羊脚下的横栏从无到有。
马家塬A型Ⅰ式和B型Ⅰ式大角羊与阿卡-阿拉哈ⅠM1大角羊形象非常相似（图八，3），只是将后者较大的翅膀分别变为较小的翅膀和上翘的鬃毛末端。A型Ⅳ式和B型Ⅳ式大角羊的大角或者直接与尾部相连形成与羊身同宽的大弧形，或者大角末端突出于上翘的尾部之外（见图八，14、15），这与西沟畔M2的大角羊雕像、格里芬状神兽纹金箔片的大角位置和角外缘特征基本相同（图八，16、17）；B型Ⅳ式蹄下出现横栏，与西沟畔M2格里芬状神兽纹金箔片蹄下有横栏的特征也相同（图八，17b）。可见，马家塬A、B型Ⅰ式大角羊与阿卡-阿拉哈ⅠM1的年代接近略晚；马家塬A、B型Ⅳ式大角羊与西沟畔M2的年代接近。参照阿卡-阿拉哈ⅠM1、西沟畔M2的年代，可将马家塬的大角羊图像及相关墓葬进行断代：出土A型Ⅰ式和Ⅱ式、B型Ⅰ式大角羊的M3年代为战国晚期早段。出土A型Ⅱ式、B型Ⅱ式、A型Ⅲ式大角羊的M7年代为战国晚期中段。出土B型Ⅲ式大角羊的M4年代为战国晚期中段。出土B型Ⅲ式、B型Ⅳ式大角羊的M16年代为战国晚期的晚段。只出A型Ⅳ式大角羊的M21年代为战国晚期晚段（表一）。
2. 腰带具
与战国晚期长城地带兴起的金质腰带具类似，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腰带具也均为金质， 而且腰带具组合清晰，其中M4、M14～M16、M18和M20腰带具的特征明显，可以做断代分析。但是断代分析之前，需要梳理长城地带中、西段的虎形牌饰、带饰的形制演变。
（1）内蒙古岱海地区战国早中期的虎形牌饰和云纹带饰
位于长城地带中段的内蒙古岱海地区是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域之一，这里的东周时期北方文化遗存结束于战国中、晚期之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征服林胡、娄烦[44]。小双古城和水泉墓地是上述遗存中年代较晚的，其中小双古城略早于水泉，将其年代定在战国早中期没有问题[45]。小双古城的虎形牌饰均为蹲踞状，只表现出两腿，被噬咬的大耳动物形象不清晰，位置有在虎头下的（图一一，1a），也有在两腿之间的（图一一，2a）；带饰均为云纹带饰，中部有凸泡或束腰，上、下边缘对角位置类似鸟尾状上翘[46]（图一一，3、4）。
（2）固原地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的虎形牌饰和鸟纹带饰
宁夏固原马庄墓地晚期阶段的墓葬，年代在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47]。属于这一阶段的马庄ⅠM12、ⅢM4出土的虎形牌饰与小双古城的明显属于一类，但是形制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虎从蹲踞状变为站立状，从表现出两腿变为表现出四腿，虎的腰部明显变细，有的背部下凹程度变大，虎的尾部从均下垂变为一只虎尾下垂、一只虎尾上折到背部（图一一，5、6）。北方文化带甘宁区（以下简称甘宁区）与马庄晚期阶段墓葬同时期的带饰有与云纹带饰相似的中部凸泡，以及上、下缘对角位置上翘的特征，有的纹饰为一对与长颈相连的鸟头（图一一，8b）和上卷的鸟尾（图一一，8a），有的为两对对卷的羽毛状的鸟尾（图一一，7a、7b）。
（3）战国晚期中晚段和战国末期的动物纹牌饰和大角神兽带饰
鄂尔多斯地区西沟畔M2可根据金、银马具和带具背面战国文字的内容，断代为战国末期。燕下都辛庄头M30出的8件金器背面均有铭刻，用朱、两、分等详记器物的重量，文字皆属于赵国文字，但是衡制单位是秦的[48]。除了这8件金器，刻赵国文字、使用秦国衡制的器物还有赵国的三孔布，铸造年代为公元前244～前222年[49]；赵国五年春平相邦葛得鼎，年代为战国末期的赵王迁五年（公元前231年）[50]。可见，刻文为赵国文字但使用秦国衡制单位的刻铭文字，目前所见的均为战国末期。因此，辛庄头M30的刻铭金器年代也应该为战国末年，与西沟畔M2的年代相当（图一一，20、23）。根据长城地带的神兽以及猛兽噬咬食草动物纹饰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不断讹变、简化的演变规律，可知同为匍匐的牛被四只动物噬咬的构图，阿鲁柴登墓葬[51]出土的金牌饰年代要早于辛庄头M30的。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大角神兽纹带饰为有大角的龙或狼，大角连贯，角端的格里芬头仍然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图一一，21、21a），这说明它处于长城地带大角神兽的较早阶段，与上述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写实风格动物纹牌饰反映的年代特征相符合。所以，阿鲁柴登墓葬的年代应略早于辛庄头M30，即略早于战国末期，将其年代定在战国晚期晚段比较合理。
（4）长城地带的甘宁区和鄂尔多斯地区战国中期至末期动物纹牌饰和带饰演变的基本规律
根据以上4组年代明确墓葬的牌饰、带饰的特征，可以看出战国中期至末期，这里的腰带牌饰经历了从以虎为代表的动物形轮廓变为规整的矩形轮廓的过程；长城地带从传统的云纹转变过来的带大尾的鸟纹带饰在战国晚期晚段消失，只有神兽纹带饰。
（5）马家塬墓地出土腰带具的断代
将马家塬的动物纹牌饰和带饰与以上四组带具排列在一起，会明显看出马家塬墓地的动物纹带具介于战国晚期早段和战国晚期晚段和末段之间，而且可以分为早晚有别的四组。
第一组：马家塬M14的腰带具
它由虎形牌饰和带饰组成。虎呈站立状，表现出四腿（图一一，9、10）；虎的腰部较马庄的更细长，腰部下凹程度明显大于马庄的（图一一，5、6）；虎的尾部上卷，颈部鬃毛均上卷，鬃毛和尾部的末端均为格里芬头（图一一，9b、10b）。一只虎身上在用线条圈出的条状区域内填平行线纹，形成独特的纹饰（图一一，10），与小双古城M13∶2纹饰风格类似（图一一，2）。在两个虎形牌饰的虎头下方、两后退之间均有带长 颈的大耳动物，动物的嘴向上或者向一侧（图一一，9a、9c；10a、10c）。但是马庄墓地晚期墓葬虎形牌饰只在虎头下有大耳动物，而且大耳动物的嘴均朝下（图一一，5a、6a）。可见，马家塬M14的虎形牌式与马庄晚期墓葬的两件虎形牌饰既有联系，又有新的变化。长城地带战国时期的虎形牌饰，存在虎腰部逐渐下凹、逐渐变细的演变规律[52]，据此可知马家塬M14的虎形牌饰应晚于马庄晚期的两件虎形牌饰。在动物角或其他部位的末端装饰格里芬头，是战国晚 期才开始出现、西汉早期仍然存在的新的动物纹装饰风格。马家塬M14的两件虎形牌式尾端和鬃毛末端均装饰格里芬头，也说明它年代偏晚。另外马家塬M14∶15-8的外轮廓为边缘不甚规则的近矩形，这是与战国晚期晚段和战国末期的规整矩形动物纹牌饰靠近，也是年代晚于马庄虎形牌饰的一个证明。
马家塬M14的腰带上的带饰只有一种形制（图一一，11），其轮廓、带饰中心有圆圈的布局，与甘宁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的鸟纹带饰的相似（图一一，7、8）；带饰中心圆圈的左上、右下方隐约可见各有一个鸟头纹（图一一，10a），这也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的鸟纹带饰上的鸟头形状和位置接近（图一一，8b）；带饰的四角向外伸出，装饰类似鸟尾羽毛的平行线，这也与上述鸟纹带饰伸出的尾部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是带饰的两个对角方向的边缘向外伸（图一一，7a、8a），马家塬M14的带饰是四角向外伸。
马家塬M14这种带饰除了出自与马家塬文化面貌相同的王洼、刘坪等墓地[53]，不见于战国甘宁区的其他北方文化遗存，这说明它是一种新出现的、与上一阶段有一定联系的新带饰形制，所以其年代也应该晚于与马庄晚期墓葬所在的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
根据以上对马家塬M14虎形牌饰、带饰与上一阶段腰带具的联系和差别的分析，将其年代断为战国晚期早段至中段比较合适[54]。
第二组：马家塬M15出土的腰带具
马家塬M15的两件动物纹牌饰的轮廓和纹饰主题与马家塬M14的基本相同，均为金箔片，金箔下面应该有衬木，但是虎身上相当于马家塬M14虎纹牌饰的平行线纹的位置，绝大多数改为镂空纹饰（图一一，12、13）。在虎头内侧可见口朝上的大耳动物头部，动物头的口朝向与M14虎形牌饰的相同。马家塬M15∶3的背部正中有凸起，隐约可见是鸟头，应为虎鬃毛末端格里芬头的残留形态（图一一，13b）。M15的这两件虎形牌饰虎的腰部下凹程度、腰部的粗细程度与马家塬M14的相当。以上分析说明马家塬M15的2件虎形牌饰与M14的2件特征比较接近，两者的年代也应接近。
马家塬M15的带饰上的纹饰为两个相对的大角山羊头（图一一，14），带饰中部不见圆圈或凸泡，带饰外缘对角位置各有一个外凸的带钩喙的格里芬头（图一一，14a、14b），这种带饰外缘的轮廓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甘宁区鸟纹带饰的明显有联系（图一一，7、8a）。
可见，马家塬M15出土带饰有与M14相似的末端装饰格里芬的特征；两者虎形牌饰的轮廓和腰部形态相似，均使用格里芬头装饰末端。马家塬M15出土带饰上的成对大角羊是带饰上新出现的纹饰，但是带饰的纹饰布局与上一阶段的仍然能看出联系（图一一，7、8）。根据以上对比可知，马家塬M15出土虎纹牌饰和带饰应与M14出土的相当，其年代也应为战国晚期早段至中段。
可旁证这一断代可信的证据是，与马家塬M15带饰上大角山羊图像相似的木雕像常见于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一般是木质马具上雕刻出山羊头像，有的表面还覆盖金箔。如巴泽雷克墓地M2（碳-14测年为公元前300～前282年）（图九，3）[55]、哈萨克斯坦的别列里墓地M11（碳-14测年为公元前297～前293年）均有这种山羊头雕像（图九，4、5）[56]，它们与马家塬M14带饰上的山羊头像显然属于一类装饰。别列里M11的木质马镳末端的山羊头像还有卷在大角外面的胡须，胡须的末端向外弯曲（图九，4a），与马家塬M15出土带饰上的绵羊头角外的格里芬头形制非常相似（图一一，14a、14b）。两者应该年代接近，但是马家塬M15出土者的胡须末端讹变成格里芬头，年代应略晚于别列里M11的山羊头像。别列里M11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晚期的早段。因此，将马家塬M15年代断为战国晚期的早段至中段比较合理。
