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结束，至此，2024年所有法定节假日也正式告一段落。
小长假宛如劳苦生活中的休息站，让人们从工作释放出来，享受生活，与人交往，让身体、精神得以调解，满足社交需求。因此，传统社会非常依赖稳定、有序、充实的节日生活。

如果把节日看做是一种“非常”时间，与“日常”时间合理搭配、相互交替，创造出属于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感。

那么，假期的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呢？


“创造时间”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了解“岁时”的概念。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说过：“我们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间隔来创造时间的。”
而中国人创造的时间分隔的独特方式就被称为“岁时”。

▲中国科技馆里的水运仪象台局部。我们常说的“一刻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时间计量单位，体现的是中国时间精确的一面。摄影／王凯
岁时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时间表述，它起源于中国人尊崇自然时序、尊崇天道的时间观念。上古时代民众通过对物候、天文现象的观察，认识了四时的变化，不过这种认识被隐藏在了神秘的面具背后，与原始的宗教意识相连。
“岁”，除了作为木星的星名，古文字学家还对其做出过不同的释读。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中的“岁”字形像一把石斧，卜辞中将杀牲称“岁”。更主要的是，“岁”还是一种收获作物的工具，当时庄稼一年一熟，每年才收获一次，收获之后，人们要杀牲祭神，这种庆祝丰收的活动都在年末举行。于是“岁”由劳动工具变为收获、祭祀的代称，再变为岁度之星，成了历法意义的周而复始的时间界点。古时通常以冬至到冬至，或立春到立春的时间长度为一岁。

▲甲骨文「岁」

“时”是指自然季节，时字从“日”，与太阳有关。古人对太阳的视运动与季节的变换关系有所觉悟，诞生了四时。对先人而言，太阳又是一个神秘的天体，因此“时”也有着某种神秘意味。“时也，命也”，一般百姓难以明白“时”的奥秘，但仍懂得要抓住“时机”。
“岁”与“时”同属时间量度单位，连月为时，纪时为岁，两者结合，中国人年度周期的时间体系就完整了。从此，岁时便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时间名词，经常出现在各种经史典籍中。

岁时，除了代表一年的时间、季节，还代表与季节相关的人文时序活动——时令性节日。前者可称“天时”，后者可称“人时”。
在古人心目中，这背后是神秘的上天，人世的秩序由天来安排，因此如果要生活安乐，就必须“遵守天时”，“循时而动”。天时神圣而庄严。天道无形，却又无处不在，昊天无言，却有着无言的威力。四时更替，寒暑推移，万物随之生灭……岁时仿佛一个个神秘的节点，暗含生命机体生老病死的演化过程。此外，四时变化的交接点所出现的自然物候条件变化也非常神奇。
传统中国人岁时观念十分突出，岁时节日成为民俗心理的凝聚点，也是传统延续的表现日，它还能起到实在的生活指导意义。可以说，在当时的民间社会，民众对时间的把握依据就是节日这些时间点，时间成了非连续的节点。
如果把节日看做是一种“非常”时间，与“日常”时间合理搭配、相互交替，就创造出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感。比如，一年365天里，有多少是日常时间，有多少是非常时间，非常时间穿插在日常时间里，使得生活有了平常与非常的区别。

通过空间理解时间


既然中国人如此重视时间，为什么上古并没有一位像水神、火神那样的时间神？
时间如风，来去无踪，星移斗转，天道无穷。“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地虽然不言，但古代民众的确能感受到时间的神秘流动，四时的轮转，将无限的时间纳入了有限的循环，于是时间也就有了可触的质感。所以先民的时间观念是和宇宙造化紧密相连的。
智慧初蒙时，普通人很难把握时间概念，但他们却可以明确把握空间，可以说中国人最初是通过空间来理解时间的，比如春天联系东方方位，是因为东亚大陆的季风气候。每年春天，太平洋暖流来到，便刮起东风，让我们感觉到春天的时间到了，因而东方为春。与之相反，西方刮起西风时即为秋天。就这样，时间从方位里面被体现出来。

▲北京大觉寺的四季变化集于一处，可以看到春夏秋冬嬗变交替的自然秩序。摄影／陆岗
过去有“方神”，四方各有四方之神，四方神又与四季扣合。时间与空间是相继不离，密切结合的关系。上古虽然没有一位时间神，却有许多与时间相联系的方位神补位。
有人认为，《楚辞》中屈原的《九歌》即是表达这样的时空关系。《九歌》共十一篇，其中十篇分别献给中央天帝“太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四方之帝；西南、西北、东南、东北的四方辅神；地下之神。第十一首则献给上述所有神灵。其中有趣的内容是南方之神——湘君，《湘君》中说“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参差是乐器排箫，相传为舜造。舜帝南巡时死在南方。“仲夏之乐……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所以说箫这种乐器与夏天密切相关，而南方配的正是夏季。此外，西方之神——大司命，主掌人的死亡。西方为秋，正是主杀……

