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50周年，中国多地举办纪念活动，不少民众前往位于天津南开区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献花缅怀。作为20世纪最为人熟知的政治面孔之一，周恩来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人民的无限尊敬与怀念。而在总理身份之外，周恩来也曾有过鲜为人知的特工生涯。这位“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始人”，曾领导秘密战线工作近半个世纪。
时钟拨回99年前的1927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的前身——中央军委特科在武汉成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特科成员在时局纷乱的大上海搜集情报、惩治叛徒、保卫中央和机关的安全，立下奇功无数。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那段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生死存亡的日子，回顾周恩来带领中央特科工作的沪上岁月。
现代中国首个特务组织
1927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极不平静。这一年初，国共合作的北伐军连战告捷，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也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形势欣欣向荣。
然而此时，国民党酝酿已久的清党计划早已在暗中推进。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4月9日，十二条禁止集会、罢工、游行的戒严令颁布。4月12日清晨，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千余名共产党人和工人遇害。党组织被迫全部转入地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海文：
这次失败有一个教训，就是情报工作做得不够。这对周恩来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周恩来下定决心，必须成立一支秘密力量，专责渗透、刺探、策反、肃奸等特别任务，以弥补情报缺失。在他的策划下，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就此诞生。几个月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在由周恩来主管的中央组织局下，设立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
文史学者 叶孝慎：
中央特科，严格意义来说，是两股人合起来的。一股人是1925年五卅运动的时候，工人自己的组织的队伍骨干，即纠察队。另外一股就是中央军委特科的人。
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在情报人员的周密安排下，从武汉安全迁回上海。而如何在龙蛇混杂、敌友难分、租界林立的大上海确保“秘密”二字，成为特科行动之关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海文：
周恩来非常喜欢戏剧，他在南开大学就是演戏的，那时候不准男女同台，周恩来是美男子，他会化妆成女性。在上海的时候，因为他在日本留过学，他会化妆成日本人。
周恩来还不断变换姓名和住址，并将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凌晨五点到七点，以及晚上七点之后。在保证自身行动安全的同时，周恩来为特科工作摸索出了一系列具体办事方法。
文史学者 郝在今：
国民党特务总结一个经验，到上海的亭子间去搜，一个男人，一张床，一个脸盆架子，肯定是地下共产党。所以周恩来慢慢总结了，搞地下活动要有个掩护身份，有个社会职业，甚至要组织家庭。
同时，周恩来也定下不对党内做侦查、不用色诱及不用金钱收买等政治伦理。
文史学者 郝在今：
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就确定这个政治伦理，应该说是有先见之明的。周恩来把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和革命道德结合的很好。
“龙潭三杰”
1926年，中国大陆电影《燕山侠隐》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电影。电影的男主角名叫钱壮飞，浙江湖州人，1895年出生。1915年，他来到北京学医，之后受到五四思潮影响，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壮飞之孙 钱泓：
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事件之后，我爷爷钱壮飞和胡底就被北洋军阀通缉了，通缉之后就跑到了上海。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见了一个无线电管理处的招聘广告。我爷爷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了。
钱壮飞就这样误打误撞进入了国民党核心情报部门。在钱壮飞的精心安排下，胡底和李克农也先后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三人在南京、天津和上海遥相呼应，紧密配合。
钱壮飞之孙 钱泓：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特别的高兴，当时就指示把钱壮飞这一块拿过来。
1931年4月25日，周六晚，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正在上海密会情人，留下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在南京值班。突然，几封绝密电报接连送到了钱壮飞面前。
钱壮飞之孙 钱泓：
一共三封绝密电报，钱壮飞觉得武汉一定出大事了。他就观察在徐恩曾的桌上，老放着一摞叫《曾文正公文集》，我爷爷觉得徐恩曾一个留学回来的人对文言文的东西应该不感兴趣，所以他觉得这里头有东西。
钱壮飞仔细研究了《曾文正公文集》与密码本及电报，找出了破译方法——在蒋介石的桌上同样有一套《曾文正公文集》，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的联络密码。
钱壮飞之孙 钱泓：
钱壮飞看完这个电报一惊，当时组织中央特科行动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并自首，他掌握着上海中央所有机关的地址、人员、联络方式，他叛变了，那党中央就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一场周恩来领导的，牵涉上海百余个中共党组织机关的秘密大转移开始了。
文史学者 郝在今：
他立即切断所有顾顺章联系的人，另外他没有把所有的秘密组织都放在顾顺章这一个篮子里。顾顺章是掌握中央特科，另外中央军委那还有一帮情报人员。江苏省委还有一帮地下党，这几块人顾顺章不认识。
