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项制度，我们或许会觉得它能约束集权与独裁行为，那就是法律。明朝刚建立的时候，身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就颁布了一部国家律法，即《大明律》。
不过话说回来，《大明律》只是用来约束官员和百姓，对皇帝本人却没有任何限制。实际上，朱元璋压根不觉得自己该被这套亲手制定的法律约束。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发现，《大明律》似乎也不足以实现“铲除奸邪、惩戒恶行，通过刑罚起到教化作用”的目标。
于是，朱元璋又亲自编订了一套“凌驾于现有法律之上的特殊规定”。到了14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将这些特殊规定整理成册，使之成为了帝国的第二部根本律法，这便是著名的《御制大诰》。
一方面，朱元璋要求官员们必须严格遵守《大诰》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他也特意向这些人强调，只有他自己能够依据《大诰》给人定罪，倘若司法部门也要参照《大诰》判案，刑罚必须减轻一等。
由此可见，朱元璋其实也心知肚明——自己的臣民们普遍认为，《大诰》的处罚太严厉了——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定认为，在建国初期使用严厉的刑罚打击当时的弊病，是必不可少的。
《御制大诰》内页
有观点认为，朱元璋推行的这些制度规范里，严重缺乏儒家倡导的仁政核心——君臣之间、君主与百姓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他的治国思路，其实是全面抛开了儒家的道德教化传统，只留下了靠惩罚来维持政权运转的手段。
那么问题来了，在洪武时代，朱元璋都定下来那些严苛且奇葩的法律？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1】
成书于万历年间，由南京士人顾起元撰写的《客座赘语》，记载了大量明朝南都南京的典章制度、市井风俗、艺林轶事等内容。
尤其是“国初榜文”一章，收录了明初的很多重要政令文书。
根据书中的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朱元璋亲自草拟了这样一道圣旨：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
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两版风格迥异的朱元璋画像
朱元璋要求，在京城之内，凡是军官、军人有学习唱歌的，就割掉舌头；有下棋、玩双陆（古代一种棋类游戏）的，就砍断手；有踢蹴鞠（古代球类运动）的，就砍掉脚；有经商做买卖的，就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几个倒霉蛋被点名了。
府军卫的千户虞让的儿子虞端，因为故意违反了禁令“吹箫唱曲”，被割掉了上唇连带鼻尖；龙江卫的指挥伏颙和本卫的小旗（低级军职）姚晏保一起踢蹴鞠，伏颙被砍掉了右脚，全家都被发配到云南。
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十九日，根据朱元璋的指示，礼部发布的一条禁令，内容主要有三点：
内使剃一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
首先，禁止宦官（内使）剃“一搭头（元朝发型）”发型；其次，官民家庭的儿童若剃留“一搭头”，将对儿童处以阉割之刑，全家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第三，实施剃头行为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将被判处同等罪行。
位于南京的明故宫遗址
洪武二十六年（1393）八月，明廷发布了这样一份榜文，其内容大体如下：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榜文：为奸顽乱法事，节次据五城兵马司挐送到犯人颜锁住等，故将原定皮札【革翁】样制，更改作半截靴。短【革勾】靴，里儿与靴【革勾】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该司送问罪名，本部切详。
先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贵贱，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札【革翁】，违者处以极刑。
此等靴样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奉旨：这等乱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
简单地说，针对奸诈顽劣、扰乱法度的行为，近期五城兵马司（负责京城治安的机构）陆续押送犯人颜锁住等人到案。
