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笔记：魏晋文学

第十四讲 魏晋文学（一） 南朝是西晋的延续，东晋别开风貌，是断裂时期。 一、历史概述 魏晋南北朝(221-581) 360年 建安十六年(211)，孙权将吴的政治中心京口(今江苏镇江)迁到秣陵(今南京)，次年建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就是代表)——唐·房玄龄《晋书·阮籍传》 文学集团或者文人他们笼统地称为魏晋或者是汉魏晋，他们因为易代的纷扰，加上文士们的家族在整个改朝换代中受到不同程度地打击，因此这些都反映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建安时期，有建安七子为代表，而正始时期属于魏晋之交，有所谓的竹林七贤。

二、各个时期代表人物 1.建安：建安文学 2.曹魏：正始文学【竹林七贤】 3.西晋：太康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三张（华、协、载，张华为太康盟主），二陆（机、云），两潘（岳、尼），左（思）“太康八诗人” 4.东晋：永嘉时期【郭璞、刘琨】 （狭义“永嘉”是年号，当作是东晋文学的代称） 5.南朝宋：元嘉【鲍(照)颜(延之)谢(灵运)】 （现在这个排列深受五四史观的影响，其实不符合当时人的认知，当时时代共识来说，谢灵运是最杰出的诗人，次之为颜延之，再次才为鲍照。鲍照是后来才被看到的。——连诗题上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他心中所感觉到的挫败，是“行路难”，为什么他会觉得是行路难？因为他是寒门出身。所以在那样的一个阶级压力之下，他当然心中自有他的困顿。这是那些世家大族所不能理解的。） 6.南朝齐：永明【沈(约)谢(眺)】 （声律的引入和尝试作为诗歌的贡献，它确立了唐代律诗格律的进展） 7.南宋梁：徐庾体(宫体诗，那个时代诗风的一种特殊题材，聚焦在女性题材上，以女性感官作为书写的主题，被称为宫体诗。是从内容和题材上面所作的分类，整个时代都是这种比较华艳的，感官带来的新的触发，新的认识的方向。) 南朝相对于晋来说是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改朝换代是和平的转移，几乎没有使得国计民生受到干扰，整个南朝社会比较安定，甚至可以说还很繁华富庶，有所谓的“六朝金粉”，也对文学产生了影响，即有了宫体诗等。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此观点支配了百年文学史的看法。但是，近些年有不同观点。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强而有力的学者反对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 三、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1）对文学的重视： ①刘宋·范晔《后汉书》首次立《文苑传》，梁萧子显《南齐书》亦专设《文学传》，反映文学已独立为一科的地位。 ②文类的区分也越趋精细，《文心雕龙》论及三十三类，《文选》列有三十七类，而从根本性质上归纳为“文”与“笔”的不同：“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述》)，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逐渐明确，但也只是相对的说法，并不一定有纯文学的概念。《文心雕龙》作为文学批评的作品，前几篇还是宗经明道思想，儒家思想是文人血液里的DNA。 （2）文学观的发展： 文学受到重视是毋庸置疑的。 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这些文学批评的复杂度和深度，本质性的认识，系统化等都是空前的，后来的文学批评甚至都无法超越那个境界。就这点来讲，六朝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时代。我们不了解的，可能是更重要的。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收入唐·欧阳修等《艺文类聚》 宫体诗也是由他领导而风行一时。 【注解】 诫：告诫。六朝以来有很大的诫子传统，要求孝顺，这跟他们作为以世家大族为主的身份有关。陶渊明、杜甫、韩愈等都有诫子的文章。 立身：道德还是第一要求，符合儒家礼教。 放荡：一点都没有非道德的意思。“美丽的错误”是现代人对古代文学常犯的错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唐·李商隐《锦瑟》 “当时只道是寻常。”——清·纳兰性德《浣溪沙》

第十五讲  魏晋文学（二） 一、“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按照儒家传统做人是第一位，但是在六朝写文章与人格有所分离，脱离了儒教的全面性的笼罩，慢慢地被肯定为具有独立性的表征。但是这样的说法不能过度延伸、过度强调。文学世界有一套审美标准，不一定“文以载道”。 *何为“放荡”？ ·邓仕樑先生：“放荡”即为肆意，同义词语有“放逸”“放诞”“逸荡”。“肆意”即超乎当时规范的行为。 （日本学界对六朝文学的研究很深入，有很多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借用。) ·日本学者清水茂先生：“放荡”为《庄子》中的“荒唐”之音转。成玄英疏(《庄子》)：“荒唐”即为“广大也”。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战国·庄子《庄子·天下》 ·“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汉·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二、萧绎《金楼子·立言》：(对文学的定义) “吟咏风谣(萧绎作为帝王身份，受到了吴哥西曲、民歌进入宫廷的影响，“风谣”也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流连哀思(只有六朝才出现的，是六朝的情感主调——悲哀)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同义词“性灵”)摇荡(“情灵摇荡”即为打动读者的心)。” (1)关于“靡曼”： ·“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 ·大陆学者钟仕伦先生：(考证《金楼子》)他认为“宫徵靡曼”中,“靡，细也。曼，泽也。” 又“靡，细理弱肌美色也。”(清·高诱注《吕氏春秋·纪部·孟春纪·本生》)——文学追求柔美细腻的一种音乐特性。 ·“文学就是美丽与哀愁的结合。”——日本学者、作家厨川白村语 (2)关于“性灵”(情灵)： “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南朝梁·钟嵘《诗品·上品·阮籍》 “性灵”一词受到佛教的影响，是佛教进入之后，把这个词语吸收过来变成在思考佛学乃至于思考文学效果本质的时候援用的专有词汇。 一个词语的出现牵涉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甚至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学思潮。 