第三组：马家塬M20出土的牌饰
M20MS∶8为虎形金牌饰，但是虎身短而高，牌饰轮廓接近较方的矩形（图一一，15）。与战国中期以来的虎形牌饰相比，M20这件虎形牌饰长、宽比发生了明显变化，牌饰的轮廓更接近长方形，其长、宽比已经接近西沟畔M2的金牌饰（图一一，22）。所以其年代也应该与后者接近。
在纹饰和细节方面M20MS∶8也较马家塬M14和M15出土的虎形牌饰有较大变化：虎身上纹饰用浅凸条带表现而不是成组的平行短线或镂空纹饰；虎噬咬的动物头上的两个肥大的“耳”轮廓直接突出在镂空处（图一一，15a），而马家塬M14的虎形牌饰均只通过纹饰表现出被咬动物的大耳（图一一，9a、10c）。马家塬M14和M15虎形牌饰尾部或鬃毛末端的格里芬头轮廓为外弧，而M20MS∶8虎尾末端的格里芬头则上缘平直。
但是，相比于战国晚期和末期的动物纹牌饰上写实风格的虎，M20MS∶8仍保持着战国早中期以来长城地带虎形牌饰的基本特征，与战国晚期早、中段的马家塬M14和M15出土的虎形牌饰有相似的虎嘴下、后腿之间的大耳动物，虎尾末端的格里芬，虎的形态也基本一致。因此，M20MS∶8年代应该与M14、M15出土的虎形牌饰更接近，只是在长、宽比和纹饰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据此，也可将马家塬M20MS∶8年代推定在战国晚期的早段至中段，可能略偏中段。
第四组：M4、M6、M18出土的腰带具
本组腰带具外轮廓均接近规整的长方形。马家塬M4出土的金牌饰为矩形的镂空金箔（图一一，16），原应有木质衬板。牌饰的纹饰为一只呈行走状的类似虎或狼的动物，动物身上的纹饰与该墓出土的B型Ⅲ式大角羊形金、银箔片的相似（图八，12）。M4出土的金牌饰边框上纹饰为两条平行斜线之间有一组相对的平行曲线和螺旋纹，平行曲线纹限定在一定区域内，这与马家塬M14的虎形牌饰的虎身上的平行线纹有类似之处（图一一，10）。M4的金牌饰的长、宽比与西沟畔M2矩形金牌饰的接近，轮廓非常规整，两者的年代也应该接近。以上分析说明，马家塬M4的金牌饰与西沟畔M2的动物纹牌饰、马家塬M14的虎形牌饰均有一定相似的因素，但是从牌饰轮廓方面看，应与西沟畔M2的相似性更大。前文已经分析战国时期长城地带西段的虎形牌饰向有规整边框的动物纹牌饰演变的趋势，马家塬M4兼具西沟畔M2牌饰的规整矩形轮廓和马家塬M14等虎形金牌饰上的局部成组平行线纹，将其年代断在战国晚期中段比较合适。
马家塬M4出土的带饰也与该墓出土金牌饰的年代特征类似，带饰的轮廓已经接近规整的长方形，带饰上的纹饰为身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动物，风格类似细密的蟠螭纹，在牌饰的中部隐约可见两个交错分布的动物头部，形状类似带耳朵的猪头而不是鸟头（图一一，17）。与马家塬M14、M15的带饰相比，M4带饰除了中部类似猪头的两个“鸟头”与之前的带饰之间有联系之外，在轮廓、纹饰结构两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城地带战国中晚期由云纹带饰进一步演变出的带饰，整体上是越来越偏离云纹带饰的形状和轮廓：从保留中心凸点和两个对角向外伸展类似鸟尾状（图一一，7、8），到保留中心凸点但是变成四角均有外伸的鸟尾（图一一，11），再进一步变为中心凸点消失，两个对角外伸的鸟尾位置变成格里芬头（图一一，14）。马家塬M4的带饰中心凸点和角上外伸的部分均消失（图一一，17），应为这一演变系列中年代最晚的，所以它应比马家塬M14的带饰更接近战国末期。
综合以上分析，将马家塬M4带具的年代定在战国晚期的中晚段比较合适。该墓出土的带具还没有出现战国晚期晚段阿鲁柴登牌饰的那种规整的长方形轮廓和装饰平行斜线的边缘。
与马家塬M4出土带饰的纹饰和轮廓相似的还有马家塬M16和M18的带饰，只不过后两者有少量镂空，带饰正面有镶嵌彩色宝石用的凹坑（图一一，18、19）。根据对M4的断代，马家塬M16和M18的带饰年代也应该在战国晚期中段或略晚。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将马家塬墓地出土的四组北方式腰带的带具分为两个阶段。最早的是M14出土的带具，年代为战国晚期早段至中段。M15与M14的年代相当，可能相对略微晚一点。M20MS∶8是虎形牌饰中年代相对偏晚的，也可将其年代断为战国晚期早、中段，但略偏中段。最晚的是M4、M16、M18出土的带具，年代为战国晚期的中段或略晚（表二）。上述断代结论，与通过铜壶、大角羊对比分析得出的M14、M4、M16的断代认识基本相符，这也验证了腰带具的断代结论可信。
3. 铅、锡、铜动物雕像
马家塬M2出土“卧式锡羊”（M2∶8）、“立式锡羊”（M2∶6）各1件，M9出土“羊形锡俑”1件（M9∶1），M62出5件铜羊，以上均为中空的立体圆雕动物[57]。根据发掘简报和《西戎遗珍》的描述可知，M2∶8、M2L∶14的头部均可见较小的卷曲羊角（图一二，6、8），简报虽然没有说明M2∶6头部是否塑有羊角，但是从照片可隐约看出头上有向后伸然后向前弯曲的凸起，很可能也是羊角（图一二，7）。M9∶1的头部角的位置有两个圆孔（图一二，1），可能也是安装木质角或耳朵用的穿孔。M62出5件铜质的腿微曲的羊雕像，形态与M2L∶14相似但头部向前（图一二，9）。以上雕像虽然都均被命名为“羊”，但是形态与甘宁区战国时期流行的铜鹿以及后期的铜羊雕像非常相似，可以通过与后两者的比较来断代。
（1）甘宁区动物雕像的演变和年代
战国中晚期，北方文化带的甘宁区是青铜动物雕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主要为卧鹿形青铜雕像，少数为羊形雕像。与动物雕像共存的单柄圆牌形制演变规律非常明显，以其为线索可以排出甘宁区动物雕像形制的演变规律。
宁夏彭阳中庄村PZM1的卧鹿雕像颈部向前伸（图一二，2），与有扁銎的单柄圆牌共出，圆牌处略内凹，有半环形纽（图一二，5）。该墓还出带纽圆泡、表面有连珠状凸点的双联珠状带饰（图一二，3、4）[58]。固原马庄墓地ⅠM12出土的卧鹿形圆雕像颈部近直立（图一二，10、11），与其共存的单柄圆牌的圆盘部已经变成扁平片状，圆牌上的纽变小，柄长度和銎的高度均明显变短（图一二，12）。马庄ⅢM4出土的动物雕像为带弯角的卧羊（图一二，13），与其共存的单柄圆牌仍为扁平状，但是圆牌的纽进一步变小且为无穿的盲纽，柄和圆牌部在一个平面，銎孔长度进一步变短，沿圆牌的边缘出现以往不见的放射线纹带（图一二，14）[59]。根据北方文化带甘宁区单柄圆牌的圆牌由内凹变为扁平、柄的长度由长变短、纽由大变小的演变规律[60]可知，中庄村PZM1、马庄ⅠM12、马庄ⅢM4三者之间年代为从早到晚的关系。
中庄村PZM1的带纽圆牌是固原地区于家庄、马庄两墓地共有的器物，双联珠带饰见于于家庄墓地，不见于马庄墓地。在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的分期研究中，将于家庄和马庄墓地共有器物断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61]。中庄村PZM1的双联珠带饰只见于相对年代早于马庄的于家庄墓地，这说明中庄村PZM1的年代下限比马庄的要早，因此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的可能性最大，发掘报告也将该墓断为战国中期。
马庄ⅠM12 出土的单柄圆牌较中庄村PZM1的明显简化，圆牌和柄都不同程度平面化，其年代应较中庄村PZM1出土的单柄圆牌略晚，将其年代断在战国晚期的早、中段比较合适。
马庄ⅢM4出土的单柄圆牌的盘上的纽变小，銎孔高度进一步变短，圆盘上新出现放射线纹带，是在马庄ⅠM12出土的单柄圆牌基础上的进一步简化和变异。马庄ⅢM4出土的卧鹿形圆雕像也变成了卧羊雕像。主要根据单柄圆牌的演变，可知马庄ⅢM4的年代应略晚于马庄ⅠM12，将其断在战国晚期的中段至晚段比较合适[62]。
马庄墓地没有出现矩形动物纹牌饰，这说明其年代要早于随葬矩形动物纹牌饰的西沟畔M2和辛庄头M30，即马庄墓地的年代下限略早于战国晚期晚段。
（2）马家塬墓地铅（锡）动物雕像的年代
马家塬M9的锡卧鹿雕像与中庄村PZM1的铜鹿雕像形状非常相似，其年代也应与之相近，即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早段。
马家塬M2出土的3件锡动物纹雕像均头上雕出小角，已经变为羊（图一二，6～8）。头向前的卧羊锡雕像（M2∶8）（图一二，6）的颈部姿态与马庄ⅠM12出土的卧鹿形雕像相似。马家塬M2∶6和M2L∶14的羊头均向右侧转约90°，类似回首状，这是长城地带其他地区同动物圆雕像不见的新姿势（图一二，7、8）。一方面马家塬M2∶8颈部直立的特征与马庄ⅠM12的鹿形雕像的姿势相同，另一方面马家塬M2的锡（铅）动物雕像都变成了带角的羊而不是鹿，而羊雕像是在马庄墓地最晚阶段的ⅢM4才出现。因此，参照马庄墓地ⅠM12、ⅢM4的年代，可将马家塬M2的年代断为战国晚期的中、晚段。
马家塬M62出土5件带“条状銎底座”的铜羊雕像，羊四腿略蜷曲，从照片上可看出头上有较小的弯角，形状与M2出土的锡羊雕像相似（图一二，9）。这种有连接同一侧前、后腿的“条状銎底座”的动物雕像，出现的时间晚于前后腿向中部蜷曲的鹿形雕像。如在马庄墓地，有这种“条状銎底座”的动物雕像——带弯角的卧羊雕像，只见于墓地最晚阶段的“马庄B组”墓葬的ⅢM4（图一二，13）。根据马庄B组墓葬的年代可知，马家塬M62的铜鹿雕像应该在战国晚期的中、晚段，即与马家塬M2的锡鹿年代相当。实际上它们的形制也很相似，如均有较小的羊角。马家塬M2∶6和M2∶14的底部残（图一二，7、8），根据残存部分推测很可能底部也有与M62铜鹿相同的“条状銎底座”。
4. 铜车軎
马家塬墓地M1、M3、M5、M19、M20均出土了铜车軎（图一三，1～4、8）。甘 宁区是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唯一流行北方式车軎的区域。在北方文化带的晚期早段（即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车軎前端略内凹的部分较短，圆筒部分较长（图一三，5）[63]；在晚期晚段（即战国晚期中晚段至秦统一），车軎的内凹部分明显变长，圆筒部分变短（图一三，9）[64]。
