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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乾隆一朝吏治腐败始于于敏中，由盛而衰始于和珅。和珅是板上钉钉的，而于敏中被落实下来的罪名似乎都不够硬。
正如《清史稿》所载：“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观罢祠之诏，至引严嵩为类，传闻有无未可知矣。”
正史中一般不用“世传”、“传闻”这一类词汇，所以于敏中的诸多罪名还需进一步验证。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于敏中为官四十余年，确实没有他老师张廷玉那么干净，更没有他的前任刘统勋那般正直无私。
大清最年轻的状元
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老于家书香门第，从顺治朝开始，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进士出身。
父亲于树范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但却在康熙朝的召试中位列第一，被召入内廷充武英殿纂修，后官至知县。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于敏中没理由不走科举入仕之路。在祖父于汉翔的严格督促下，5岁的于敏中就受启蒙教育，力学《四书》。
于敏中天赋异禀，又是个勤奋的孩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读书从不觉苦，反而乐在其中，一个学霸型的选手也就由此诞生了。
13岁那年，于敏中的父亲于树范在浙江宣平任知县。这一年赶上饥荒，官府要开仓放粮救灾。这个时候，正是衙门里那些胥吏们捞油水的良机。
于树范确实也忙不过来，就让于敏中到衙门中帮忙。没想到，于敏中干得有模有样，史料中说：
“年十三，从宣平公官舍，公已能经画部署，老吏巨猾，悚息不敢为奸。”
13岁就能独当一面，部署救灾事务，看来，于敏中不仅是个学霸，还是个当官的好苗子。
雍正七年（1729），于敏中考中举人，这一年才15岁（周岁）。科举时代检验读书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功名，说得天花乱坠没用，只有考中举人、进士才最具说服力。
15岁中举对于读书人来说，基本上是个梦。和于敏中同时代的学霸不在少数，就拿大才子纪晓岚来说，他中举人已经算早的了，当时也有20岁。
会试阶段，于敏中考得并不顺利，三次败北。
乾隆二年（1737），于敏中总算如愿以偿，在会试中取得第33名的好成绩。主持该科会试的是大学士张廷玉，所以于敏中就成了张廷玉的门生，有师生之情。
官场之上，同年、同乡、师生是最重要的关系圈。于敏中入仕之初，之所以能青云直上，与张廷玉的提拔是分不开的。
殿试阶段，于敏中发挥得更好。本来他的名次排在第四，却被乾隆一眼给相中了，说他“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看来，于敏中不仅文章学问了得，书法也是一把好手。
就这样，23岁的于敏中夺魁，也成了清代114科中，最年轻的状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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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高手，过目不忘
于敏中得了状元，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便以储备干部的身份一直在翰林院供职。除了状元这一金字招牌之外，于敏中真正受宠的原因是精通满文。
早年应付科举，穷究四书五经，自从到了翰林院后，于敏中开始学习满文，并在数年内熟悉掌握。
乾隆继位的时候，入关近百年，满洲贵族被汉化，大多数已经不识满文，也不会说满语。为了保持满洲的优势地位，乾隆一再强调八旗子弟学习满文。
同时，乾隆还要求汉官也要掌握满文，在翰林院官员的考核中，就有满语一项。他甚至把能否熟悉掌握满语，视为对朝廷忠诚态度的标准之一。
与纪晓岚齐名的大才子袁枚，就是因为满文考核不过关，以翰林外放知县的。于敏中作为汉官能精通满文，政治觉悟高，自然就会得到乾隆的认可。
三年散馆后，乾隆亲自召见了于敏中，事后在他的小本本上写下了“人似小聪明”的评语。于敏中就是凭着小聪明，在翰林院供职七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官至兵部右侍郎。
乾隆二十一年，于树范去世，于敏中卸任回籍守制。正当父孝期满，不料嗣父于枋（于敏中早年过继给叔父于枋）病故，继续留籍守孝。
让于敏中崩溃的是，嗣父丧期快到的时候，母亲也随之而去了。这样一来，于敏中又要守孝三年，这对于官瘾很大的他来说，简直就是煎熬。
此时的乾隆尚不知于母病故，已降旨授予刑部侍郎一职。于敏中没有把母丧之事向朝廷汇报，理由是“两次亲丧，蒙混为一”。