大陆学者谈蓓芳引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的考辨，说明萧纲所谓的“放荡”是“放任感情”之意，并进而指出萧纲的主张是“要求文学纯粹以作家自己的感情为依归，反对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束缚，这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并将“绮縠纷披，宫徽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四句解释为“作品的形式美好”、“音律和谐而动听”、“语言有力而恰当”、“心灵受到感动”。 *温柔敦厚：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yì)》 怨而不怒。——春秋·左丘明《国语·周语上》 三、文学集团的活跃(主要的文人集团都是贵族，所谓“贵游集团”)： （1）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建立门庭（文人集团），自建安始。” （2）魏末的竹林七贤 （3）西晋“二十四友”——以权臣贾南风皇后的父亲鲁国公贾谧为中心，包括陆机、潘岳。 （4）东晋前期会稽一带王谢的文学交游 （5）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创作了《世说新语》、《幽明录》 （6）南朝齐竟陵王“竟陵八友”——活动所在地：鸡笼山西邸 （7）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昭明文选》）与简文帝萧纲（“高斋学士”）各自组成的文学集团。 在六朝时期，像陶渊明、郭璞等不依附文人集团，而独自创造的文人是非常少的。 尽管到了南朝掌握政权者大多是寒门庶族，可就魏晋六朝的整体情况而言，所有士人都要接受一整套如权力、政治、文化等为主流的相关的训练。魏晋贵游集团是标准的以贵族子弟、世家子弟组成的文人创作集团，当时的高门世（士）族不仅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同时贵族世家历代收藏典籍，也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德国的哲学家史宾格勒就认为“一切能形成大传统的文化都是贵族社会的文化。”现代人很自由，也被尊重，可是老实说不被要求，所以说你真正的潜能，你真正的能力不能够用最大的方式去把它发展出来去扩张，因为那真的很痛苦。一个人要违背自己，只为了更好更宽广的世界，然后你要克制自己或者是改变自己真的很难，所以没有几个人愿意做，以至于大家就停留在一个很幸福但很平凡的生存状态。但古代世家大族是以最高标准来要求。 建安文人集团，其代表人物是三曹七子，七子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中只有孔融不是曹操的僚属，但他也是东汉以来的世族。其他人如王粲亦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王龚，在汉顺帝时任太尉；祖父王畅，在汉灵帝时任司空，是当时的名士，且都位列三公，王粲的父亲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 建安文人的“邺宫西园之会”创造了一个后代艳称但无法复制的“邺下风流”，一种文学的风范、一种文学的追求、一种文学的风采等等。到清代还被津津乐道，但是无法复制，因为他们都是贵族，六朝以后，乃至唐宋都已经很少有以贵族为主体的文学集团了，他们在邺宫里创造的知己之情和完美的集体记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后来，同样贵族出身的谢灵运追模当时的建安七子的邺下风流，创作了《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诗中称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对于同样是贵族出身的谢灵运来说，“邺下风流”也是他为之恋慕、为之向往的，他追拟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四、追求“新变”与美的创造 1.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2.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在乎文章，弭（更加）患（忧虑）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3.《梁书·徐摛传》：徐摛“属文好为新变”。 （五四史观往往对徐庾体颇有微词，但如果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脉络，他们也是在做“好为新变”的尝试，声律、对仗、辞藻、乃至内容“放荡”的背后都是对美的求索。） 4.各类新题材的出现，如游仙诗、玄言诗、田园诗等等，构成了六朝文学创作上面又一个重要现象。 五、文学与哲理的结合 文学与哲理的结合始于阮籍的《咏怀诗》，其中包含了对于宇宙人生哲理性的思考，随后桓温的玄言诗、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都是文学与哲理结合的产物。其中，玄言诗可以视为把文学和哲理结合的最极端的诗类，钟嵘《诗品·序》就评价玄言诗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来自于《庄子》 六、魏晋南北朝的辞赋 1.六朝辞赋概况： 一是总量多：六朝辞赋作者有284人，作品（含残篇）共1095篇，为今存汉赋的六倍； 二是集中性强：作家集中创作的现象很明显，作品五十篇以上者有曹植（58篇）和傅玄（56篇），盛况空前。辞赋中被开创出来的文学能量也反馈到了诗歌上面。 2.六朝辞赋的创作特点： （1）以咏物抒情小赋为主流，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①内容逐渐诗化，形式也逐渐融入五、七言诗句，呈现诗赋合流的趋势(当时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和诗的发展也是同步的)。胡适也承认，六朝的文学(如诗、诔文等)都受到了辞赋的影响。 ②诗赋合流的表现：诗赋同题（同题目或同题材）现象非常明显，如王粲、阮瑀、曹植都有以《七哀诗》为题的诗作，陈琳、王粲、应玚、刘桢、曹植都有以《公宴》或者《宴会》为题的诗作。学者考证出建安时期有18个辞赋家，写了184篇辞赋，有趣的是这18个辞赋者通通都有同题之作，体现出文人集体创作的特色，同题创作更容易一较高下。 ③由于诗赋密切的关联，有学者甚至认为诗赋同类，因为诗赋有高度重叠的共同特征，比如：押韵、齐言、骈句、常有同题。 ④同题现象，从建安一直到南朝都有发生，建安时期，同题的赋较多；永明时期，同题的诗比较多。  （2）语言趋向骈偶化，为辞赋的主导倾向，出现“骈赋”的新形式。 刘师培《论文杂记》：“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 ①骈文与四六文：骈文的特点是押韵、齐言、对仗、还要在节奏点有平仄相反的音节错落之美。四六是骈文的一种，也需要满足一般骈文的要求，只是形式上是四六字相间成句，以骈文的经典之作《滕王阁序》为例： 【骈文】 落霞（平）与孤鹜（仄）齐飞（平）， 秋水（仄）共长天（平）一色（仄）。 （就格律而言，一句之中平仄错落，抑扬顿挫，上下两句平仄相反，音节错落） 【四六】 关山（平）难越（仄），谁悲（平）失路（仄）之人（平）。 萍水（仄）相逢（平），尽是（仄）他乡（平）之客（仄）。 ②辞赋骈偶化的脉络：从建安时期开始，六朝的辞赋骈偶化逐渐深入，到唐代配合格律达到更为完熟的程度，出现了律赋。 （3）艺术风格的改变。（参考“追求新变与美的创造”部分） （4）题材的较大拓展： 抒情、说理、咏物、登临、凭吊、悼亡、伤别、游仙、招隐皆备，其中最常见的是咏物题材，这是因为南朝（尤其是齐梁）是咏物大盛的时期，无物不可以入咏，同时，咏物并不是单纯的咏物，还用以寄兴、言志、抒情、托讽，从而增加了它的深度。 另外，还出现了以作者身世经历联系当时历史事件的新题材，比如行旅、羁游。  七、曹魏建安文学 1.历代对建安文学的评价： （1）《宋书·臧涛传论》：“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文学代称），家弃章句（经学），人重异述（文学代称）。”可见建安对文学的重视的确超越了前代。 （2）《宋书·谢灵运传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3）《文心雕龙·时序》：“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4）《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一说曹丕曹植，曹植曾封平原侯；二说陆机陆云），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5）《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初，五言腾踊……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对纤密之巧的追求是从西晋开始，西晋的太康诗风就已经走向“巧言切状”（《文心雕龙·物色》）。 2.叶庆炳先生总结建安文学的创作特征为： （1）从诗体来说：乐府诗和五言诗开始齐头并进（欧老师认为乐府诗创作更盛于五言诗）。建安诗人一方面以乐府旧题改做新词，一方面创作纯粹的五言诗，不过还是带有乐府性质。建安时代，乐府声调大多已经失传，诗人就直接采用乐府旧题来改作新词，但内容方面已经与乐府无关，曹操开了这种风气之先，如《薤露》《蒿里》本是西汉送葬的挽歌，曹操用旧题来抒写叹逝哀时的内容，还有《陌上桑》本是汉代艳歌，但曹操用它来写神仙之事，曹丕则用它来写“悲从军”。从形式来说，大多比原作更整齐，篇幅也越拉越长，这大概是乐府诗文士化的必然现象。 （2）题材方面：写实诗与浪漫诗平分秋色（欧老师认为“写实诗”与“浪漫诗”的提法有待斟酌）。所谓的写实诗就是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七哀诗》、《苦寒行》等，这些诗带有汉乐府的写实色彩。而“浪漫诗”是比较追求文学技巧的作品，其内容一般包括歌颂老庄玄理，憧憬神仙，沉溺饮酒享乐。叶庆炳先生认为，建安诗歌是由写实转变为浪漫的交替阶段。 （3）自风格而言：发扬显露，丽句滋多。整体说来，他们露才扬己，不再有含蓄敦厚的余韵，诗人的个性和人格表露在字里行间，形成不同作家的独特风格。 （不要再受五四文学史观的影响。） 建安风骨：“慷慨悲凉”为内涵。它是构成建安文学最基础的主流正统。除了内容感受到“慷慨悲凉”外，“慷慨”是建安诗文里面经常出现的词语。那个时代动荡不安，整个国家制度、文化的崩溃是比民生疾苦更重大的问题。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下》

第十六讲  魏晋文学（三） 一、建安文学的审美特征 1.建安风骨的内涵：“慷慨悲凉” ①慷慨悲凉是构成建安文学最基础的情感基调，其足以形容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之所以用慷慨悲凉概括建安风骨，除了诗歌内容感受带给人的“慷慨悲凉”之外，“慷慨”一词根本就是建安诗文里面经常出现的词语。 ②形成“慷慨悲凉”建安风骨的原因与时代动荡不安，整个国家制度、文化的崩溃息息相关。 ③“悲凉”的“悲”字用在音乐上面是很正面的形容词，表示很有感染力，当“悲”字用在音乐方面时，触及六朝以“悲”为美的课题。连唐代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有类似的用法：“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诗歌本来极写歌舞升平的场面，却用“悲”字，一般诗选认为“悲”字暗示时代繁华暗藏的危机，实际上并非如此。钱钟书先生考察汉魏诗文典籍，认为“悲”“哀”乃物色名目，它们实际是通向某一种具有判断价值的范畴，如“好”、“和（价值词）”、“妙”。 ④“慷慨”的含义：通向风骨的——“悲怆的浪漫”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跟任性结合在一起），良（非常）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言志的传统，与家国大我的理想，以及理想的沦落而哀怨有关）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采缛（文采繁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陈子昂《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2.“建安风骨”树立了风骚之外的诗歌的正统根源。 二、“风骨”的内涵 1.“风骨”来自人物品评的词语 （1）最早在先秦时就有，用于相术（骨相）。 （2）两汉时也有重骨法。 （3）魏晋时重神理，形态与精神、人格风貌的整体联系。 2.古今学者对“风骨”的解读：（大有不同） ①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骨）；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风）。 ②黄侃：风，文意；骨，文辞。（比较符合原义） ③民国初年刘永济：风，文的情思；骨，文的事义。 ④现代学者王运熙：风，文章思想感情，鲜明爽朗；骨，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 ⑤穆克宏：风，（内容）纯正，有感染力；骨，（言辞）矫健，有表现力。 总结来说：风，指情志，丰沛的感染力；骨，事义透过质朴有力的语言表达。 把“风骨”用另一个词表达，即是“力”——明朗刚健的风格。 3.建安风骨与陈子昂的复古主张： 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初唐的“复古”宣言，他第一个提出了复古的概念，并将其当作是诗学的努力，李白、韩愈，甚至《唐书》对陈子昂文学地位的评价也正基于此。到后来，李白接过了复古的旗帜，创作了《古风五十九首》。韩愈也称赞“子昂始高蹈。”（韩愈也是文章方面复古大将，苏轼赞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所以陈子昂的复古主张影响深远，甚至泽被宋代，是开宗立派的始祖。  4.《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1）内容 一是表达了复古的主张； 二是阐发了如何定义六朝文学。与汉唐相比，六朝文学通常被视为是低迷、柔弱、舍本逐末、追求文字的，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了清代，只有格调派等派别将六朝诗歌视为唐诗发展不可或缺的前驱，从而肯定它的价值。 