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深秋，长江泰兴段的江面波涛汹涌，寒风吹过，裹挟着一场足以载入革命史册的悲壮惨剧。一艘名为 “中安” 的老旧渡轮，载着1000余名新四军指战员与地方干部，在夜色中试图跨越长江北上，却因多重危机叠加，最终沉入滔滔江水。近900人落水，800余位英烈长眠江底，这便是 “中安轮沉船事件”——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背景下，新四军北撤过程中最惨痛的一次牺牲。这段历史，不仅是革命征程中的一段血泪记忆，更凝结着先烈们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北撤决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和平的曙光尚未完全普照，国内政治局势已暗流涌动。为避免内战再起，国共双方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重庆举行谈判，最终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中，中共方面为表达和平诚意，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将江南的新四军部队全部撤退至长江以北，涉及苏南、江浙、皖南等8块抗日根据地。
这一决策背后，是中共对和平的迫切渴望，也是对当时局势的审慎考量。1945年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从重庆电告延安：“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要求 “越快越好”，并特别强调 “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新四军军部接到命令后，立即对苏南部队北撤进行周密部署，将撤退分为三批次推进：
第一批由粟裕率领苏浙军区第一、三纵队，作为先锋迅速北撤，凭借灵活的战术与隐蔽的行动，顺利渡过长江；
第二批由叶飞、金明率领第四纵队主力、江南可转移的部队、地方干部及辎重，于10月11日从宜兴、溧阳、武进等地出发，向盂河、小河镇一线移动，16 日成功抵达苏北黄桥地区；
第三批为掩护部队与剩余人员，由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率领，共计1000余人，包括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江南被服厂职工干部（其中女工200-300 人）及地方干部大队，任务是完成最后一批北撤，为江南根据地的撤退画上句号。
然而，第三批撤退的难度远超前两批。一方面，经过前两次大规模转移，国军对长江江面的管控已明显加强，大码头被国军占领，性能较好的民用船只也被严格封锁，新四军只能依赖渔民的小渔船或老旧淘汰的船只；另一方面，1941年 “皖南事变” 的惨痛教训仍历历在目——当时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国军伏击，仅2000余人突围，这让第三批撤退人员对 “途中遇袭” 充满警惕，撤退必须在绝对隐蔽的夜色中进行。
按照最初的计划，第三批人员拟使用渔船偷渡。但渔民的小渔船吨位极小，每艘最多只能搭载10-20人，1000 余人需要70多艘渔船才能一次性运完。可当时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搜罗70多艘渔船需要大量时间，且集中如此多的船只极易被国军巡逻队发现；二是渔船抗风浪能力差，长江江面风大浪急，夜间航行风险极高。韦一平等指挥员反复权衡，此时有人提出：可临时征用中华轮船公司镇江分公司 “镇江——泰兴口岸” 线的 “中安” 号渡轮。
“中安” 轮是一艘民国初年建造的老式渡轮，已运营30余年，原本用于长江沿岸的客运与货运。相较于小渔船，它的优势极为明显——吨位大，最多可搭载 500-600 人，只需1-2次往返就能将1000余人全部运完，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降低了暴露风险。但当时的新四军指战员对 “中安” 轮的真实状况知之甚少：这艘船因长期缺乏保养，船体已严重老化，船底钢板腐朽穿孔，航行时会持续进水，必须依靠抽水机不停排水才能勉强维持；船主早已因维修成本过高放弃返修，将其定为 “报废状态”，等待拆卸。正是因为 “报废”，“中安” 轮才未被国军管控，成为新四军可征用的选择。
新四军方面仅了解到 “中安” 轮此前曾多次往返长江两岸，未发生过险情，便主观判断其 “可用”。却不知，这艘看似 “可靠” 的渡轮，早已是一艘 “行走的隐患”—— 而这一疏忽，为后续的惨剧埋下了致命伏笔。
惊魂夜航
1945年10月14日夜，韦一平率领第三批北撤人员抵达渡江始发地——武进县荫沙。夜色如墨，江风呼啸，所有人都紧绷着神经，不敢有丝毫懈怠。由于 “中安” 轮吨位较大，无法直接泊岸，指战员们只能乘坐小渔船，一船一船地短途驳运至 “中安” 轮上。从当晚11点多开始，驳运工作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12点，1000余名人员才全部登上 “中安” 轮。