封建时代，为人子者隐瞒、规避奔丧守孝是要受到弹劾的，于敏中处在漩涡之中进退两难。乾隆却偏袒于敏中，说朝廷缺人准予“夺情”，命他带孝入京。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底，于敏中回京改任户部右侍郎。次年十月，以侍郎身份在军机处行走。
进了军机处，接触皇帝的机会就更多了，才能也更容易得到施展。
于敏中小心谨慎，记忆力特别好，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每次乾隆口授谕旨，他都能一字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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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喜欢创作诗词，经常脱口就来，于敏中往往能于事后追忆记录，也是一字不差，并整理成册，因此很得乾隆恩宠。
有了乾隆的提拔，于敏中仕途得意，先升户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后加太子太保，晋协办大学士。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于敏中入阁拜相，晋文渊阁大学士，担任国史馆、四库全书馆总裁，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教授皇子读书。
也是这一年，首席军机大臣刘统勋去世，于敏中晋文华殿大学士，荣膺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是靠着小聪明，一步步登上仕途高峰的，而小聪明最终也让他翻了船。
卷入高云从一案
有清一代，对宦官严加管束，顺治帝曾立铁牌于内务府“永禁内监干预朝政”，并规定太监不得与外官结交。如有，则即行凌迟处死，祖宗家法不可谓不严。
乾隆对太监与外官的交往一直防范极严，曾有太监赵起龙与大臣庆复的儿子来往，私下议论朝政，后来被处死。
但是大内之中，总有个别太监妄图干政。于敏中担任首席军机大臣那年，太监高云从因结交大臣东窗事发。
当年五月至八月，乾隆一直驻跸热河，皇帝不在京师，朝中的一二品大员就要定期开会，形成意见后再上报乾隆。
七月，兵部侍郎高朴在开会的时候，听到左都御史观保、户部侍郎蒋赐棨、刑部侍郎吴坛等凑在一起，讨论“道府记载”。
道府记载是皇帝的私人秘密，上面记载着全国道员、知府的政绩，只有皇帝本人和心腹执笔太监才能知晓。
高朴很惊讶，如此机密怎么会泄露出来呢？于是向他们打听消息的来源，观保随便应付了一下，说是内廷太监传出来的。
高朴立即赶往热河，当面向乾隆汇报此事。乾隆问他是哪个太监泄露机密，他也说不出名字。乾隆再问随侍的于敏中，他告诉乾隆此事不必当真，定是谣传。
乾隆不是好糊弄的皇帝，事关重大，他决定彻查此事。不想一追查，就把高云从给查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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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亲自审问了高云从，当他得知于敏中也曾向他打听此事的时候，不免大惊失色。而随着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参与此事的朝中大员竟有十余人，这让乾隆十分恼火。
于敏中为何要偷窥皇帝机密呢？其实也没有其他企图，只是为了摸清乾隆的底牌，投其所好，从而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
高云从被判死刑，而参与此案的大臣太多，乾隆法不责众，只能草草收场。
自第二次金川之役开始后，于敏中坐镇军机处，办事干练，很是称职，乾隆本打算按照此前张廷玉筹划西北之功，授其世职。
因为高云从一案的牵连，乾隆定了个功过相抵的调子，说“实在是因为他（于敏中）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
乾隆四十一年（1778）正月，金川之役结束，乾隆原谅了于敏中结交太监之过，命其图形紫光阁，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世袭罔替。
死后屡遭变故
圣眷正隆的于敏中正是发力的时候，却在受爵的同年年底哮喘病发，乾隆表示关怀，派御医前往诊视，并赐给人参。
在于敏中患病的三年多时间中，乾隆对他的家人也很照顾。他的儿子于齐贤当时30岁，却不曾遗传老爸的学霸基因，还是个秀才，乾隆赏给他荫生身份，准以入朝为官。
但是于齐贤死在了于敏中之前，史料中也不过是一笔带过。
于敏中的原配夫人死得早，此后也没有续弦，只有一个小妾张氏。乾隆也打破妾室不给封赠的旧制，赐予她三品诰命的封号。
不难看出，乾隆还是宠信于敏中的，从官位到爵位，从朝堂到家里，都关照得无可挑剔。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底，65岁的于敏中病逝，死后赐谥文襄，入祀贤良祠，算是盖棺定论了。