三是明确指出了汉魏两个不同的文学集团，即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  （2）文本分析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汉魏风骨）弊（指沦落的、消失的负面语词）五百（晋到宋）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兴寄绝，包括的朝代为齐、梁），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诗歌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南朝谢朓的专用术语）。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首，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①道=汉魏风骨=兴寄=风雅=正始、建安（风雅传统的继承者） 弊   莫传   都绝 不作  相视而笑 ②道弊的五百年就是晋到宋(欧老师认为这个评论不公平，没有六朝就没有唐代） 虽然陈子昂对六朝诗歌多有贬低，但他在实际创作中却借鉴了许多六朝的诗歌资源，因而他并非不注重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只是为了强调更重要的价值。见《唐诗新思路》课程 陈子昂之后，继承了复古的李白和陈子昂的复古如出一辙。“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 三、对建安文学的认识 1.“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增加好的评价），未为笃论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同情失败者的心理影响之下，世人多认为曹植的文学成就更高。这是一种平衡心理，也是一种补偿心理。而刘勰真的很伟大，他的文学批评很客观公正，评论的内容是十分精准的。 2.“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求贤令》 曹操公然打破儒家的道德防线，只要有才能就能为他所用。就像《飘》里面的郝思嘉，是“现实世界里的强者”，但谁说评价一个人只有看你现实的存在处境呢？所以这些人是很可怜的，他没有看到其实人有很多其它你看不见但是很珍贵的东西。 3.建安风骨建立在一个很痛苦的基础之上。 王瑶：“所谓建安文学的特质是要根植在整个时代(纷扰不安)和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瓦解）的因素上。” 以曹植来说，虽然贵游集团创造了“邺下风流”，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家世沦落，个人也怀才不遇，每个人都是风中的飘絮，水中的浮萍，在没有根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一样的平等。这个平等指的是你根本没有一个立足点可以去发展自我。所以大家都是很痛苦的。以曹子建为例，他见证了民间疾苦，而个人也过着贫苦的生活，备受帝王的猜忌，幸亏他有非常高的文学才能，被谢灵运称为“才高八斗”，他的文学成就最高，足以表现建安文学的精神——慷慨悲凉。 4.直抒胸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特色。 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才二十多岁，连曹操的《短歌行》也高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随时看到死亡，各种人性底线的崩溃，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也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东西，在没有一个中心主轴的情况下，人要怎样活下去？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所以，有人说魏晋时期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讲，欧老师认为是合理的。你开始要去认识，在完全没有依靠的情况下，人最终还可以依靠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就逼到说人必须要去面对存在本质的问题，以及人存在的根源意义的问题。从这里来讲，人生的自觉是可以成立的。这种人生的自觉，王瑶先生就认为它是建安文学所以能够开一带宗峰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的诗歌感慨苍凉、建安风骨等等，如此多丰富充实的内容建立出来。后面的阮籍《咏怀二十八首》几乎每一篇都是有这样的内涵。 四、曹操 1.曹操有诗歌二十三首，全属乐府(即乐府旧题)，但内容是新创的，有四言、五言，后来考证出，四言跟五言平分秋色，各有六首，其他为四五言的杂体诗。 2.法国学者侯思孟(Holzman)（是阮籍研究的专家）认为，曹操《观沧海》是(the first Chinese landscape)中国第一首抒写风景的作品。 3.“(曹操)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清·沈德潜《古诗源》 4.叶庆炳老师：(曹操)沉雄苍凉之气贯穿全篇，虽然无意于文辞，而文辞错落有致，虽然无意于造意境，而意境据属高踞，他在阳刚一派里面，实际上是上选。 5.欧老师认为曹操是文武全才统合而成的最完美的男性经典形象。 6.曹操也有好几篇游仙的题材(早期的游仙诗，和后代的游仙诗是不一样的)，属于秦始皇那一系的，积极的永远拥有现实的追求，而不是出世的精神追求（其实是超越现实）。其诗歌，也有对国家的关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曹操被钟嵘列为下品。 五、曹丕 1.曹丕的诗，乐府跟古诗各占一半。这时的古诗还带有乐府的味道，还没有徒诗的概念。“若于乃翁，情韵便娟婉约。”他无论是抒情写景都是细致婉约，没有曹操那种沉雄俊爽苍茫之气。 “子桓(曹丕)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清·沈德潜《古诗源》 “(曹丕)率皆比直如偶语。”——南朝梁·钟嵘《诗品》 就诗而论，曹丕实际具有诗人多愁善感的天赋，他被钟嵘列为中品。（欧老师认为这贬低了曹丕的文学成就，钟嵘认为他的诗不修边幅，就像两个人的对话，缺乏文学性。） 2.事实上，曹丕在文学上的成就比起曹植来讲是更全方位的。 一是曹丕的文学发展也是多元的。（曹植只在诗和赋方面成就比较高。） 二是他的《燕歌行》被视为七言诗成立。 三是他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开创之功，如《典论》提出“文气”观，曹丕在感性能力之外的理性能力超过曹植。从传记上面的人物说明和文学方面流传下来的作品，似乎都感觉到曹植在理性客观能力方面，都不如曹丕。就这点来说，曹丕似乎更胜曹植一筹。 3.“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宝，诗赋欲丽。”——魏·曹丕《典论·论文》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典论·论文》对后世的意义： 一是把文学提升为“不朽”的地位。 二是把“气”的概念引进来(“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典论·论文》)。 三是文类观的形成，文章的性质更明确，更有益于精进(带有文学自觉的意味)。 补充： “……几为太子者数shuo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一九·陈思王植传》——曹植为何成为“失败者”，和其性格密不可分。 “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当句对，又叫句中对) ——魏·曹植《公宴》 这样的丽词骈句在建安的诗歌中实际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建安的风骨除了是诗歌正统的系谱的开端之外，还具有转折点的意味，上变《古诗十九首》，下开“太康诗风”。