马家塬M1、M3、M5、M20的车軎均内凹部分较短，与北方文化带的晚期早段的庆阳宁县后庄村墓葬所出的车軎形状相似。后庄村墓葬的单柄圆牌的柄部为梯形，颞带饰上的凸管为圆台形[65]，这些器物也都具有北方文化带的晚期早段或略早的特征（图一三，6、7）[66]。因此，马家塬上述4座墓葬的年代应相当于北方文化带的晚期早段，即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
马家塬M19的车軎形制与庆阳袁家村墓葬和葬马坑的车軎形制相似，应为北方文化带晚期晚段的器物。袁家村墓葬和葬马坑的颞带饰上的凸管为圆筒状，为北方文化带的颞带饰中最晚的形制，在北方文化带分期中属于晚期的晚段，相当于战国晚期的中、晚段。因此，根据袁家村墓葬和葬马坑器物的年代，可将马家塬M19的年代断为战国晚期的中、晚段。
5. 铜带钩
马家塬墓地出土多件铜带钩，其中只有M64∶2、M14∶15的纹饰可做详细断代分析。M64∶2正面的浮雕图案为一个类似龙头的兽头的周围和上部缠绕带节点的蛇身，在蛇身的两侧近边缘处各有一条兽腿（图一四，2、3），浮雕动物纹明显可见与马家塬M14∶15的纹饰属于同一类。M14∶15的钩面上、下各有一个虎头，两个虎头外围和虎头之间缠绕带节点的蛇身（图一四，1）。M64∶2的纹饰正好相当于M14∶5纹饰的一半兽头由两个减为一个，蛇身由两条减为一条。这说明M64∶2是从M14∶5简化而来，但是M64∶2在带钩的两侧又各多加了一个兽腿（图一四，3a、3b）。与马家塬M64∶2相同纹饰布局的带钩，还多见于关中和陕北地区的秦墓，只是纹饰进一步简化，只有兽和两侧的兽腿能看清楚（图一四，4a、4b、5a、5b）。如米脂卧虎湾墓地M283∶2、西安张家堡墓地12#M57∶2均为装饰这种纹饰的铜带扣。卧虎湾墓地M283的报告断代是战国晚期[67]，张家堡墓地12#M57的年代是战国晚期后段[68]。卧虎湾M283∶2、张家堡墓地12#M57∶2的纹饰明显较马家塬M64∶2的简化，已经看不出蛇身，相当于原来蛇身交叉的部位变成了一个涡旋纹，类似卷曲的羊角（图一四，4c、5c）。可见，从马家塬M14∶5到马家塬M64∶2，再到卧虎湾M283∶2和张家堡12#M57∶2，带钩上的纹饰越来越简化、变形，其年代也应为从早到晚的关系。
因此，马家塬M64∶2的年代要略晚于马家塬M14∶15，但早于卧虎湾M283∶2、张家堡墓地12#M57∶2。马家塬M14的铜壶、腰带具的年代分别是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之交，以及战国晚期早段；张家堡墓地12#M57的年代是战国晚期后段。根据以上两座墓的年代，将马家塬M64∶2的年代断在战国晚期中段或略早较合适。
马家塬M64∶2表面有锈蚀，带钩正面只有一侧能看清蹄向下的似乎是一部分重叠的兽腿（图一四，3a），另一侧隐约可见有蹄向上的兽腿（图一四，3b）。但是卧虎湾M283∶2和另一件山西朔州市开发路出土的相同纹饰的铜鎏金带钩的照片[69]，可以清楚地看出带钩正面左侧是两条蹄子向下的兽腿，右侧是两条蹄子向上的兽腿（图一四，4a、4b、6a、6b）。由此推测，马家塬M64∶2的钩面右侧边缘处应该就是蹄子向上的兽腿，而且可能左、右两侧均为一对兽腿。
动物四肢脱离自然位置、动物后蹄翻转的动物纹，在长城地带开始出现的时间较晚，在战国晚期晚段的阿鲁柴登、战国末期的西沟畔M2比较流行。马家塬M64∶2用兽腿单独作为装饰也显然属于这类新兴的动物纹风格，所以其年代也应该接近战国晚期晚段，这也证明前文将其断代为战国晚期中段或略早较为合理。
马家塬M14∶15为纹饰完整的两只虎头和两个相互缠绕的蛇身，纹饰风格也较写实，应比只保留了其一半纹饰且纹饰清晰度较差的M64∶2要早。参照M64∶2的年代，可将M14∶15推定在战国晚期早段左右。
（三）陶器及铜鬲
马家塬墓地已发表的陶器的数量较少，绝大多数为罐、壶，少数为鬲。根据部分陶罐、壶的对比，可以确定马家塬墓地4座墓葬相对准确的年代。根据陶鬲和铜鬲能判断出6座墓葬的大致年代。
1. 小口罐及陶壶
马家塬墓地有三种形制的小口绳纹罐可做断代分析。断代对比材料有宝鸡的建河墓地、湖北云梦县的三处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墓地。建河墓地距离马家塬墓地约60千米，流行与马家塬墓地相似的洞室偏于一侧的直线型洞室墓[70]。滕铭予先生经过器物对比研究，提出建河墓地年代起自战国晚期，历经秦代，部分墓葬已进入西汉时期，其中M11、M12年代为战国晚期，M1、M25、M35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M4、M5、M26、M34、M46的年代可晚到西汉初[71]。湖北云梦县龙岗[72]、睡虎地[73]、郑家湖[74]三处墓地以秦文化为主体，年代为战国晚期至汉初，根据随葬秦简和器物对比可以准确判断部分墓葬的年代。
马家塬M12∶1、M18MS∶225均为有一段略直颈部的小口绳纹罐（图一五，1、2），这种形制的小口绳纹罐在关中秦墓中非常少见，但是与两者非常相似的陶罐见于云梦龙岗墓地M6（图一五，6）、建河墓地M35（图一五，7）、建河M25（图一五，13）。龙岗M6的年代为秦代。根据滕铭予先生的研究，建河M35和M25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据此可将马家塬M12、M18的年代断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马家塬M59出土小口绳纹陶罐和陶壶两种陶器，其中小口绳纹罐有很短的束颈，下腹内收较急，肩部以下饰弦断绳纹（图一五，3）。这种形制的陶罐在建河墓地发现数量较多，随葬此类陶罐的墓葬一般同时随葬多件陶罐，滕铭予先生推测随葬多件小口绳纹罐很可能是建河墓地战国晚期以后墓葬的特征。与马家塬M59形制相似的小口绳纹罐见于建河墓地M4和M46，两者均为可晚到西汉初的墓葬（图一五，8、14）。
马家塬M59还出土2件形制基本相同的小喇叭口长颈陶壶，弧折肩，颈部略长（图一五，4、5）。类似形制的陶壶见于关中以西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在建河墓地明显可见其演变趋势：出自战国晚期的M11的小喇叭口长颈壶的颈部细长，腹部较扁且肩部弧折角度较小（图一五，9）；出自战国晚期至秦代的M25、M1的此类壶颈部略变短，腹部变得略高，肩部弧折的角度略变大（图一五，10、11）；出自西汉初的M26的此类壶颈部进一步缩短并变粗，肩部弧折角度稍有变大，腹部相对高度变大（图一五，12）。总之，建河墓地的细颈小喇叭口长颈壶的形制明显具有颈部逐渐变短、肩部弧折角度逐渐变大、腹高占比逐渐变大的趋势。建河墓地另外一种颈部略粗的束颈喇叭口壶也具有与上述类似的演变趋势，如建河战国晚期至秦代的M35的颈部略高、腹部略显扁（图一五，15），西汉初的M5的壶颈部变短、腹部变高且肩部弧折角度较大（图一五，16）。马家塬M59的两件陶壶虽然颈部较粗，但是整体形态与建河墓地的小喇叭口壶相似，从其肩部弧折角度和腹高与器高比例来看，与年代在西汉初的建河M26、M5的喇叭口陶壶最接近（图一五，12、16），其年代也应该与西汉初相当。
上文分析的马家塬M59出土的小口绳纹罐、喇叭口陶壶均与建河墓地西汉初墓葬出土的同类陶器形制最相似，因此该墓年代也应该大致在西汉初。
除了小口绳纹罐，马家塬M12还出土1件带活纽的铜泡（简报称之为“铜马饰”），由中部有长方形穿孔的铜泡和带穿孔和有兽头形轮廓的活纽套接而成（图一六，1），其形制与辽宁西岔沟墓地M12所出的活纽铜泡非常相似（图一六，2）[75]。西岔沟墓地的年代是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中晚期之际，墓地有匈奴文化因素、残留的少量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因素，这是因为融入匈奴集团的长城地带西段的人群，将仍然保留的自身文化传统带入匈奴，并随着匈奴左部的扩张，带入受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这说明马家塬M12的年代接近于西岔沟墓地的年代上限西汉早期晚段，与前文分析的马家塬M12的小口绳纹罐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基本相符。
2. 束颈扁腹罐
马家塬M19MS∶4为广肩的束颈扁腹罐（图一七，1），这种形制的陶罐不见于关中地区的秦墓，与其形制最接近的见于湖北云梦地区的秦墓，其中睡虎地M7根据椁上的刻字可知墓葬年代为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76]；郑家湖M274的年代为战国末期[77]；睡虎地M11根据随葬竹简的文字可知墓主人死亡年代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睡虎地M7出土的2件大型陶罐均小口，广肩，器身略矮，肩部略斜（图一七，2、3）。郑家湖M274∶10的肩部较睡虎地M7的略抬高（图一七，4）。睡虎地M11∶41的肩部进一步抬高，广肩明显上鼓（图一七，5）。可见从战国晚期至秦代，云梦地区秦墓中的这种束颈扁腹罐有清晰的演变规律：肩的高度逐渐上移，从倾斜变为略上鼓。马家塬M19MS∶4的形制与睡虎地M7∶2和M7∶1的相似程度最大，均为肩部倾斜、下腹急收，只是颈部较后两者略粗。因此，马家塬M19MS∶4的年代应与睡虎地M7相当，即在战国晚期的中、晚段之交。
3. 陶鬲及铜鬲
马家塬墓地发表了3件陶鬲和多件铜鬲，其中铜鬲大多数与铜甑可套接在一起，有的鬲裆部还有烟炱，应是实用器。马家塬的鬲均为铲脚袋足鬲[78]。在3件陶鬲中，M10∶2的肩颈部只有一对鋬耳，无环耳，器身饰凸棱线组成的纹饰（图一八，1）；马家塬M8∶2和M26MS∶1均颈和肩部没有明显分界，有与口沿齐平的单环耳，颈部均有一对半月形鋬耳（图一八，5、6）。马家塬的铜鬲形制基本相似，均有明显的颈部和双环耳，有的肩腹部有凸棱线组成的纹饰，与陶鬲M10∶12的形制属于一类，只不过将陶鬲的鋬耳变成了铜鬲的环耳（图一八，2～4）。
在马家塬墓地所在的陇山西麓以及少数关中地区战国时期墓葬中，也有少量铲脚袋足陶鬲。与马家塬带单环耳陶鬲最相似的是甘肃漳县墩坪墓地M69∶6，该陶鬲的单环耳也为扁条形，颈部与肩部无明显的分界，虽然没有鋬耳，而是在鋬耳的位置有一周附加堆纹（图一八，14）[79]。新发表的宝鸡郭家崖墓地（分为北区、南区）的陶鬲中，除了1件形制不典型的秦式鬲，其余9件均为铲脚袋足鬲，均在颈部有双环耳，耳为扁条状，形制与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鬲属于同一类。郭家崖墓地也与同时期的关中秦文化墓地有别，包含较多西来的“戎人”文化因素[80]。根据郭家崖墓地的分期可知，该墓地袋足陶鬲在战国时期的演变规律是：战国早期的鬲足向外撇，足尖不垂直于地面，近鬲裆部的袋足壁略外鼓（图一八，7～10）；战国中期的袋足尖仍然略向外撇，但是近鬲裆部的袋足壁外鼓程度变小（图一八，11）；战国晚期鬲的袋足下半部内收，足尖基本与地面垂直，近鬲裆部的袋足壁成为斜壁或只微外鼓（图一八，12、13）。