那么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呢？
首先，这些人故意将“皮札【革翁】”（明初规定的标准皮制鞋履）样式，改成了半截靴、短【革勾】靴（两种违规改制的靴子），靴子的里衬和靴【革勾】（靴跟/靴尖的皮革部件）一样长，还装上了“抹口”（靴子口沿的装饰或加固部件）。
其次，他们不仅自己穿着这些违规靴子，还将之卖给别人，同时还像以前那样穿着去喝酒、嫖娼，走路摇摇摆摆、肆意张扬。
五城兵马司已经将这些人押送过来审问定罪，本部（礼部或刑部）仔细核查后认为，此前因为官员和百姓不分贵贱都穿靴子，违背等级规制。
于是，朝廷命令礼部发布榜文，告知军民、商人、手工艺人、官员家的下人、仆人、宦官（火者）们，一律不许穿靴子，只允许穿“皮札【革翁】”，违反者将处以极刑。
朱元璋认为，倘若这些违规改制的靴子样式流传到民间，必然会导致朝廷的服饰制度混乱，应当对相关人员处以公开处死的重刑。
因此，那些扰乱法度的人，都应该押到他们自家门口枭首示众（砍下头颅悬挂示众），全家发配到云南居住。
位于南京的明故宫遗址
【2】
在《大诰》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此诰一出，所在有司、邻人、里甲，有不务生理者，告诫训诲，作急各著生理。除官役占有名外，余有不生理者，里甲邻人著限游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间，仍前不务生理，四邻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来，以除当所当方之民患。
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后）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
简单地说，朱元璋要求各地官府、邻居以及里甲（基层户籍编制单位）人员，遇到不从事正当职业、游手好闲的人，要对他们进行劝告教导，督促他们赶紧各自从事正当职业。
除了那些有官方登记在册的服役人员之外，对于其他不务正业的人，里甲和邻居要督促游手好闲者的父母、兄弟、妻子等人（督促其改正）。
如果一个月内，这些游手好闲者依然像以前一样不从事正当职业，四周的里甲和邻居就要把他捉拿起来，送到官府处置；如果当地官府不处理，就把人押送到京城来，以此清除当地的民生祸害。
如果在一个里、一百户人家的范围内，在这份诰文发布之后，依然存在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且里甲负责人如果对此放任不管，邻里亲戚也不捉拿举报。
那么，这些游手好闲之人，无论是在官府办公场所附近，还是在集市、乡里之间，一旦犯下了违法作乱的事，并被捕获押送到官府后，这个人将给予被判处死刑，里甲负责人和四周的邻居，都要被发配到化外之地（边远未开化地区）。
南京明孝陵
【3】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与户部大臣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太祖谓户部曰：……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朱元璋曾对户部官员表示，你们户部应该立即张贴榜文告知天下，命令天下士农工商四民，务必各自坚守自己的本业。
从事医生、占卜等职业的人，凡是在本地居住的，都不得远赴他乡游历谋生；对于这些人的外出、归来、劳作、休息等日常行踪，同乡邻居必须互相知晓。
至于那些不从事正当职业而游手好闲的人，以及收留藏匿其他地方游民的人，都要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位于南京的明故宫遗址
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月三十日，朱元璋又下达了这样一份圣旨：
洪武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为禁约事，奉圣旨：京都人烟辐辏，有等奸顽无籍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所以在京犯奸的奸夫奸妇，具各处斩。做贼的、掏摸的、骗诈人的，不问所得赃物多少，具各枭令。已令出榜晓谕，犯者至今不已。刑部再出榜申明，务要家至户到，男子妇人大的小的都要知道。
在朱元璋看来，京城人口密集、车马聚集，有一类奸诈顽劣、没有户籍的游民，不从事自己本分的正当职业，常常犯下通奸、盗窃等极其恶劣的罪行。如果不在法律规定之外加重处罚，就难以禁止这类行为。
因此，在京城内犯下通奸罪的奸夫、奸妇，全部处以斩首之刑；盗窃财物的、小偷小摸的、诈骗他人的，不管盗取或骗取的财物数量多少，全部处以枭首示众之刑。
此前已经下令张贴榜文告知民众，但违反禁令的人到现在仍未断绝。
刑部需再次张贴榜文重申禁令，务必做到家喻户晓、每家每户都覆盖到，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清楚知晓这一禁令。
南京明孝陵
【4】
在《国榷》一书中，作者谈迁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闻国初严驭，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