（可能是名声不太好的缘故，很多野史，甚至是正史中，编排了不少情节，说于敏中患病后，是服毒自尽以谢皇恩的，此种说法不足为信。）
如果君臣之间到此为止，于敏中不能说是“旷古之恩遇”，至少还是体面的。但没过多久，就出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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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中的独子死后，他把财产交给在京的侄子于时和打理。于敏中死后于时和携带家产返回原籍，却没有将财产交给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而是私吞了这笔家产。
于德裕讨要未果，一纸诉状告到官府。乾隆觉得大臣之孙受了欺负，有意出面主持公道，特命江苏巡抚吴坛接手此案。
这样的案子并不难查，况且又是乾隆钦定的。吴坛将调查结果上报，其中有一项是于敏中生前花了九千两银子，购买土地捐作族产，交给同族穷人耕种，此举乾隆很赞赏。
可是还查出了苏淞粮道章攀桂为于敏中在老家建造花园一事，其实此类事情很常见，算不上罪大恶极。
乾隆有心保全于敏中，只是将他的部分家产查抄，留下三万两银子发给于德裕。
关于于敏中的家产，传闻最多的数字是二百余万两。大致想来，于敏中的家产不会有这么多，否则乾隆绝不会放过这么大一个贪官。
让于敏中死后遭清算的是另外一件事，即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甘肃冒赈案。
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甘肃时有灾荒，向朝廷请求恢复捐监旧例。
“捐监”就是让地方有钱人，花点银子买个监生功名，然后将这笔钱用作赈济灾民。
勒尔谨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实际执行人不是他。乾隆调浙江布政使王亶望担任甘肃布政使，让他负责牵头办理此事。
没想到，向来很受器重的王亶望居然是个大贪官，从而引发了乾隆朝最大一桩集体贪腐案。甘肃大部分官员牵连其中，受到处罚的官员多达100多人，甘肃道府以上官员几乎为之一空。
勒尔谨当年提出捐监方案的时候，于敏中兼管户部，正是在他的支持下，乾隆才批准实施的。
如今案发，乾隆归罪于敏中，说“设非于敏中为主持，勒尔谨岂敢奏请。”
乾隆由此联想到此前的家产纠纷案，认为于敏中可能有贪污行为，即“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酬谢。”
有怀疑就得查，可是查来查去，确实没有发现于敏中拿了王亶望的钱。既然没有证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乾隆从此对于敏中耿耿于怀。
被皇帝惦记上绝对不是什么好事，随时都有身败名裂的可能。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把玩嘉靖年间的一件器物时，突然想到奸臣严嵩，然后又联想到于敏中，进而又想起甘肃冒赈案。
这个心结不了，乾隆总觉得不踏实，可是将于敏中比作严嵩，自己不就是嘉靖吗？乾隆显然是瞧不起嘉靖的，于是颁布了一道上谕：
“此案（指甘肃冒赈案）发觉时，设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虽不至如王亶望等立置重典，亦不仅予以革职而已。因其时于敏中已身故，不加追究。”
乾隆当即下谕，将于敏中的牌位从贤良祠中撤出。但是，乾隆的气似乎还没有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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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国史馆把《于敏中传》初稿进呈御览。乾隆作了重要批示，将于敏中的所有旧账再翻了一遍，说他一生都在甩小聪明。气愤之下，又将他世袭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给革了。
乾隆为何在于敏中一事上反复纠缠呢？根子其实还是乾隆本人，经过多年的验证，乾隆发现于敏中并非良臣。自从他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以来，既没有傅恒那般谨慎，又没有刘统勋那么清廉敢言。
乾隆中期朝臣们主要忙于书写颂词，中枢的奢侈之风，不久蔓延全国，从而导致了吏治的腐败。这也是后世认为，乾隆中期的贪腐之风实源自于敏中。
但是于敏中又是乾隆一手提拔上来的，乾隆自然不会认错，所以就要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于敏中的身上。（全文终）
本文资料来源：《清史稿·于敏中传》、《清史列传·于敏中传》、《啸亭杂录》、《清高宗实录》、《章学诚遗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