马家塬墓地出土陶鬲和铜鬲的铲足绝大多数与地面垂直，近裆部的袋足壁基本不外鼓，只有马家塬M8∶2环耳一侧袋足的足尖略向外撇，这可能是因为这件鬲的单环耳位于袋足上部最外鼓的位置，如果这一侧的足跟也做成与地面垂直，袋足壁的内收程度肯定要变大，这样拎起环耳时耳底部的受力就会变大，容易断裂。墩坪M69∶6的单环耳也位于袋足上部最外鼓的位置，这件鬲也和马家塬M8∶2一样，环耳一侧的袋足尖外撇，另外两个袋足尖与地面垂直（图一八，14）。墩坪M69∶6出自战国晚期的墓葬。郭家崖战国晚期的NM73∶1的环耳位于口沿以下，呈大半圆形（图一八，13），与马家塬铜鬲环耳的特征相似。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马家塬墓地出土陶鬲的大多数铲足、铜鬲的铲足尖均垂直于地面，鬲裆内侧袋足壁为斜壁，部分鬲有环耳，这些形制特征与战国晚期的同类铲脚袋足鬲的最相似，所以其年代也应在战国晚期。
二、 墓地分期
将以上做断代分析的马家塬墓地的器物归入相应的墓葬可以看出，出土包括两类以上可断代器物的墓葬，器物的断代结论基本相同，这说明上文的器物断代结论可信。除了M8、M10、M12、M26这4座墓葬只能根据陶器形制做出战国晚期这一较宽泛的断代之外，马家塬墓地的19座有可断代器物的墓葬可分为三期（见表三；图一九）。
第一期：包括M1、M3、M9、M14、M15、M20、M57这7座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中段之际。本期的铜壶主要为最早的秦式铜壶，少数为中原式铜壶，铜茧形壶也装饰中原式的细密蟠螭纹。大角羊形饰的大角末端均在羊背部以上，有的有末端突出于颈部以上的翅膀，有的鬃毛以下的肩部残留翅膀的下半部，羊身流行装饰平行凸棱线。本期腰带具与北方文化带战国中期左右的虎形牌饰、鸟纹带饰均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动物纹牌饰和带饰轮廓仍为动物形轮廓，尚未成为规整的矩形。立体动物雕像为颈部向前伸的俯卧状鹿。车軎内凹部分所占比例较小。有蛇身和虎头纹的带钩上还没有出现兽腿。
第二期：包括M2、M4、M5、M7、M16、M18、M19、M21、M59、M62、M64这11座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中段至秦统一。本期的铜壶数量减少，秦式铜壶颈部略变短，圈足变外撇；中原式铜壶的圈足顶部有折棱。大角羊图像绝大多数翅膀消失，大角变长与羊的背部或尾部相连，羊身上或只在局部使用平行凸棱纹，或只装饰镂空纹饰或凸点纹。动物纹牌饰和带饰均有较规整的矩形轮廓。立体圆雕动物为颈部较直的羊，以及颈部略向前伸、底部有条状銎座的羊。车軎前部的内凹部分较长。有蛇身和虎头纹饰的带钩正面出现兽腿纹饰。本期出现与云梦地区秦墓所出相似的陶罐。
第三期：只可识别出M59这1座墓葬，年代为西汉初。该墓是马家塬墓地唯一洞室从竖井式墓道的一个角向外斜出的墓葬，墓的规模也非常小。推测本期很可能墓葬数量已经非常少，墓葬形制也发生了变异，是墓地的迅速衰落时期。
如果根据大角羊、腰带牌饰的动物纹演变，还可以将第一、二期再进一步分阶段。如第一期的M20的腰带牌饰轮廓为较方的圆角方形（图一九，7），形制特征要略晚于M14、M15的腰带牌饰（图一九，5、6）；第二期的M7既有带较小翅膀的A型Ⅱ式大角羊金箔片，也有不带翅膀的A型Ⅲ式大角羊金箔片（图八，8、10）。所以M14、M7的年代应该分别略晚于第一期、略早于第二期的其他墓葬，这种情况也反映出马家塬墓地早、中期发展的连续性较强。
以上19座墓葬只是根据可断代器物做的分期，其中大角羊、腰带具、车軎的形制演变最清楚，青铜容器中只有秦式壶有明确的演变关系。从两期可断代墓葬数量可以推测，可能马家塬墓地大多数墓葬的年代为第二期，即战国晚期的中段和晚段，属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早期早段的墓葬相对略少，属于西汉初期的墓葬数量最少。
三、 文化因素分析
马家塬墓地的文化因素构成研究已经有较多成果，学界基本认同该墓地主要包含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秦文化、关东的中原文化的因素，认为铜敦和车辆上的图案是受楚文化影响，金器加工工艺可能来自西亚，动物纹和植物纹与巴泽雷克文化有密切联系。学界对以上文化因素的分析已经较深入，这里不再赘述。以下主要讨论学界没有讨论或讨论不深入的三个文化因素方面的问题。
（一）马家塬墓地是北方文化带甘宁区最晚阶段的遗存
在随葬器物、墓葬形制、葬俗等三方面，马家塬墓地与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甘宁区（固原、庆阳地区）的遗存联系最密切。马家塬的虎纹牌饰、变形鸟纹带饰、立体动物圆雕像、泡状杆头饰、末端带折棱的车軎、倒“U”形铜铃、单耳铜杯与北方文化带甘宁区战国时期遗存一脉相承。目前可确定为马家塬墓地第一期的墓葬均不见陶器，这也与甘宁区北方文化墓葬少见或不见陶器的特征相似。马家塬墓地用动物头蹄殉牲也与甘宁区墓葬的相同。马家塬流行的洞室墓如果排除竖井墓道带台阶使墓道变得横长这一因素，那么它的墓道口部形状应接近方形，这样就与固原地区战国时期流行的正洞室墓属于同一类形制。所以，马家塬墓地的主体文化特征来源于北方文化带的甘宁区。
马家塬墓地发现至少7件铜质或陶质的铲脚袋足鬲。这种形制的鬲来源于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81]，与甘宁区北方文化带遗存[82]属于两个系统。所以，马家塬墓地也融入了本地的，即戎人系统的文化因素。
（二）马家塬类遗存及其与陇山两侧北方文化带遗存的渊源关系
与马家塬墓地同类的遗存，也见于甘肃省的清水县刘坪、秦安县王洼两座墓地[83]，均位于今六盘山（即古代的陇山）以西的天水地区，遗存的主体年代均为战国晚期。马家塬墓地一半以上可断代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的中段和晚段，由此推测刘坪、王洼墓地的年代也与此类似。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将天水地区与马家塬墓地同类的遗存，简称为马家塬类遗存。
甘宁区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遗存分布最集中、年代序列最完整的是宁夏固原地区，固原以北的宁夏银南地区也有一定发现；庆阳地区的遗存数量较少，主要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的遗存。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天水地区过去只零星发现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北方文化器物，近年发掘的漳县墩坪墓地，北方文化遗存与固原等地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年代从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中期[84]，这说明天水地区北方文化遗存出现的时间也很早，即马家塬类遗存在天水本地也有一定的基础。
陇山以东的固原、银南、庆阳地区的北方文化带遗存，在战国晚期的中晚段大幅度减少，这与秦昭王伐义渠后修长城并将上述地域全部或部分纳入秦国有直接的关系[85]。而在陇山以西天水地区的马家塬墓地，不仅战国晚期中晚段的墓葬占墓地的主体，而且有大量精美器物，其中的腰带具、立体动物圆雕、车马器等与陇山以东固原等地区的一脉相承。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战国中晚期由于秦的征伐，有一部分居住在甘宁区的固原、庆阳和银南等地的北方文化带人群，向西南翻过陇山到达天水地区，与当地春秋晚期已经存在的北方文化人群汇合，形成了马家塬类遗存。
（三）马家塬墓地的波斯文化因素
过去学界曾认识到马家塬墓地的大角羊图像是从哈萨克斯坦东部经新疆传入的[86]。实际上这种大角羊是从波斯风格的格里芬演变而来，在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冢仍然还保留着翅膀，只不过角变得更大[87]。马家塬墓地第一期遗存中有较多波斯文化因素，包括由格里芬转化而来的带翼大角羊、棕榈花叶图案、雉堞图案、忍冬纹等；在第二期来自波斯的文化因素多数形制发生变异或消失，只有马家塬M4出土的人形车軎可明显看出是来自波斯的影响。波斯的文化因素也见于刘坪、王洼墓地[88]。
马家塬墓地M4出土的矩形金带饰用模压技术加工出动物纹，这种技术是中亚、西伯利亚地区相当于东周时期流行的金器纹饰加工技术[89]；M16出土的金管上焊接金珠的尺寸和金珠组成的图案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90]。马家塬的金、银质地动物形车饰的平行凸棱纹，使用的是双面刻划加工工艺[91]，其纹饰形状与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冢出土的金大角羊雕像上的纹饰非常相似，估计后者也是采用的同样加工工艺。伊塞克古冢的年代在公元前四、三世纪之交，与马家塬第一期墓葬年代接近[92]。马家塬墓地的蜻蜓眼玻璃珠、釉陶杯、汉蓝珠、汉紫珠、铅白珠等虽然为本土制作，但是器物的形制、工艺肯定是来源于西方[93]。上述金银器和玻璃器的工艺传统和形制只能确定来自西方，但是将其与马家塬墓地的大量波斯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能更进一步证明当时应该有继承波斯文化的人群到达马家塬墓地所在的陇山以西，不然不会有这么多西来的文化因素同时出现在马家塬墓地。
