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周恩来在这个关键职位上，默默奉献了26年3个月零7天，成为新中国的核心人物之一。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国家正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政府各项事务亟需梳理。作为总理，周恩来深知要让政府更加高效地为人民服务，必须汇聚和任命有才能的人员。因此，他在选择合适的部长人选时，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安排。然而，令许多人意外的是，邓颖超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这一份部长名单中。
邓颖超和周恩来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结识。当时，他们在天津共同参与了觉悟社的创建。然而，由于周恩来心有所属，两人当时的交往并不深。随着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则通过书信保持联系，渐渐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此时，邓颖超也已经投身于革命事业，她于1924年加入了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邓颖超是一位非常具有组织能力的杰出女性。在党的工作中，她迅速崭露头角，尤其是在妇女解放事业方面，展现了非凡的才能。因此，她被视为党内最早且最杰出的女性工作领袖之一。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虽然邓颖超已经与周恩来结婚，但她凭借自身卓越的能力，获得了诸如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务。这一切与她的夫妻关系无关，完全是她个人能力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按照自身的资历，本应享有行政三级或四级的待遇。然而考虑到周恩来的特殊身份，邓颖超自愿提出申请，将待遇降至五级。然而，她未曾预料到的是，即使她已经退让一步，周恩来对她的要求依然严格。
有一天，周恩来对邓颖超说道：“小超，你最近身体不好，工作也不稳定，而中央已经批准你享受行政五级的待遇，我认为你应该降到六级。”邓颖超愣了一下，心想自己的资历和贡献本应得到三级待遇，但考虑到许多因素，她已经主动退让到五级。现在，居然连五级都显得有些过高。于是，她立刻答应道：“好，我会向中央提交报告，请求降为六级。”
邓颖超对周恩来如此的理解，让周恩来感到欣慰。然而，周恩来对妻子的严格要求远不止于此。从参与革命工作开始，周恩来一直是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物，并以其深厚的政治经验闻名。朱德曾高度评价他：“周恩来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自然成为了国家的“好管家”，他精心策划各项事务，确保政务得以高效运转。然而，他在处理家庭和公事时的坚决原则，也无疑给妻子邓颖超带来了委屈。
周恩来担任总理后的首项任务就是“组阁”。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他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将不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社会贤达安置在政务院及相关部门，确保政府能有效运作。同时，周恩来也根据这些人物的能力和贡献，做出了适当的职位安排。例如，他将起义将领傅作义任命为水利部部长，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安排为卫生部部长等。
尽管周恩来精心分配了这些职务，但当他公布部长名单时，却没有包括邓颖超的名字。邓颖超的知名度早已深入人心，不仅仅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妻子，也因为她的才干。许多人认为，邓颖超作为部长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些人觉得她若未能担任部长，实在是委屈了她。然而，令大家吃惊的是，周恩来竟然没有为邓颖超安排任何职位。
张治中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老朋友，在两人结婚时，还曾为他们请客庆祝。尽管张治中身处国民党，但他与周恩来的私人关系依然十分亲近。面对邓颖超未被任命为部长的情况，张治中忍不住找到了周恩来，直言道：“周公，大家都说你办事’周’到，但你怎么也得给邓颖超安排一个部长职务，才不至于让大家心生疑虑。”
周恩来对此似乎早有预料，笑着回应道：“文白兄，这是党内的事，你不必多操心。” 张治中一时语塞，毕竟他不是共产党成员，无法过多干预。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党内的同志江鲜云同样提出了相同的疑问。江鲜云是彭干臣的妻子，彭干臣是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人物，且与周恩来有着深厚的交情。
江鲜云询问周恩来时，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鲜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安排邓颖超担任部长，文件和指令可能会让别人误以为是我的意思，这样会将家庭事务和革命工作混为一谈，对革命事业不利。” 周恩来反复强调，“只要我还担任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入政府。”
周恩来的坚决态度，令邓颖超从新中国成立起，始终未能担任政府职务。直到周恩来去世后，她才获得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位。邓颖超曾在一次与生活秘书赵炜的对话中提到：“当总理的夫人很不容易，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应该定五级，但最终却被定为六级；国庆10周年的名单上，我的名字被删掉，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担任领导职务，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
尽管如此，邓颖超已经学会了放下。她笑着说道：“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忍受一些委屈。”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开始担任政府职务，她在各项工作中尽力而为，展现了非凡的能力，但她始终没有忘记丈夫周恩来的深情与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