登船后，一个致命的决策被提出：原本 “中安” 轮的额定载客量为500-600人，1000余人需分两次运输。但长江往返一次需数小时，加上驳运时间，分两次运输意味着要分两天进行 —— 而在国军严密监视的江面上，“中安” 轮这样的大型船只连续两晚出现在同一水域，暴露的风险极大。“干脆一次性运过去！” 有人拍板决定，认为 “虽然超载，但船只还能承受，不会有危险”。
这一 “拍脑袋” 的决定，让 “中安” 轮的负载瞬间超出极限。1000余名全副武装的官兵（携带枪支、弹药、行李）、200-300名被服厂女工及地方干部挤在船舱内，船体吃水深度远超平时，老旧的船底钢板被持续挤压，原本就存在的缝隙与穿孔进一步扩大。而此时，江面上的天气愈发恶劣——深秋的长江突发大风，江浪不断拍打船体，船只在风浪中微微摇晃，仿佛随时会被掀翻。
“中安” 轮拉响汽笛，缓缓驶离岸边，加速向长江北岸前进。连续多日的急行军让指战员们极度疲劳，登上轮船后，不少人靠在船舱角落便沉沉睡去，风声、马达声、鼾声交织在一起，暂时掩盖了潜在的危机。但船员们很快发现了异常：船底进水速度远比平时快，即使将所有抽水机全部开动，也赶不上进水的速度。船员立即将情况报告给韦一平，韦一平迅速调动部分官兵协助排水，水桶、水盆齐上阵，江水却仍不断从船底涌出。
“同志们，现在轮船已航行到长江中间了，船底有点漏水，不要紧，再坚持一下就可以越过江中心了！如果有谁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坚决按军纪处置！” 韦一平带着警卫员在船舱内来回走动，一边安抚众人情绪，一边强调纪律。他的镇定暂时稳住了人心，官兵们停止慌乱，继续奋力排水。但所有人都没意识到，灾难已在眼前——船底的腐朽钢板，在超载的重压与风浪的冲击下，即将彻底破裂。
当 “中安” 轮行驶至泰兴县天星桥西南约两公里的江面时，“轰隆” 一声闷响，船底钢板突然大面积断裂，江水如猛兽般汹涌涌入底舱。瞬间，船舱内的积水迅速上涨，抽水机、水桶在如此猛烈的进水面前完全失去作用。船员们放弃了排水，纷纷逃到甲板上；官兵们失去指挥，也只能停止行动，混乱开始蔓延 —— 船体失去重心，严重倾斜，左倾时人们纷纷向右奔跑，右倾时又向左拥挤，局面彻底失控。
船长连续拉响汽笛求救，尖锐的笛声在漆黑的江面上回荡，却难以穿透大风的阻隔。仅仅15分钟，“中安” 轮便从轻微倾斜转为大面积侧翻；又过了10多分钟，整艘轮船完全沉入江底，只留下一段滚烫的烟囱露出水面。近900名新四军指战员掉入滔滔江水，其余人员被倒扣在船舱内，困于水下——长江不是江南的小池塘，江面宽阔，水流湍急，10月的江水已寒彻刺骨，即便水性极佳者，也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
幸存者叶春荣后来回忆：“江浪啪啪地拍打着船体，大家都屏着气，谁也不讲一句话。有人说船舱底下漏水了，大家的情绪顿时慌乱起来。” 而另一位幸存者陈瑞洪则记得，自己下水后才发现 “江水寒气逼人，风大浪急，还有漩涡”，与家乡的小河完全不同 ——“江面上漂满了包裹什物和遇难者的尸体，人的呼救声、江浪的拍击声混成一片。约过了40-50分钟后，江面上就寂静了。”
短短半个多小时，一艘载满希望的渡轮变成了死亡之船，1000余人的队伍，瞬间陷入灭顶之灾。
生死救援
“中安” 轮沉没的瞬间，数百人的惨烈呼救声穿透夜色，越过宽阔的长江，传到了北岸泰兴县天星桥附近的渔民聚居地。当时，渔民丁广田正睡在江边的渔船上 —— 他此前已协助前两批新四军北撤，连续忙碌七八天，早已疲惫不堪。但听到呼救声的那一刻，他立刻清醒过来，顾不上休息，迅速叫醒附近渔船上的同伴，驾驶着七八艘小渔船，朝着呼救声的方向驶去。
夜色漆黑，风大浪急，渔船在江面上颠簸前行，只能依靠断断续续的呼救声判断方向。丁广田的渔船最先抵达出事现场，他借着微弱的天光，看到江面上漂浮着许多落水人员，有的抱着木板，有的抓住沉船的残骸，拼命挣扎。丁广田的渔船最多只能载21人，他一边呼喊 “不要慌，按顺序来”，一边伸手拉拽落水人员。短短几分钟，他就救起了20多人，但此时更多的落水者看到渔船，本能地蜂拥而上，拼命抓住船身 —— 渔船瞬间失衡，眼看就要翻覆，丁广田只能无奈地将船驶向岸边，放下救起的人后，立即再次返回。
然而，第二批赶到的渔船却遭遇了意外：一艘渔船刚靠近落水人群，就被几十人同时抓住船舷，渔船失去平衡，“哗啦” 一声翻覆，船上的渔民与落水者一同坠入江中。幸运的是，船老大水性极佳，抱着船桨跳水后侥幸生还；但其他落水者，大多再也没能浮出水面。这一事故让后续赶来的渔船不敢靠得太近，只能用长竹竿、绳子等工具，捞起那些零散漂浮的落水者。
丁广田没有退缩，他第二次返回时，发现渔船载人后船舷已接近江面，再也无法直接拉人。于是，他将绳子抛入江中，让落水者抓住绳子，自己则在船上奋力划桨，拖着他们向岸边移动。就这样，他又救起了几十人；第三次返回时，江面上连沉船的烟囱都已看不见，只剩下零星的漂浮物，他又救起了几名尚有气息的官兵。
最终，丁广田与其他渔民共救起100余人——这是 “中安” 轮沉船事件中，仅有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中，有的只穿一条裤衩，冻得浑身发抖；有的因呛水过多，上岸后不停呕吐。当地村民见状，立即点燃稻草堆，让幸存者围着火堆取暖，又端来热姜茶，帮他们驱散寒气。
