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粟裕因身体原因离开了总参谋长的岗位，然而这位百战将神，虽然退居幕后，但只要一提起他，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他是咱们军队的“活地图”，是打仗的“诸葛亮”。
国难当头时，毛泽东再次想起了他，甚至亲自下达指示：“下一次军委会议，一定要请粟裕参加。”为何毛主席如此器重粟裕？粟裕又是如何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
一、毛泽东对粟裕的深厚信任
粟裕是毛泽东心中最会打仗的将领之一，这点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绩便可见一斑。在那三年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华野）是歼灭敌军最多的部队，占了全军歼敌总数的30%以上，而粟裕则是这一系列辉煌战役的主要指挥者之一。
1949年，毛泽东将解放台湾的重任交给了粟裕，后来准备抗美援朝时，毛泽东也属意粟裕作为东北边防军的指挥。可以说，粟裕在毛主席的心中，已经是一位能随时解决燃眉之急的将才了。
然而1958年，由于健康问题和其他复杂原因，粟裕离开了一线指挥岗位。尽管如此，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
1959年9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发现粟裕不在，便指着罗瑞卿说道：“你去对粟裕讲，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一定要请他参加。”这句话，充满了毛泽东对粟裕的重视与信任。
几个月后，粟裕应邀参加了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还特意转过脸对粟裕说道：“粟裕啊，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言语间流露出对这位老战友的关切和理解。
二、离开一线，仍忧国忧民
虽然离开了总参谋长的岗位，但粟裕从未忘记国家的安全和国防建设。1962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东南沿海也不时传来台湾蒋介石挑衅的消息。
粟裕来到福建视察，面对台湾方面的威胁，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防御态势，提出了“关门打狗”的战术构想。
粟裕认为，蒋介石若企图反攻大陆，首选必是福建沿海，因此福建要加强防御。他敏锐地预测到，一旦福建防线稳固，蒋介石可能会选择攻击粤东、浙东沿海地区。
事实证明，粟裕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当蒋介石部队转移到粤东沿海进行骚扰时，我军早已做好准备，一举将其击溃。
粟裕的这种战略眼光，正是毛泽东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即使不在一线，粟裕依然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危，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威胁。
三、备战苏联，粟裕再度出山
1965年以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开始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给我国的国防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毛泽东深知，面对强大的苏联，仅靠现有的指挥官可能还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于是他再次想到了粟裕。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两国在边境的冲突进一步升级。面对苏联强大的装甲部队和核威胁，北京军区的压力骤然加大。
然而，北京军区的主要指挥员李德生和纪政委都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纪政委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李德生比我强一点，但他最多也只指挥过一个军，没什么大兵团作战经验。”
在这种关键时刻，纪政委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请粟裕出山。于是，粟裕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1970年，粟裕开始在边境进行大范围的实地勘察，踏遍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北五省的防线，行程达7000多公里，深入了解边防的实际情况，并及时将一线的信息带回了北京。
粟裕的到来不仅让前线指战员感到信心大增，他的实际行动也为当时的国防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粟裕结合这些勘察成果，迅速制定了一套针对苏联入侵的防御方案，为抵御苏联可能的装甲突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堆山工程”背后的反思
在对苏防御的考察中，粟裕还特意视察了北方边境的人造山工程——“堆山工程”。这项工程自1964年开始，旨在为北方平原地区修建人造山，以阻挡苏军的坦克突袭。
然而，粟裕敏锐地指出了这一工程的缺陷。他认为，这些堆山工程离前线太近，缺乏后方支援，并且容易被敌军绕过，无法有效阻挡苏军的装甲部队。与其花费大量资金建造这些“马奇诺防线”式的防御工事，粟裕建议将堤坝和沟渠与火力点结合，更加实际有效。
这番分析，既是对当时国防建设的一个深刻反思，也展现了粟裕对现代战争的深刻理解。
五、粟裕的高瞻远瞩：现代化战争的思考
粟裕在对国防问题的思考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前瞻性的战略眼光。1970年，他撰写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见解。
首先，粟裕认为，现代战争已经进入了科技时代，不能再单纯依赖“人的因素第一”。他提出，军队不仅要重视人的因素，还要加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特别是高科技武器的运用。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军事思想中显得非常前卫，甚至有些冒险，但粟裕无畏地将这一想法付诸文字，供军队高层参考。
其次，粟裕还指出，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不能再沿用过去的“运动战”策略，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利用防御战和消耗战，避免大规模伤亡。
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重点设防、逐步消耗敌人是最佳策略，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
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军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粟裕说出了他们心中所想但不敢言的内容。粟裕的报告被迅速整理成册，成为解放军内部的重要学习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