此外，销毁党的重要档、废除和改变一切顾顺章熟悉的工作方法，也是必须完成的事。
尽管周恩来在极度危难中已是力挽狂澜，但顾顺章的叛变还是使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遭受重创，中央特科好不容易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也被破坏殆尽。“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均转入中央苏区工作…
中央特科“红队”
位于上海黄浦区南昌路的有一栋坐北朝南的楼房，这里大同幼稚园的旧址之一。这间始建于1930年3月的幼稚园，最初由周恩来授意中央特科创办，为的是收养革命烈士和共产党的干部留在上海的子女。
大同幼儿园的创办人名为董健吾，在中共特工史上，董健吾的身份极为特殊。他出身上海青浦的一个基督教世家，18岁时进入圣约翰大学主修理科和神学，与中共早期党员浦化人是同学。
五四运动后，受到爱国思潮冲击的董健吾，在五卅运动期间，违背有意栽培他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意愿，在校园中降美国旗，升中国旗。离开学校后，他受聘于上海圣彼得堂，担任主持牧师。
1927年6月，董健吾经浦化人劝说，弃教从军，加入了有着“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军中，任随军牧师和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董健吾之子 董云飞：
就在马路上，一个刘伯坚，一个浦化人，介绍他入的共产党。浦化人跟我父亲说，你继续回到圣彼得堂做你的牧师，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你不是真牧师，而是假牧师了。
成为特科成员后，董健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圣彼得堂。把一扇门改成四扇门，开设一个秘密通道。除了作为秘密联络点，圣彼得堂也是存放中央重要档的理想地点。
董健吾之子 董云飞：
好多放材料，他就放在神坛的下面，神坛没人好碰的。
1929年8月24日，因叛变投敌的中央军委秘书白鑫设局出卖，中共中央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遭国民党逮捕。 尽管中央特科倾尽全力，但碍于层层阻挠，营救行动最终失败。彭湃等人在被捕仅三天后，牺牲在上海龙华刑场。周恩来悲痛不已。他指示，迅速弄清白鑫行踪，定杀不赦。
董健吾之子 董云飞：
我父亲完成三件事，一件事，要精确时间，从嵩山路巡捕房到和合坊正好是一条线，你要测一下从东到西他们警车出动的总时间；第二个任务画一个图，就是和合坊前门、后门，后门通哪里，便于行动组行动；第三个行动结束以后，要报告惩治的情况，是不是这些人都打死了，一定要精确。
1929年11月11日深夜，通过周密计划和多方配合，埋伏在范争波公馆附近的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将藏匿在此多日的白鑫击毙。
这起发生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和国民党警察头子家门口的刺杀大案，惊动了整个上海滩。神秘的中央特科“红队”，从此也成了一个令对手闻风丧胆的存在。
中共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机
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请共产国际代为培养无线电技术干部。这项申请很快获得批准。
上海市档案局前研究馆员 马长林：
共产国际专门批准当时是培养十名，分两个地方，一批像毛齐华，大概六个人直接进国际的无线电训练班，涂作潮等四个人进了在列宁格勒的伏龙芝。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与当地留学生有深入接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海文：
周恩来是5月份去的，参加六大，他到11月才回来，当时咱们的留学生很多，他一个一个谈话。
除了向外输送留学生，周恩来也在国内寻觅着能够承担这项重责的年轻人。1928年11月28日晚，周恩来找到在上海法南区委街道担任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告诉他，组织上决定安排他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这之后不久，张沈川便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收发报等技术。
除了张沈川，帮助创建军委特科的元老李强也是周恩来的动员对象。
文史学者 叶孝慎：
那天晚上，周恩来跟李强是睡在一张床上的。谈了很晚几乎一个晚上就没睡觉，周恩来又跟他反复的强调了工作重点。
虽然是理工科出身，但从未接触过无线电技术的李强，此时又凭着精于钻研的特质，从书馆买回《无线电基本原理》等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开始理论学习。与此同时，他还从一位新结交的、在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工作的朋友那里借出一台收发报机。在仅有的一天租期中，李强连夜拆机，对照实物画图，终于摸到了门道。
1929年秋，在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弄堂深处，张沈川以报务员的身份，用一台功率只有50瓦左右的笨重家伙，成功接收到了国民党电台的新闻和气象预报，接着又和国外的业余无线电台顺畅通报。
这意味着，中共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诞生了。李强与他的研发团队功不可没。
几个月后，李强带着刚刚研制出的收发报机和张沈川制定的两套无线电通信密码，与报务员黄尚英一起来到香港，开设分台。大约一个月后，身在香港的李强与黄尚英，终于和身在上海的张沈川实现了沪港远距离双向无线电通信。
这场后来被称为中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为中共革命的后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泄漏，1931年初，周恩来在上海亲自编制了一套密码。
文史学者 叶孝慎：
我听李克农的儿子讲，四十年代用的还是这套系统，从来没有被国民党破译过。
三十年代初起，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急需补充无线电人才。各地党组织开始选派青年党员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交通科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待学员学成后，再送往苏区红军队伍中去。而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涂作潮等人也陆续学成归国。在时局依旧险峻的大上海，由周恩来、李强带领，不停歇开始了更新的研发和培训工作......
下周六（1月17日）晚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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