以此可见，《九歌》实际上是建立起了四面八方之神围绕天地二神的神灵系统，而每位神又都粘带着不同的时间属性。

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同时摆放着两件量器：一是度量时间的日晷，一是度量空间的嘉量。又比如，堪舆师手中人人都持有堪舆罗盘，上面有明确的方向方位，更有表示时间的天干地支和二十四节气。这也是时空观的体现。

时空一体化观念的影响，有一方面体现在建筑上。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明堂，负责颁布政令、接受朝觐、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人们根据考古遗址复原了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前后）建造的明堂辟雍，其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上层台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全体各部尺寸又有许多繁琐的数字象征意义，与古人的时空观念一一对应。

法象天地的建筑标杆是天坛祈年殿，“天圆地方”的形态本身就充满时空统一变化的信息，是人们对建筑意义的主观赋予。

中国建筑还懂得利用“时间”，比如中国式大屋顶的飞檐，多数保持着较为统一的方位和角度，根据研究，这一角度恰好能够使冬日较低的阳光方便入射，又能挡住夏季较高角度的阳光照进房间，这种对光照“时间”因素微妙的把握，令人赞叹。

“七夕”结婚是要分离的？


有了节日，时间生活的不同段落被分别赋予了不同价值，其中有些时间其价值便可能高于其他时间。
秦以前的岁时与季节紧密结合，很少有独立的年节。朝日、夕月、春雩、秋雩、春禘、秋尝等，都是对应天时变化的时令祭礼，如果用后代岁时节日的眼光看，先秦唯有社与腊合乎岁节标准。祭祀期间，人们以庆祝神灵的方式纵情狂欢。这应该是最早的节日。

▲从香木中腾起的烟柱显得十分缥缈，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烟”却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手段，例如“一炷香”。供图／QUANJING
此后，中国先是形成了以二十四节气为主干的四季时令系统。汉魏以后，又在此基础上，依据阴阳五行观念，建立起更系统的岁时节日。
若论近世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其中只有清明节属于四时时令系统，而其余三个则属于依据节气时令而形成的纯粹人文节日。阴阳五行的观念诞生的较晚，受其影响而出现的“中秋节”，诞生的也就晚了一些。
▲上图是广东江门市鹤山的龙舟健儿正在运船下水
月为“夜明之神”，与太阳同辉，上古皇家有祭月之祀，但民间并没有祭月的活动。这应该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种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王家才能与之沟通，它不属于平民，在汉魏以前，民间祭月完全不见著录，更不用说出现以拜月为中心的节日。

而隋唐以后，时代文化进步，人们对日月这些天体都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很多神圣色彩消褪。节日，由祭祀时求神逐渐向娱人转化，月亮对百姓再也不会遥不可及。加之唐人精神浪漫、气象恢弘、亲近自然，虽然创建“中秋节”还未提上日程，但中秋赏月玩月成为文人的一时时尚。

到了世俗化颇高的宋代，中秋一举成为重要的民俗节日，国家还规定中秋放假一日。宋代的中秋节是世俗欢愉的节日，北宋东京在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纵酒度节，十分热闹。

阴阳五行观念主导下的时令系统，教人们趋利避害。在这一系统的时间观念有明显的伦理意识。体现在时间点上，变得非常不平等，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品质，时间竟然有了“宜”与“忌”，“吉”与“凶”，“柔”与“刚”，“良时”与“恶日”等标签。

日子，被人为地划分成12种：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建日充盈着健旺之气，是吉祥的；而除日则适宜除旧布新；满日圆满；破日则破败不吉；危日可能会有危险……

古人又有数字崇拜的观念，奇特的是，人们认为诸如“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数字相叠的日子都不是好日子，甚至是恶日。
▲左页图为黎族青年在“三月三”节跳竹竿舞的热闹场面。春乃生发、孕育之时，故整个节日期间，青年男女汇集在一起，载歌载舞，表达爱意（供图／QUANJING）。
因为数字有阴阳，偶数为阴，奇数为阳，如果阳数重合，不能中和，则尤其不好。按照过去的讲究，“七夕”结婚是要分离的，重阳登高是为了躲避日常生活中的危险，是去避难。只是在后来的演进中，逐渐把这些观念消褪了，变成了节日。

而今的端午节仍能让我们深深感受这一文化。除了“五月五”数字重叠之恶，五月还是十二个月中唯一的“恶月”，“阴阳争，死生分”。五月毒虫滋生，常有瘟疫流行，人们从生理与心理上都强烈地感受到外在威胁，许多的禁忌由此而生。小心避忌，谨慎过关，是当时人的节日心态。