这样的丽词骈句在建安的诗歌中实际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建安的风骨除了是诗歌正统的系谱的开端之外，还具有转折点的意味，上变《古诗十九首》，下开“太康诗风”。

第十七讲  魏晋文学（四） 一、曹植 1.“叙酣宴”主题 曹植《公宴》：“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 （1）当句对，又叫句中对。这样的丽词骈句在建安诗歌中其实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建安的风骨除了是诗歌正统的系谱的开端之外，还具有转折点的意味，上变《古诗十九首》，下开“太康诗风”。 （2）当句对，在五言、七言中才能呈现。它出现在建安时期，但是被个别诗人大量创作而反复形成一种修辞学上的自觉的操作，这个必须到杜甫才会成立。 （3）李商隐《当句有对》 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 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复字重出的当句对） 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 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 在认知上将其作为术语的是李商隐。他在吸收了杜甫的当句对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当句对的形式，李商隐有诗《当句有对》。当句对有两种：一种是句中自对，五、七言中；另一种是复字重出的句中自对，杜甫诗里大量运用，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峡”和“阳”重复用字，南朝的庾信也有用到，但没有杜甫用得那么普遍）。 2.“述恩荣”主题：应制诗，歌功颂德 曹植《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白日”对“青春”，“青春”：绿意盎然的春天） 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 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 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 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一般认为应制诗是虚有其表的，但欧老师认为不应该忽略其在探索艺术形式上的努力，这种努力下开太康诗风。 3.关于曹植：他本来已经就要接近宝座，已经算是十拿九稳的人选，但是最后擦身而过，错失那个宝座。但是错失宝座之后呢，有没有智慧依然都可以考验出来——当你丧失掉你心目中所渴望，而且在现实世界里面可能也是一种客观上很大的权力的时候，那么，人该如何自处？这个自处就是最大最大的智慧所在。——曹植有很高的天分，很高的创作才能，但是欠缺这一类的智慧。 4.曹植的乐府诗中又有一种题材比较多，即咏神仙之作（并非游仙之作）。这也是整个建安诗坛的普遍现象。三曹都有儒家的治平之志，他们并非迷信神仙长生之事，而是人世间无可奈何到极点，而在神仙界寻找一种慰藉。（叶庆炳老师认为，游仙各篇都是曹植后期的作品，但是欧老师觉得应该保留。） 5.晋宋以来，文人多扬植抑丕。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唐·李延寿《南史·谢灵运传》曹植被《诗品》列为上品，被谢灵运称为“才高八斗”，这都是在历史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定位，而这个定位当然会因为时代而异，会因为人性而异。 6.诗歌之外，曹植的赋也不少，与王粲（《登楼赋》）同为魏室两大赋家。 二、王粲 1.生平 王粲，字仲宣。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因关中骚乱，前往荆州依靠刘表，客居荆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怀颇郁郁。曹操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投降，王粲也归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魏王国建立，王粲任侍中。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终年四十一岁。 2.历史评价 ·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座。问粲在门，倒屣迎之。粲既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二一·王粲传》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丕《典论·论文》，收入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五二》  ·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  叶庆炳先生认为，表现叙恩荣、述酣宴的公宴题材的作品的风格就是“文秀而质羸”。表现了王粲的“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的经典作品即《七哀诗》。 3.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gou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补充：【此部分可以听欧老师讲的女作家失子的故事】 ①通过母子之情的撕裂表现极端社会背景下人性的悲哀。 ②白骨蔽平原：不仅是文学上的夸饰，也有很高程度的写实成分。 ③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舍弃骨肉超越寻常的痛苦。 ④“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自身难保，时代决定了每个人都无法分担他人的痛苦。 4.“（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钟嵘《诗品》 5.《三国志·王粲传》后附有十八位魏代文人的事迹，王粲传实际相当于文学传，王粲被史家视为是“七子之冠冕”。