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认识马家塬墓地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应该考虑亚历山大东征所带来的中亚等地的希腊化过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94]。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0年灭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329年转战中亚，这与马家塬墓地第一期大角羊等波斯文化因素出现的时间非常接近，因此认为马家塬墓地大量外来文化因素的传入与亚历山大东征有关是合乎逻辑的推测。
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管理制度已经渗透到中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95]。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因素带入西亚和中亚的同时，逃亡到中亚的波斯人、随亚历山大东征中亚的被征服的波斯人，进一步将波斯的文化因素传入中亚。波斯和希腊的艺术均源自近东，两者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但是后来出现了分化，两地的格里芬形制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96]。马家塬墓地及新疆境内发现的大角羊，明显是源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带角、翅膀末端向前弯曲的格里芬，而不是有自然的翅膀和麟状鬃毛的希腊风格格里芬[97]。因此，马家塬墓地的西来文化因素虽然与亚历山大东征有关，但是能确认的几种西来文化因素却均源自波斯而不是希腊，这说明这些文化因素的传播者是有波斯文化背景的中亚人。
四、族属讨论
学界普遍认为马家塬墓地是战国时期诸戎之一的遗存，也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是西戎的一支——绵诸戎的遗存[98]。林沄先生曾在1993年提出位于陇东庆阳地区的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遗存的主人是义渠[99]。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综合分析，马家塬墓地为义渠遗存的可能性最大。论证这一观点，必须先梳理有关战国时期义渠的历史文献。
（一）文献记载的战国时期秦与西北及北方民族关系概述
记载战国时期秦与关中周边非华夏人群交往的历史文献，年代最早的为《史记》[100]，绝大多数出自其中的《秦本纪》《匈奴列传》和《六国年表》，内容绝大多数为这些人群与秦之间的征伐。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春秋中期左右被秦征服了的西戎八国分别为绵诸、绲戎、翟、獂、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战国初至秦献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61年）的一百余年间，上述八国见于文献的只有緜诸、大荔、獂、义渠。其中义渠出现4次，大荔出现3次，緜诸和獂只各出现1次（表四）。
从文献可以看出，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的早段，秦周边的非华夏族群中能反抗秦的只有义渠和大荔。其中义渠显然最强大，不仅与秦交战的次数多，而且曾两次伐秦，大荔只有一次“围合阳”的性质类似于伐秦。
秦献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61年）之后一直到秦统一前，之前春秋时期秦周边的大荔等“诸戎”，只有义渠仍见于《史记》。这说明战国中期早段之后，其他“诸戎”或者被秦灭后融入秦人之中，或者可能一部分融入了仍然有能力与秦抗衡的义渠。
（二）有关义渠文献记载的梳理
有关先秦时期义渠的记载，绝大多数出自《史记》。《史记·匈奴列传》称义渠为 “义渠之戎”，但是《战国策》只单独提到义渠，没有将其归入戎人系统。
1.义渠的分布地域
与义渠相关的记载绝大多数涉及秦国，主要是秦伐义渠，这说明战国时期义渠与秦国相邻。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春秋中期，义渠是当时居于岐、梁山、泾、漆之北的四支被秦降服的戎人之一（表四，1）[101]。这个地理范围包括了四支西戎人，如果以最靠北的“泾水以北”为参照，当时的义渠应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庆阳地区、宁夏固原地区范围内[102]。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诈杀义渠王，秦“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见表五，14、15）。可见，秦国修长城之前的残义渠分布区域应不出战国秦长城以南的陇西、北地、上郡这三郡的范围。当时秦国的此三郡地域相当于今甘肃天水和庆阳地区、宁夏固原、陕北地区。《史记》记载秦昭王三十五年是“伐残义渠”，这说明此时征伐的义渠，已经较战国早、中期的义渠实力明显下降，领地范围也应较以前缩小了，所以才会称之为残义渠。所以，此时的残义渠有可能只位于陇西、北地、上郡这三郡之内的某一区域。
2. 义渠与秦的关系
战国时期秦国多次征伐义渠，义渠两次单独伐秦，一次联合关东五国伐秦。
秦在战国早期已开始征伐义渠。秦厉共公三十三年（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虏其王”（表五，3）。之后三年（秦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义渠侵伐秦国，攻至渭南（表五，4）。11年后的周考王十一年（公元前430年），义渠再次伐秦（表五，5）。三家分晋之后，义渠筑城防御秦的进攻（表五，6）。
战国中期后段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反复征伐义渠，并介入义渠的内政。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秦平定了义渠的内乱（表五，7）。之后4年（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在义渠境内设县，义渠臣服于秦（表五，8）。但是几年后义渠又开始与秦对立，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义渠与韩、赵、魏、燕、齐等五国联合进攻秦国（表五，9）。对于这一事件，《史记·张仪传》和《战国策·秦策》均有提及。当得知关东五国联合伐秦时，为了能集中精力抵抗五国的进攻，秦用锦绣和美女贿赂、安抚义渠君，但是义渠仍然与五国一起伐秦国（表五，10、11）。之后3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5年），秦伐义渠，占领义渠的二十五座城（表五，12）。之后5年的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秦再次伐义渠（表五，13）。
《史记》记载战国时期秦最后一次征伐义渠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之后伐残义渠、有三郡、修长城之事（见表五，14、15），《史记》没有记录事件发生的年代，南朝宋时期成书的《后汉书》记载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表五，15），相当于战国晚期的早、中段之际。
3. 义渠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三十五年是“伐残义渠”，而不是“灭残义渠”。这说明秦此次没有彻底消灭义渠，很可能在义渠故地仍保留下来一部分义渠人。
但是南朝时期成书的《后汉书》在“西羌传”中叙述此事却改成“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见表五，15）。不知《后汉书》依据什么将“伐残义渠”改成了“灭义渠”。不过《后汉书》确实有根据作者主观判断修改早期文献记载的情况。如《后汉书》将西汉宣帝时期发生的乌桓为汉保塞防御匈奴的事件，挪到了五十年前的武帝时期[103]。所以，很可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秦昭王三十五年“灭义渠”是该书作者在《史记》的“伐残义渠”基础上的主观推测，因为从这年以后到秦代，《史记》确实一直没有再提到义渠，很容易使人感觉义渠可能是在这一年被秦消灭了。
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秦国数次征伐义渠，甚至早在秦惠文王时期（公元前327年）义渠已经臣属于秦，秦在义渠境内设县，但是之后一直到秦昭王修长城之前的五六十年间，义渠一直存在，而且还与东方五国联合伐秦。这说明义渠实力非常强大，秦数次征伐也很难将其灭掉。同理，秦昭王时伐残义渠，也很可能没有将义渠消灭，否则司马迁用“灭残义渠”岂不是说明得更准确？
总之，《史记》没有记载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灭了义渠，只记载征伐了残义渠，这次征伐对义渠的打击非常大，但并不意味着义渠由此完全消失。秦昭王三十五年之后的战国晚期中、晚段，仍然有可能有聚族而居的义渠人。
（三）陇西、北地、上郡等三郡的始设时间及残义渠的分布地域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可知，秦伐残义渠的时间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 年）（见表五，15）。《后汉书·西羌传》描述此事时将《史记·匈奴列传》的“秦有陇西、北地、上郡”，改成秦国“始置陇西、北地、上郡”，《后汉书》的作者在这里应该又犯了时间上的错误。