明朝初期，朝廷对社会的管控极为严厉，夜间不允许民众聚众饮酒，乡村里也没有敢在夜间出行的人。凡是在饮酒聚会时，因言语小事引发的纠纷，动辄就会被判处流放充军之刑。
就以作者的故乡浙江海宁为例，被发配到全国各地充军的人，就有六千多人。这种严苛的管控实在让人感到畏惧，即便到现在说起这件事，自己也会感到心惊胆战。
另外在《明季北略》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一段记录：
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
简单地说，夺取天下的朱元璋，非常痛恨前朝那些不服从新政权的顽劣百姓，尤其是那些为了躲避管控，主动逃到寺庙选择出家的僧人。
于是，他召集了数十名这样的人，挖掘一个泥坑，把他们推进坑里后只露出头顶，然后用大斧头砍削他们的头部。
一斧头下去，就能砍断好几颗头颅，这种酷刑集会被命名为“铲头会”。
位于南京的明故宫遗址
【5】
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曾经担任过南京吏部郎中、浙江布政使等职的陆容（1436—1494），在《菽园杂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幼尝入神祠，见所塑部从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画花鸟云龙之状。初不喻其故，近于温、台等处见国初有为雕青事发充军者，因询问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绣，即古所谓文身也。元时，豪侠子弟皆务为此。两臂股皆刺龙凤花草，以繁细者为胜。洪武中，禁例严重，自此无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见，即文身像也。
简单的说，作者小时候曾经进入神祠，看到祠中塑造的随从神像里，有袒胸露体的，手臂和大腿上都用墨画着花鸟、云龙之类的图案。
一开始，他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后来在温州、台州等地，见到有明初因为雕青（纹身）事情败露而被充军的人，于是就询问周围人等询问“雕青”这个名称的由来。
一位年长的老人告诉他，这就是刺花绣，也就是古代所说的纹身。
元朝的时候，豪侠子弟们都热衷于做这件事（即纹身），在双臂和大腿上都刺上龙、凤、花、草等图案，以图案繁杂细致的为最好。但是到了洪武年间，因为相关禁令十分严厉（发配充军），就再也没人敢违犯了。
至此，作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小时候在神祠里看到的都是纹身的神像。
南京故宫宫城复原模型(南京博物院展品)
【6】
在成书于万历年间（1573—1620）的《金陵琐事》一书中，长期定居于南京的作者周晖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楼在淮清桥东北，临河对洞神宫之后。今关王庙是其地基。
简单地说，为了惩戒那些游惰享乐之人，朱元璋下令修建逍遥楼。根据周晖的考证，这座楼位于南京淮清桥东北方向，靠着河岸，正对着洞神宫的后面。万历年间的关王庙，就是当年逍遥楼的地基所在。
竣工之后，朱元璋要求——凡是看到哪些下棋赌博的人、养禽鸟取乐的人、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就把他们拘禁在楼上——让他们在里面“逍遥”至死，最终这些人都被饿死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成书于清初的《榕村语录》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虽立法太严，然所以激厉颓靡处，志气规模果不寻常，竟有“一人横行，武王耻之”之意。
简单地说，元朝的时候，很多人纵情歌舞、沉迷享乐，不从事生产劳作。
于是，朱元璋在南京城内修建了一座高楼，命令士兵在楼上侦察观望。一旦听到城内传出吹拉弹唱、饮酒赌博的声音，就把相关人等捆绑过来，将他们倒悬在楼上，只给喝水，三天后就让他们饿死。
虽然这项法令制定得过于严苛，但它用来矫正当时颓废奢靡风气的初衷，所展现的志向与格局确实不同寻常，竟然有“哪怕只有一人横行不法，周武王都会以此为耻”的济世决心。
位于南京的明故宫遗址俯瞰
【7】
在朱元璋去世前夕，曾留下了“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不过，他的子孙并未持守他所致力推行的专制体制。毕竟，当实际偏离了应然的轨迹时，任何政治体制都要进行改弦易辙。
通常认为，这样的危机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篡改和类推才能度过。然而，也正是因为规则的弹性，每一次危机都会变成继承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不得不要以体制本身应对未来威胁能力的下降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