第十八讲  魏晋文学（五） 一、正始玄风 1.背景：魏明帝薨，传位齐王曹芳，改号正始，司马氏把持朝政，处于易代之间，世事多变，正之不能，言恐招祸，此时文人相率避世全身，老庄大盛，谈玄蔚然成风。 2.随着时代的发展，谈玄渐入末流。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僧虔戒子书》：“谈何容易！……肠为之抽；专一书，转同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王僧虔认为清谈不易，背后有一整套的知识系统做支撑。 3.正始时期谈玄之风，虽导于何晏、王弼等，但是使得谈玄之风形成一时的风尚还是竹林七贤，所谓汉魏风骨包括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 4.“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陈寿《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山阳是七子主要活动场所，向秀后游山阳，缅怀故友，曾作《思旧赋》，留下了典故“山阳闻笛”。清代爱新觉罗·敦诚编集好友诗文，命名为《闻笛集》。 5.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并非是反儒教——反证那时的礼教之宗正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嫂当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这说明当时礼教仍根深蒂固，任诞只是个别人的行为。 ②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竹林七贤论》：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礼教并不全是束缚，也有对人性的提升，不必通过对外在的冲撞去显示自己的自由。 ③一味放诞便会流入下流，如《晋书·孙楚传附系孙绰传》：（孙楚）当鄙山涛……“山涛吾所不解，吏不吏，隐非隐。” ④颜延之的《五君咏》把山涛、王戎排除在外。五君指魏末“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而七贤中的另两人——山涛、王戎（徒有外在的姿态，而没有内心真正的苦痛）后来均贵显于世，故被黜落。 二、嵇康 1.正始时期流行清谈——老、庄、易，对诗歌也有一定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道”可以指儒释道，这里指道家思想。 2.生平：嵇康，字叔夜。三国曹魏时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曾娶曹操曾孙女，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39岁。  3.《晋书·嵇康传》嵇康之死：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拜访）焉。康不为之礼（个性太强，其实不该），而锻不辍（继续集中注意力打铁）。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嵇康想得到什么样的回答？）”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以子之矛还子之盾）”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司马昭)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念，遂并害之。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看时间），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高度的意志力的对抗，体现了嵇康个性的严峻刚强。 4.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 “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这种“清言”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与清谈相关的是服药、饮酒。服用五石散浑身燥热，需要散步挥发药性，故称“行散”，尚缓衣轻裘，不鞋而屐。 5.张载，貌寝（非常丑）。 6.嵇康的诗歌以四言为佳，代表作《幽愤诗》《赠兄喜秀才入军诗》十九首。 “…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不够深厚温雅）。然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钟嵘《诗品》 讦（jié）直：出自《论语·阳货》：“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讦，揭发别人隐私痛楚。嵇康诗歌的特征来自于他的人格特质。 露才：来自屈原。 三、阮籍 1.阮籍，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2.嵇康痛快就死，阮籍痛苦求生——共同点：都很痛。 没有这种痛苦的人要去模仿他们的放诞，那就是非常东施效颦的可笑。 3.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叔夜（嵇康）情至之人，托于老庄忘情，此愤激之怀，非其本也。……故知诗诚关乎性情。性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 ——源于儒家理想的落空。 ——类似的人物是刘伶，有托而逃，刘伶“荷锸待埋”、“以宇宙为狭”更深刻地体现在阮籍身上：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②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名士传》：（刘）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车小，仅容一鹿，即小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

第十九讲  魏晋文学（六） 阮籍篇 1.阮籍是世家子弟，但他的家族已经走向没落了。他是没落的王孙贵公子，一方面有很高的志向，二方面有很大的文化资本，受到的都是最正统、最广博的诗书教育，整个的理想性格是非常强的。其次，他又遭受到时代的动乱，甚至是家族的没落，以至于内心中的纠结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体会。曹雪芹，字/号梦阮，正是对阮籍的向往。向往阮籍不一定意味着反礼教，阮籍的这种反礼教的行为，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儒家理想没有达到而饱含的愤懑之情。①如：杜甫曾绝望地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望江南》）但并不就此说明杜甫反礼教。李白：“绝笔于获麟。” ②阮籍写过《达庄论》，阐发老庄思想哲学，他也写过《通易论》，现代学者认为，《易经》实际是在阐发儒家教化，阮籍阐释《观卦》实际是儒家理想的社会国家的秩序：“大人（圣人、圣王）得位，明圣又兴，故先王作乐荐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贶。