根据文献和出土战国文字材料的综合分析，目前学界认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只是重新调整了陇西、北地、上郡的辖境，三郡的始设时间均早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其中秦国始设上郡的时间不晚于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应为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 年）“魏纳上郡十五县”给秦国时，直接以魏国的上郡为基础而设[104]。
秦国北地郡的基础是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的“县义渠”（见表五，8），更元十年（公元前315前）秦又“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所以秦国北地郡辖境主要是义渠故地[105]。北地郡与关中相连，根据秦国设郡由近及远的原则，北地郡的始设时间也不应该晚于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因为这一年秦越过秦岭设立了汉中、巴、蜀郡。
陇西郡很可能在秦昭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已设，与为司马错南下攻打楚的黔中提供兵源有关。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陇西郡的郡治迁至狄道[106]。
秦昭王三十五年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此时残义渠最有可能分布在陇西郡或者北地郡。因为上郡在秦惠文王时期就从魏割让给秦国，位置靠东，文献也没有关于战国时期义渠分布在魏国境内的记载。北地郡主要为秦惠王时秦国夺取的义渠土地，这里在秦昭王三十五年仍然有可能分布着“残义渠”。陇西郡在三郡中设置时间最晚，经过秦惠文王时期的连续打击，残留的义渠人从位于北地郡的原居地从东北面翻过陇山，进入陇西地区的可能性也很大。可以证明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是，《史记·匈奴列传》在记秦昭王起兵伐残义渠之后紧跟着写秦设三郡，排首位的是陇西，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理解成陇西与残义渠的关系最密切。《汉书·地理志》介绍各郡属县，排在首位的县均为郡治所在的县。如果是这样，那么陇西不仅分布有残义渠，而且可能是残义渠分布的中心区域（图二〇）。
总之，秦在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以义渠的分布地为基础设置了北地郡，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伐的残义渠，其中心区域可能已在秦陇西郡。参照秦代的郡县位置，今甘肃庆阳地区和宁夏固原地区在战国秦的北地郡境内，战国秦的陇西郡相当于今甘肃天水地区一带，马家塬墓地位于战国秦陇西郡境内。
（四）马家塬墓地为义渠遗存
通过本文对器物的断代分析可知，陇山以西的天水地区的马家塬类遗存的年代在战国中期晚段至西汉初期范围内，它们一方面是最晚的北方文化带遗存，整体年代略晚于固原地区战国中晚期的马庄等墓地；另一方面也是北方文化带出土金、银器最多的一批遗存，其中用金、银箔片和彩色珠子装饰的马车，是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目前发现的最精美也是最高等级的马车。马家塬墓地出土的大量用金质带具和彩色珠子装饰的腰带，也是北方文化带集中出土数量最多、最精美的腰带具。所以，马家塬墓地的主人，应该是当时掌握大量财富、实力强大的人群。
马家塬墓地的主体因素，与固原、庆阳和天水地区本地的北方文化带遗存一脉相承，同类遗存无论在北方文化带甘宁区这一大的区域范围，还是在墓地所在的天水地区本地，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说明它们在本地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在马家塬墓地出现之前，已经有了至少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马家塬类遗存与文献记载的义渠最相符。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1）马家塬墓地在甘宁区和天水本地的相关北方文化带遗存，均可追溯到春秋晚期，这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义渠在春秋中期已经成为“西戎八国”之一基本 相符。
（2）马家塬墓地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至西汉初，在北方文化带甘宁区同类遗存中等级最高，这与文献记载反映的战国时期原“西戎八国”中只有义渠最有实力与秦抗争，一直到战国晚期早段秦昭王还在伐“残义渠”的记载相符。
（3）在马家塬墓地的早期，既有形态非常早的秦式铜壶和铜茧形壶，也有三晋风格的铜壶、仿照燕式风格的铜敦。甘宁区的战国时期北方文化带遗存中，目前只在马家塬类遗存中发现秦式和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这与义渠在战国时期与秦有密切联系、战国中期晚段与魏有外交往来并与东方五国有联盟关系的记载相符合。
（4）《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是“伐义渠”而不是“灭义渠”，没有说明秦昭王三十五年彻底消灭了义渠。马家塬墓地战国晚期中晚段墓葬仍然出土金质腰带具与上述文献记载相符。
（5）文献记载和历史研究表明，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征伐的残义渠应该位于秦国的陇西郡或者北地郡境内，很可能以陇西郡为中心。马家塬类遗存所在的天水市位于陇山以西，正在秦国陇西郡的范围内，与战国晚期残义渠的分布范围相符。
马家塬类遗存在以上五个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义渠相符合，因此它最有可能是战国中晚期的义渠遗存。秦昭王三十五年伐残义渠的时间在战国晚期的中段，马家塬墓地三分之二的可断代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的中段和晚段。所以，马家塬墓地的大多数墓葬是秦昭王三十五年征伐残义渠前后的义渠人所遗留。
（五）义渠属于戎还是胡？
马家塬类遗存的主要文化因素来自北方文化带甘宁区的遗存，是这类遗存中主体延续时间最晚的墓地。北方文化带甘宁区也可称为北方文化带的西段，或长城地带的西段，这里的北方文化遗存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是东周时期长城地带的“第二类遗存”，战国秦、赵长城在“第二类遗存”中穿过，是文献记载的东周时期的“胡人” 遗存[107]。这类遗存大多数人种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最接近。甘宁区的于家庄[108]、王大户[109]、中庄村[110]、九龙山[111]等墓地的人骨做过体质人类学分析，结果均为主要特征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最相似，即人种特征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为文献记载的战国秦汉时期的“胡人”，体质特征与汉代的匈奴、鲜卑基本相同。所以，马家塬墓地文化面貌与进入长城地带西段的胡人遗存相同。
如果仅根据遗存的文化特征来判断，马家塬墓地的人群最有可能是胡人系统的遗存，即东周时期以来从蒙古高原南下长城地带的游牧人遗存。但是这与《史记·匈奴列传》关于义渠是“西戎八国”之一的记载明显相矛盾。
《战国策》与义渠相关的内容，没有提到义渠是“戎”。成书于西汉中期的《史记》首次提出义渠属于“西戎”，这是因为司马迁秉持的是先秦北方诸族一体化史观，即认为先秦时期的北方民族一脉相承，是匈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祖先[112]。司马迁关于西北地区先秦诸族的认识也与此类似，即将关中附近的非华夏族群均认定为商周时期已经存在的戎人及其后裔。司马迁的观点不是特例，而是当时中国古代史家的普遍认识。他们心目中“戎”的标准，更主要是地域上偏西、与商周时期的戎人分布地域重合，认为这里的非华夏族群一直延续下来。所以东周时期分布在秦国以西、以北的义渠，被西汉以来的史家认定为戎人的一支很容易理解。
现今的考古学和人种学研究已经证明，春秋时期在长城地带偏北区域新出现的北方文化带遗存，主要是从蒙古高原进入长城地带的“胡人”的遗存，它们与商周以来的戎狄系统人群在文化传统、经济形态、体质特征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113]。
所以，将义渠归入西戎，实际上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按照地域划分古代人群的标准。马家塬墓地的人群是从蒙古高原南下的胡人，还是接受胡人文化影响的当地西戎的后裔？只有通过体质人类学和人骨DNA的对比研究，才能得出答案。
（六）马家塬墓地的主人不是绵诸
《史记·匈奴列传》描述春秋时期被秦降服的西戎八国分布在陇山以东和以北、陇山以西这两大区域内，两个区域排在第一位的人群分别是义渠和绵诸（见表四，1）。可以说绵诸、义渠分别是陇山以西、陇山以东和以北的西戎人群中最强大的一支。西汉时期在天水郡下设绵诸道县，说明西汉时期仍然知道东周时期的绵诸位于陇山以西的天水一带。
除了《匈奴列传》以外，《史记》还有三次提到绵诸，均出自《六国年表》，具体如下。
秦厉共公六年（公元前471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
秦厉共公二十年（公元前457年）公将师与绵诸战。
秦惠公五年（公元前395年），伐绵诸。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绵诸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陇西的一支重要的西戎人群，其强盛时期在战国早期，此时秦国两次征伐绵诸。《史记》没有提到战国早期之后的绵诸，这也说明战国早期之后已经衰落，不足以对秦国构成威胁。
