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电气集团副总经理朱元巢
讲三峡：首先是过程漫长，历史时间延续很长。二是三峡的事情很多，记录的比较少，我们记录下来，怎么去梳理？
从我的经历来讲，今年马上61，很快也要退出历史舞台，是准退休状态。我是1982年毕业，一毕业就来到东电，那时候还没东方电气。在东电，1986年非常荣幸参加了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我不是412个专家之一，是工作组成员，参加了全过程。我是机电专家组的，具体的方案我们做，老同志主要是开会把关。
暮年樊世英
从东电来说，樊世英、陈锡芳和我，主要承担了130、140、150、160、170、180等不同工况、不同水头、不同蓄水位各种机组方案。从1985年到1994年是一个阶段，从1994年开始，就进入方案的研究确定阶段。然后到1996年就进行招标，左岸14台机组，东电和哈电分别是2.5台，还有些核心部件。
这个技术引进对哈电和东电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了解了全球计算机领域的最新计算软件；第二，了解了别人设计水轮机转轮的思想；第三了解了具体在三峡转轮设计中可以吸收学习的东西。
暮年陈锡芳
三峡当时为什么要搞技术引进？这就要中国的水电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十年代，这个是引进阶段，引进苏联，主要是方法的引进，包括工艺方法、设计方法；第二阶段是六十年代，那时开始自己做一些东西，中小机组居多，最大机组只做到10万千瓦，七十年代做到20万千瓦，如丹江口等；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个重大项目就是葛洲坝，但它是低水头大尺寸，不是大容量；到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在这个阶段中国水电出了问题，国外技术发展太快，中国要求大容量、高效率、高参数的机组，太高太快，两家企业技术跟不上，被迫引进。
我给这个阶段的中国水电定义是最暗淡的时期，看不到出路，转轮裂纹、轴承烧瓦、发电机振断，什么原因？这时期国外技术也发展不成熟，为了迎合中国市场，他们通过修改不必要的设计来满足中国需求。
在这种现状下，三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市场换技术，花的钱并不多，我们两家公司花了1700万美元。他们给了什么技术了？其实主要是设计理念。比如说：水轮机以转轮为代表的核心技术，通过学习我们培养了一批人员；发电机这样一个大容量机组设计的理解和过程，培养了一批人。1996年三峡机组招标结束，我们两家进入分包。左岸期间，我们两家每家分包2.5台，国外9台。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三峡左岸招标书的技术要求并没有满足，比如转轮的压力脉动，标书要求5%，老外超标了。
但没有更好的呀，只有接受。后来的实践给了我们机会，这个阶段主要做了什么呢：第一我们用先进的计算手段来加速。过去是线性计算方法，大量计算后才来进行转轮试验，时间耗不起，因筛选方法有限。有了大型计算机计算，计算速度加快，设计速度就加快，试验速度也加快；第二我们加快了试验台的建设，把当时东电的水力试验台按照国外水准改造；第三就是工艺转化，前面的图纸还是外方设计的，我们对材料的使用和工艺方法、结构进行大量吸收，后来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改进的。
在我们摸索试验中，三峡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就是左岸的问题，东电能不能帮助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转轮能不能优化，第二问题就是能不能解决左岸机组发电机运行过程中的震动与噪音，当时3号机、14号机开始改进。三峡的杨清副总经理负责这事儿，我们讨论，能不能搞个右岸转轮出来？能不能解决老外机组存在的不足？
事实上呢，我们2003年实现了转轮的制造，2006年10月10日完成了右岸转轮机组，右岸机组全面超过左岸，这是我们很自豪的大事啊！用了大约3年左右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针对左岸的问题，对机组进行改进，改得很成功。
第三个过程是三峡地下厂房，我们和哈电各拿了两台，我们这两台做了蒸发冷却的尝试，做的很成功。蒸发冷却是我们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研发的一项技术，当时是和中科院一起，在陕西安康做了一台机组，后来在李家峡又做了一台机组。到三峡上这个机组，就是考虑机组容量在不断加大，我们能不能在冷却上闯出一条新路。
三峡左岸电站机组大厅
三峡右岸我们考虑上两台冷却机组，是试验机组，是成功的。我们总结：从产品的角度上了一个大台阶，从设计理念、转轮设计可以和老外同台竞争，主要技术指标有了很大提高，在容量上也有很大提高；通过对三峡大型机组的设计，我们从材料、结构、工艺都有很大改变，融汇了东西方技术；在轴承上建立了自己的试验台，可以国产化，负荷很大，不烧瓦，我们的水电一下就腾飞了。
第四个方面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建立了人才的梯队。
另外就是标准规范，通过对三峡机组的制造与国际接轨，甚至高于国外。东电在低水头大灌流通过合作走在了全球前面的行列。这些都是三峡带来的变化，三峡提高了我们整体的研发水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