于是万物服从（王权中心），随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临驭统一（儒家秩序），大观（“大观园”出处）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仪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罚敕法。” ③所有的文人都是在彻骨的儒家的信仰之下成长的，这样一种伦理表述就是对《周易·观卦》的进一步的回应。这与他所写的《大人先生传》大异其趣。《通易论》展现了阮籍身为正统文士最深沉的一面，也因此陈祚明说，他们只是“托于老庄忘情，此愤激之怀”。所以老庄的忘情根本不是他们根本，而根本还是在于儒家的那一套理想。而当理想不通的时候，他就转而寻找其他的精神出路。有人说（林语堂或者梁实秋），“中国传统文人是这样子，当他仕途很顺利，理想还能够实践的时候，他通常就会是儒家信徒，可是当他仕途不顺利，理想不能实践的时候，他通常就会变成道家信徒。” 2.时代文化背景： ①沈德潜《说诗啐语》：“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 ②《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动荡不安），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时率意独驾（无话可说，无路可走），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阮籍心中有其它别人所没有办法了解的愤激，而那种愤激又是委屈到极点，你没有办法说。口不能言，也不能够形诸声色，你要他怎么办呢？这种压抑在心里面的苦痛，会摧毁你的平衡，摧毁你的存在的。你一定要想到办法来疏解。 ③三国时魏国李康《运命论》：“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3.关于“托于老庄忘情，此愤激之怀，非其本也”的补充： ①东晋戴逵《放达为非道论》：“竹林之为放，有疾（济世志的落空、世族的沦落）而为颦者也（皱眉，西子病心而颦），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 ②沈祖棻fen：“嗣宗（阮籍）时淤积沉痛之怀于放之羁，不特讥之者，不得其意，即效之者亦未沈其情。” ③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嗣宗咏怀诗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向黄河，乱流欲渡，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不可为他人言。” ④牟仲山先生：“魏晋文士唯显逸气而无所成，无所成而无所用，是为天地之弃才。” ⑤欧老师总结：阮籍的率意独驾，刘伶的鹿车荷锸cha，还有李贺的骑驴觅诗，都是漫无目的却执意前进的浪迹行为，构成一种迷走于人间道路上，但心灵失焦无以脱困的煎熬。他们都是空负良材美质的精英分子，同时又是“唯显逸气而无所成，无所成而无所用，是为天地之弃才”的人格写照。 ——李贺：唐宗室之后，因避父讳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呕心沥血，苦吟诗歌。《李长吉小传》中李母痛心道：“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呕心沥血出处） 4.阮籍相关历史记载： （1）《晋书·阮籍传》：“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①“或登临山水”：提起“山水”最容易联想到谢灵运，山水诗也是由他奠定的，而且影响深远。但是山水文学≠山水诗，山水诗也不是在谢灵运的手中才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非常成熟的典范，而是前有所成。一方面是在文学写作上面的逐步累积，这个逐步累积必须要有他们的生活和时代作为养分，然后才逐渐渗透到作品里面，从偶一为之，点到为止，到逐渐形成一个专门题材，然后谢灵运是一个收割的集大成者。 ②在六朝的动荡过程中，由于大批的士族随帝王宗室南迁，所以可以直接接触到江南秀丽的山水，之前他们在北方水深土厚，山水意识不发达、不连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突然之间开拓新的审美视野，变化多端又秀丽壮丽兼具的自然就吸引了文人的目光，吸引他们去接近，变为文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山水就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地理，已变成他们可以赏玩、可以欣赏、可以融入其中、领略山水之美净化的一种生活体验，而这种体验寓诸笔端，就成为文学创作的元素。 ③“登临山水，经日忘归”表明，现实中的山水美感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开始跟文士有了直接的交流，但是这个现象变成文学创作的元素要到后面才能产生。所以，连不以山水写作闻名的阮籍，“登临山水”都是吸引他“经日忘归”的绝佳体验，事实上，这不是他本人独具的现象。 ④德国汉学家顾彬（其博士论文是关于六朝自然观的议题）认为：中国的正史，跟人物有关的列传的谱系下，“山水”一词普遍出现在《晋书》里面。李白最喜欢引用的晋羊祜的典故，也是在山水之美中兴发感怀；《晋书》中谢安等都喜欢到山中游赏；王子敬（即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刘义庆《世说新语》 （2）《晋书·阮籍传》： 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shuo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②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 ③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④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5.一个人在悲哀的困境，在那个处境下，会无路可走，无泪可流，也无话可说。阮籍，无路可走，无话可说，但是他还有泪可流，有血可吐。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痛楚的时代，一个非常煎熬的灵魂。他之所以反礼教，绝对不是莫名其妙很单纯地反儒家，没有那么简单。他曾有诗：“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孔子两弟子）相与期。” 6.在一个复杂的背景和困境中他写出了《咏怀诗》。八十余篇，有五言和四言，大概四言的三首，五言的八十二首。 ①颜延之：“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 ②《文选》李善注引颜延之语：“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与政治各种乱朝有关）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事实）测。” ③钟嵘的《诗品》把阮籍列为上品：“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其）旨渊放，归趣难求。”【《咏怀诗》是“正”，但六朝诗整体是“变”】 ④沈德潜《古诗源》：“看来诸咏非一时所作，因情触景，随兴寓言，有说破者，有不说破者，忽哀忽乐，俶诡不羁。” ⑤民国初年六朝诗歌评论注释大家黄节引清·吴汝纶语：咏怀非一时之作，怀疑为总籍平生所为诗。 