南朝时期成书的《荆楚岁时记》记录了荆楚地区的民众岁时生活，其中讲到五月多禁，比如忌曝床荐席，忌盖房等。后又发展为避瘟保健与追念先贤。

端午节有着许多具体的保健措施：悬艾避瘟，又要饮菖蒲雄黄酒以禳毒气。这一天还倡导水上竞技和山头采药等户外活动。民间认为午日午时太阳最烈，这时百草都是药，端午随之成为采药的良日。此习俗甚至影响到域外，越南端午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采药。端午节赛龙舟，则是一种逐水逐阴的行为，在五月五这个极阳之日，要逐阴而抑阳。

▲端午节时值仲夏，在古代很容易瘟疫肆虐，所以被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尽力采取各种措施趋避毒害，从而衍生出了民俗活动极为有仪式感的一大节日。供图／QUANJING
端午节所食的粽子，也是取自阴阳观念，粽叶属阳，阳在外；内包龟肉或者鸭肉、鸭蛋，这些属阴，居于内，如此得以阴阳相生。五花八门的现代粽子馅，已经离题十万八千里了。

中国重大的传统节日遍布在全年各月之内，且上下半年比较对称。

比如春节以后，阳气即将发生，万物进入生长的季节，自然界的生机也昭示着丰产女神的降临，春天的节日都是男欢女爱的节日：三月三（上巳节）鼓励人们踏青交往，促成婚姻。当然还有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也是提供这种交往良机。秋来，阳气下沉，阴气上升，为了迎合这样的自然规律，将秋季定为适宜砍树、处决犯人的时机。古代有规定，凡死刑犯人必须在冬至之前处理完毕，否则就要等到次年，冬至之后，阳气又将转入上升阶段。

一般说来，岁时伦理原则是顺应自然时令，人应天时。古人的节日有种不同于常的神力。


“特殊”的中国时间


当我们说到“时间”的时候，头脑中浮现的印象与认知通常是：时间对谁都一样，很是公平，且时间如长河逝水，直线一般地向前流动，一旦走过一个点便不可能再重新回到那个点，只能向前。但在一些研究文章中，却有一些不循此理的观点，并被冠之以“中国式时间观念”。
的确，“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这些都是现代人的时间观，也是全球化的时间观。在中国一些比较偏远的民族地区，我们往往会遭遇到持有不同的时间观念的个体或地方文化。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周星曾经提到这种“异文化”遭遇：在一些农村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其生活节奏要比城市里来得舒缓一些。与他们交往，有时会遇到访谈对象不能如约按时而至的情况，当你询问到某地方有多远时，他会回答，还得走“半天”或“一顿饭的时辰”。冬天农闲时，人们一边靠着墙头晒太阳，一边漫无边际地谈点什么“古经”……时间在他们身上的流逝，似乎变慢了。农民无星期休假制，无论春夏秋冬，皆依自己的习惯起早贪黑照顾农稼。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传统的中国式时间观念。
“中国式时间观念”实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东亚大陆上的中国人选择了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农耕，这种生产方式自然地与季节联系在一起，农作物的生长与季节、光照、温度、雨水密切联系。而中国人最初的时间观念，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萌发生成。

▲甲骨文「年」

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年”字呈现出果实丰收的形象，在钟鼎文中，“年”字是谷穗成熟的样子。由谷物成熟引申到成熟的周期，一次成熟到下一次的成熟，谓之“一年”。
这样的“时间”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一种循环性。
时间是一个不好把控的东西，最初总要通过某个具体的物象去表示，阴晴圆缺、风霜雨雪、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等。那些自然物候的重复与间隔出现，无不标示着时间的演化是一种往来重复的样貌。

上古时，人们非常擅长以物候的变化来把握时序。直到中古时期，也还保持着较古朴的时间感觉,南宋诗人陆游记道：“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

自然时序在中国所在的北半球东亚大陆极为明显，四时流转的感受很强烈，呈现出年度循环这样一个周期，这也加强了先人头脑中时间循环的概念。此后几千年延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时间生活，结果不仅在农事生产生活中，更在时间的标记上产生了影响。中国人用以标记时间的干支纪年法，即使用了循环的方式。
▲四川大足石刻中的《六道轮回图》，无常巨鬼口衔操纵众生的六趣轮盘，向世人展示着一种“六道生死，循环不已”的时间观。供图／QUANJING
干支纪年法运用天干和地支配合的不同名称来循环纪年。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序组合，不重复地搭配下去，天干的首字与地支的首字配为“甲子”，待排到“癸亥”时就有了60组不同名称。此后又从“甲子”开始，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干支纪年实际“流通”了两千多年，如今的“农历”仍用干支纪年，可谓常用不废。
先秦道家老子讲：“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也阐述了中国式时间观的特点——循环往复。
传统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人，虽然守望着时间循环的观念，却能够认识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道理，知道时间有着不可逆的流逝性。
这种亲近天地自然的时间生活，简单而又丰富。虽然中国式时间观念是循环往复的，中国人的岁时观却充满了更新意识，在当今的世界中并不落伍。

正如一副常用的春联所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文章来源：中华遗产2015年06期
 供图：QUANJING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