义渠虽然出现于历史的时间与绵诸相同，但是战国早期之后义渠仍然保持强劲势头。在战国中期晚段的秦惠文王时期更是与东方五国联合伐秦，秦惠文王降服义渠之后十几年，秦又起兵攻占了义渠的二十五座城。到了战国晚期秦国还要通过诱杀首领的方式征伐残义渠。可见，义渠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其中关于战国中期和晚期秦与义渠交战的文献记载最多，这段时间也应该为义渠最强盛时期。
除了《匈奴列传》《六国年表》，有关义渠的记载还见于《史记》的《秦本纪》（6处）、《张仪传》。而《史记》关于绵诸的记载，只见于《匈奴列传》和《六国年表》，《秦本纪》根本没有提及绵诸。这一方面说明绵诸的影响力不如义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绵诸有实力与秦国对抗的时间非常短。
马家塬墓地已发表墓葬的年代是战国中期晚段至西汉初，虽然分布地域与绵诸相符，但是时间对不上。马家塬墓地是战国时期北方文化带出土遗物最精美、等级最高的墓地，且随葬同类遗存中极少见的秦和关东的青铜礼器，其主人不可能是战国早期以后即不见于史的绵诸。
最近十几年来发掘的漳县墩坪墓地很有可能就是绵诸的遗存。墩坪墓地的北方文化遗存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114]，墓地位于陇山以西，紧邻今天水市，遗存的地点、年代均与绵诸相符。
通过对已发表随葬器物的对比分析，可将马家塬墓地可做断代分析的19座墓葬分为三期，年代分别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战国晚期中段至晚段、秦至西汉初期。马家塬墓地的主体特征与北方文化带胡人的遗存相同，来自波斯的文化因素在墓地的早期种类多、与来源地之间的相似程度大，在中期则出现明显的变异。
马家塬墓地的同类遗存还见于天水及其他地区，可简称为马家塬类遗存，是北方文化带最晚阶段的遗存。马家塬类遗存最有可能是分布在陇西地区的义渠遗存，秦昭王三十五年征伐“残义渠”并不是彻底消灭义渠。马家塬墓地人骨的人种特征和DNA鉴定结果，将是进一步判断其人群性质的关键依据。
附记：感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建华老师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战国秦汉时期东北族群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项目批准号：22AKG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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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0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12～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3期。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1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重要考古发现（2000～2009）》，文物出版社，2020年；赵吴成、马玉华：《战国戎人造车》，文物出版社，202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等：《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文物出版社， 2021年。
［3］马芳芳：《马家塬墓地西戎文化研究》，西北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赵吴成、马玉华：《战国戎人造车》，文物出版社，2020年。
［4］北方文化带是指东周时期在长城地带形成的与中原系统文化有别的有相似的文化特征和浓厚游牧文化色彩的遗存。参见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本文对北方文化带的内蒙古中南部、甘宁区遗存的断代依据此文。
［5］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5～91页。战国时期考古遗存的分期，一般分别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前后、公元前316年秦伐巴蜀前后作为战国早期和中期、战国中期和晚期间的分界点，本文也遵循这一分期原则。
［6］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第175～233页。
［7］《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秦与戎》中有个别马家塬出土器物的编号与发掘简报中的不符，本文以发掘简报发表的器物编号为准。个别器物在发掘简报中没有提供器物编号，只有所出自墓葬的墓号，但是在《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或《秦与戎》中提供了器物编号，对于这类器物本文使用后两本书提供的器物编号。
［8］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9］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01～2105页。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针织厂东周墓（CIM5269）的清理》，《文物》2001年第12期；李坤：《洛阳地区东周时期墓葬研究》，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1］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33～1935页。
［12］雍城考古工作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9期。
［13］李陈奇：《蒜头壶考略》，《文物》1985年第4期。
［1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07页。
［1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16］驻马店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第6期。
［1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潼新丰——战国秦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墓葬断代根据张婕妤：《临潼新丰秦墓地的分期与形成过程》，吉林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18］徐州博物馆：《徐州子房山西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6～69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潼新丰——战国秦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潼新丰——战国秦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22］淄博市博物馆：《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博物馆、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24］纹饰命名根据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9页，图五二九A，3、4。
［25］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2、589页。
［26］滕铭予：《长治分水岭墓地的分区、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23年第1期。
［27］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5页，图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7页，图三五。
［28］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咀秦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2页，图二三○，1（本文图六，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塔儿坡战国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本文图六，6）。
［29］张婕妤：《临潼新丰秦墓地的分期与形成过程》，吉林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30］唐山市文物管理所：《河北省迁西县大黑汀战国墓出土铜器》，《文物》1992年第5期（本文图七，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7）》，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7～74页（本文图七，3）。
［31］Акишев К.А.，“Курган Иссык - Искусство саков Казахстана”，Искусство，1978.