7.《咏怀诗》的思想主旨： （1）沈祖棻：凡伟大之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反映时事之痛苦而已，亦必有表现其超时代的悲哀。盖人类以其短促而渺小之生命，而追求永恒与伟大的宇宙，自然无法获得圆满的答案，他的结果也终必是陷入悲哀。此种悲哀不属某时某地而时与人类永远共存。此种观点而言，人生的本体其实就是一出悲剧。嗣宗于此，故生有xx。 （2）吉川幸次郎：因辽阔的视野而产生的孤独感，是阮籍《咏怀诗》里前无古人的。他的五言诗的心胸视野，也与以往的五言诗有广狭之别。阮籍诗里所抒写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悲欢之情，而已经扩大为整个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问题。类似的情感：杜甫《游乐园歌》：“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3）新加坡学者萧驰引（法）侯思孟先生语：以《远游》开始，游仙诗就是借由想象来表现对世事的逃避，阮籍《咏怀诗》也有游仙的题材。视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为作者的哲学自传（阮籍自我的流露，是他灵魂生命的传记，而不是生活履历的传记，这个传记有很深的哲学的深度），表现了诗人的存在危机以及解脱的种种寻求。如何逃避处于政治世界（有是非恩怨得失的整个人群世界）的衰老（出现很多弊病：猜忌、伤害、暗箭伤人、各式各样的尔虞我诈），就是所谓的人类存在危机的起因。《咏怀诗》四十七首：“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 （4）萧驰阐述灵魂危机：像嵇康在《补遗集》中一样，阮籍也在不停地反诘自问，可是他却寻求不到生命意义的安顿之所。到底产生的反诘自问根源的那个危机感，一种灵魂上面的“疾病”到底在哪里？马斯洛说，人类的精神困境究竟是怎样导致的？这些精神困境基本都是希望超越欲求。人类的精神困境当然会带来很大的痛苦，但唯有这些精神困境才使人超越作为生物的基本本能而已。圣埃克苏佩里《风沙星辰》：“唯有灵魂在黏土上吹一口气才能创造出人类。”（他们是关心灵魂的人） 人类精神困境里面包括无能享乐（你没有办法享受快乐）、无根性（你不知道你真正的心灵安顿地方在哪里）、价值病变（笑贫不笑娼、道德下滑等等）、无意义、存在厌烦（为什么要活着）、精神饥饿（精神有一个不能满足的空洞，你非常希望它能够充满，能够感到一种你的精神不是在一个虚无的、像荒漠一样的状态，或者是有欠缺的那种残缺感里面，所以你会很希望赶快追求提升、追求扩大、追求有更美更真更善的东西，让你的精神更圆满。大部分人没有这种追求，因此变成平凡一般人。有精神饥饿的人，这种饥饿迫使他追求更高更远更充实的某些东西，而这是可能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也不明白，也因此无动于衷的东西。而这些人他们就注定要活在跟人类精神困境搏斗、而努力超越的拔河状态，那他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漫长的、永远在追求“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价值在哪里？”“可不可以知道说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让他可以瞬间感觉到精神有一种饱满，而这个饱满带给他暂时性的心灵上的平和喜乐。而这个都是暂时的，很不幸，他们注定要永远不断在追求之中。），导致这些超越人类的精神困境，我们都可以在《咏怀诗》里看到。 8.《咏怀诗》第八十首表示对神仙的怀疑，神仙永生的追求也只不过是人类的自我梦呓： 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 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 存亡有长短，慷慨将焉知。 忽忽朝日隤，行行将何之。 不见季秋草，摧折在今时。 ①“佳人”不是指美人，也不是与感官审美有关的体相。侯思孟认为可能跟《咏怀诗》第十九首中的“佳人”有关，是一种理想形象，最高理想的具体化。阮籍是一个精神饥饿者，不断地执着，又不断地落空。 ②除了先秦哲学散文像老子、庄子之外，两汉的文人大多用赋的形式来表达这些严肃的主题（精神饥饿、无意义、无能享乐、价值病变等等），如汉代班固《幽通赋》《答宾戏》、冯衍《显志赋》、张衡《思玄赋》等等，这些赋除了个人抒情言志之外，也透显出对人生穷通变化的哲理性领悟和安生之道的抉择。 ③单仅就文学史本身来考察的话，单就体裁和内容题材的搭配上，阮籍的诗（《咏怀诗》）如同吉川幸次郎所说，将以往文人在赋（严肃的主题、推移的悲哀）中所抒写的内容移到五言诗抒写的内容，这就是很大的变革。所以，吉川先生说，阮籍的五言诗比起其他的五言诗有广狭之别。 9.吉川幸次郎：在价值之间的对比也显示了阮籍诗歌的主题之一，他对崇高的绝望的追求，以及对平庸的蔑视。他一方面只看到崇高、只追求崇高，但是他也知道那个崇高的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永远不能触及所追求的那个可能的崇高，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这个追求，以至于对这种崇高的追求就是绝望的追求。——为什么追求会是绝望的？绝望的那就不用追求罢？这不就是我们一般人吗？——但是不是的，终有这一类很少数的选民，他们灵魂里面的基因DNA迫使他们永远不能放弃，让自己落于平庸。因为平庸就等于自杀，精神死亡，所以只有不停地追求。所以他们一直活在分分秒秒非常真切非常彻骨的煎熬里面，这是我们一般平庸的人体会不到的。真正活着是很痛苦的。 10.阮籍《咏怀诗》的影响： 开启了中国诗歌中所谓“咏怀”的系列。不但内容是咏怀，而且诗歌的篇名也是以“咏怀”为名，抒情言志的作品，回归本心，处理精神本质的问题，对以后的诗人给予非常大的指引。“咏怀”组诗的特色是非一时一地所作，创作特点是因情触景、随性欲言，内容没有经过严密的编次。属于“咏怀”系列的有：【左思《咏史诗》八首、郭璞《游仙》十四首、颜延之《五君咏》、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张九龄《感遇诗》十二首、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11.阮籍《咏怀诗》第三十二首：  孔圣临床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解析： ①无根性的绝佳表达，天地苍茫，唯我渺小。继承楚辞《远游》“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也影响到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清·钱泳《履园丛话》：“然李之《古风》五十九首，俨然阮公《咏怀》”。  ②《远游》：“哀人生之长勤”。 王力《汉语诗律学》：唐代以前“勤”是一个负面词语，即“劳苦”之意。

“此路非孤行，众友共前程”。虽然现实生活中“它”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但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浮躁之心得寻一栖息之所，况且文学本就十分美好，为何不去接近了解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