［32］ 林俊雄：《グリフィンの飛翔——聖獣からみた文化交流》，雄山阁株式会社，2006年。本文图九，1摘自林俊雄文第131页图106，该图为林俊雄文转引自Marazov，I. 1989. The Rogoen Treasure. Svyat Publishers ：Sofia. 本文图九，2摘自 Rudenko S. I.，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p.235，plate.113.
［33］ 李零：《波斯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430页，图27。本文图八，1摘自该书。
［34］王禹夫、潘玲：《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冢年代探讨》，《西域研究》2025年第1期。
［35］Guitty Azarpay，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Artibus Asiae，vol.22，No.4（1959），pp.313-339.
［36］Полосьмак.Н.В，Стерегущие золото грифы（ак-алахинские курганы），Изд.：Наука，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4，C.48，Puc.49.
［37］Katheryn M. linduff， Karen S. Rubinson，Pazyryuk culture up in the Altai，New York ：Routledge，2021.
［38］Rudenko S. 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late.87.
［39］Rudenko S. 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plate.112，E.
［40］Rudenko S. 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p.171，fig.87.
［41］林沄：《欧亚草原有角神兽牌饰研究》，《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
［42］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2期，第1～10、98、99页。
［43］黄盛璋：《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337～354 页。
［44］杨建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45］潘玲、谭文妤：《内蒙古中南部东区新发现东周时期遗存年代的探讨》，《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4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8～212页。
［47］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48］黄盛璋：《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337～354 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22页，图四一八，1。
［49］张弛：《三孔布考辨》，《文物春秋》1990年第4期。
［50］董珊：《五年春平相邦葛得鼎考》，《古文字與古代史（第3辑）》，台北史语所，2012年，第293页。
［51］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52］潘玲、王宇：《东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腰带研究（一）》，《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45～168页。
［5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清水刘坪——早期秦文化系列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1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王洼战国墓地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
［54］《西戎遗珍》44页编号为M14∶8的器物有两张金腰带具照片，下面的一张为带动物纹的长方形金牌饰照片，但是与其相同的金牌饰照片，在同书的93页标注为车轮饰。那么这两张器物照片是同一件器物，还是一张是带具，一张是车上的饰片？目前只能等待墓地资料完整发表后求证。为此，本文分析马家塬M14的腰带具，暂不包括M14∶8。
［55］Rudenko S. 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plate 93E.
［56］a.Самащев З. Берел.Аламты：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Таймас，2011，C.152，рис.375/376.
b.碳-14测年根据Katheryn M. linduff，Karen S. Rubinson，Pazyryuk culture up in the Altai，New York ：Routledge，2021.
［57］马家塬墓地的发掘简报、《西戎遗珍》对圆雕动物的质地描述不一致，本文以简报为准。
［5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415～500页。
［5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60］曹阳：《中国北方甘宁地区东周时期车马器的研究——以颞带饰为切入点》，吉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61］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3～91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62］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的分期也是将马庄ⅢM4归入马庄B组，年代为战国晚期的晚段。
［63］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
［64］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在杨建华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中对后庄村葬马坑、袁家村墓葬和葬马坑做过断代分析，本文的断代认识与该书的相似，但是对墓葬年代上限的认识较此书略提前。
［65］颞带饰即凸管马面饰，根据前引曹阳：《中国北方甘宁地区东周时期车马器的研究——以颞带饰为切入点》，该论文将凸管马面饰改名为颞带饰。
［66］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3～91页。
［67］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米脂卧虎湾》，文物出版社，2022年，彩版一六一，3。
［6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张家堡秦墓》，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248页，图二五二，2。
［6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朔考古队：《平朔出土文物》，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页，图68。朔州市开发路出土的这件铜鎏金带钩仅见于《平朔出土文物》中发表的照片，出土单位不详，书中标注带钩的年代为西汉时期，但是根据带钩形制和纹饰特征可知这一断代过晚，其年代范围应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7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建河墓地》，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71］滕铭予：《宝鸡建河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138页。本文对建河墓地墓葬的断代认识均根据此文。
［7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5期。下文龙岗墓地M6∶8的断代根据此文。
［73］“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下文睡虎地M7、M11的年代根据此文。
［7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梦县博物馆：《湖北省云梦县郑家湖墓地2021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 年第2期。下文郑家湖M274的年代根据此文。
［75］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丰西岔沟——西汉时期东北民族墓地》，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42、378页。
［76］“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7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梦县博物馆：《湖北省云梦县郑家湖墓地2021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2期。
［78］马家塬M26MS∶1、M14∶1的器物图看不出是铲足，但是简报中的文字明确说明是铲足。
［7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漳县文物管理所：《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3期，第33页，图二三，5。
［8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郭家崖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21年。
［81］张寅：《铲足鬲的分布、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文博》2014年第2期。
［82］北方文化带遗存，即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特有的遗存，也称为“北方文化遗存”。为了避免与其他时代的北方文化概念混淆，本文统一使用“北方文化带遗存”这一概念。
［8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清水刘坪——早期秦文化系列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1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王洼战国墓地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
［8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8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漳县文物管理所：《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3期。
［85］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6、43页。
［86］杨建华：《张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寻踪——天山通道的开启》，《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87］王禹夫、潘玲：《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冢年代探讨》，《西域研究》2025年第1期。
［88］潘玲、马婷：《马家塬墓地的波斯文化因素分析》，《草原文物》2023年第2期。
［89］刘艳、李锐、杨军昌等：《早期黄金技术与欧亚草原——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西沟畔二号墓出土金银器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第6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7～42页。
［90］黄维、吴小红、陈建立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金管饰的研究》，《文物》2009年第10期。
［91］刘艳、李锐、杨军昌等：《早期黄金技术与欧亚草原——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西沟畔二号墓出土金银器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第6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
［92］王禹夫、潘玲：《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冢年代探讨》，《西域研究》2025年第1期。
［93］林怡娴、周广济、Ian Freestone、Thilo Rehren：《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玻璃与相关材料研究》，《文物》2018年第3期；李银德：《丝路背景下深腹杯的渊源与传播》，《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88～108页。
［94］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09年第10期。
［95］吴欣：《帝国印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亚的统治》，《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
［96］林俊雄：《グリフィンの飛翔——聖獣からみた文化交流》，雄山阁株式会社，2006年。
［97］潘玲、马婷：《马家塬墓地的波斯文化因素分析》，《草原文物》2023年第2期。
［98］马芳芳：《马家塬墓地西戎文化研究》，西北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99］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合期。
［100］《战国策·秦策》有一条关于义渠的记载，但是同一内容也见于《史记》。本文引用的《史记》文字据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
［101］〔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第2883页。
［102］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转引了三国时期韦昭的话：“义渠本西戎国，有王，秦灭之。今在北地郡。”见《史记·匈奴列传》第2884页，中华书局，1959年。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曹魏时期的北地郡当在今陕西省铜川市、富平县一带。东汉的北地郡较曹魏时期的更靠北、范围更大，包括今甘肃庆阳、宁夏银川及固原地区；这段文字是司马迁的归纳，除此之外不见于《史记》其他内容，先秦文献中也找不到秦穆公降服的西戎诸国名称。所以，这八支西戎人族名是否早在春秋中期就已经存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关于义渠与秦国具体史实的记载，均为战国时期的，只有《匈奴列传》这一段归纳性的内容中，将义渠的族名提早到春秋中期。
［103］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104］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10～335页。
［105］王兴锋：《秦北地郡政区沿革考》，《唐都学刊》第38卷第4期（2022年）。
［106］徐兴权：《秦陇西郡建制沿革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2卷第1辑（2021年）。
［107］杨建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10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10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415～500页。
［11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
［11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
［112］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合期。
［113］林沄：《戎狄非胡论》，《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年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杨建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1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8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漳县文物管理所：《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