幸存者的救援告一段落后，另一个沉重的任务摆在面前——打捞沉没的 “中安” 轮内的烈士遗体与遗物。当时没有专业的打捞设备，没有潜水服，甚至没有任何保障措施，谁能潜入冰冷湍急的江底，完成这一任务？新四军主力部队与泰兴地方政府经过紧急商议，最终选定了泰兴地方部队的两名战士——叶恒富与王山。他们两人不仅识水性，更有着丰富的长江航行经验，且对当地江段的水流情况极为熟悉。
1945年10月的长江，已是深秋，江水温度极低，江底暗涌湍急，能见度几乎为零。打捞开始前，江岸边的战友与乡亲们点燃了篝火，为叶恒富、王山准备了驱寒的热酒。两人饮尽热酒，怀着对烈士的敬意与对革命的忠诚，纵身跃入浑浊的江中。
潜入江底后，叶恒富与王山首先摸到了 “中安” 轮的舱门——但由于轮船严重超载，舱门被一具具紧挨着的烈士遗体堵塞，他们只能用尽全力将遗体逐一拉出，送到江面上，由同伴接手后，再再次潜入江底。江底漆黑一片，他们只能靠双手摸索，冰冷的江水刺骨，手指很快就失去知觉；长时间的潜水让他们体力消耗极大，每次浮出水面，都要靠篝火取暖、喝热酒恢复体力，才能再次下水。
叶恒富的儿子叶小双后来回忆父亲的经历时说：“父亲他们每天早上踏着星光开始潜水，晚上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他们的脸被冻得发青，嘴唇冻得发紫，手上全是划伤，但从来没说过一句放弃的话。” 在17天的时间里，叶恒富与王山日复一日地潜入江底，不仅打捞起800多具烈士遗体，还找回了大量遗留在船内的枪支、弹药、文件与物品——有的烈士腰间还挎着用纱线捆扎的江淮纸币，有的随身带着家人的照片，这些遗物，成为了烈士们留在世间最后的印记。
烈士遗体被打捞上岸后，当地老百姓用独轮车将他们运到天星桥龙王庙旁的空地上，有规则地排放，并逐一登记编号。参与安葬的村民回忆：“牺牲的烈士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有年轻的女同志，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很大，肚子里灌满了水，我们只能用手把他们的眼睛抹平闭上，现场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哭声。” 最终，800余名烈士被安葬在龙王庙旁，这里后来被确定为 “新四军苏浙军区北撤渡江死难烈士忠骨原葬遗址”，距沉船江面约2公里。
渔民的奋不顾身，战士的无畏打捞，村民的默默协助——在这场惨烈的灾难中，军民同心，用微弱的力量，为这段悲壮的历史留下了一丝温暖与敬意。
英烈群像
在 “中安” 轮沉船事件中牺牲的 800 余名烈士中，职务最高的是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这位从红军时期就投身革命的老战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
韦一平出生于广西宜山，早年参加红军，在第三次反 “围剿” 战斗中，左脚被 bullets击穿致残，从此留下了残疾。但他从未因此退缩，抗战期间，他先后在苏南、浙西等地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为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北撤前，他主动请缨负责最后一批人员的撤退，承担起最危险的任务。
轮船沉没时，韦一平的警卫员找到一块木板，劝他赶紧跳水逃生。但韦一平却拒绝了，他对警卫员说：“我年纪大了，脚又有残疾，游不了水，你还年轻，快拿着木板走！” 警卫员不肯离开，坚持要和他一起走，韦一平假意答应，让警卫员先抱着木板下水。就在警卫员抱住木板的瞬间，韦一平从背后用力将他推入江中——江水瞬间将警卫员冲出去几十米远，等警卫员回头时，只看到 “中安” 轮正在快速下沉，韦一平的身影已被江水吞没。
后来，警卫员在回忆中哭着说：“政委知道木板只能救一个人，他是故意把我推下去的…… 我在江里漂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下去，替政委看看胜利的那一天。” 韦一平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警卫员的生命，也用行动践行了他对革命的忠诚。
除了韦一平，牺牲的烈士中还有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苏浙公学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杰，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为江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殚精竭虑，保障了部队的物资供应；溧阳县县长徐公鲁，在溧阳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深受百姓爱戴；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彭安、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斌、宣教科长王一、宣教科副科长司徒阳…… 他们有的是军事干部，有的是政工干部，有的是地方官员，却都在这场灾难中，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长江之上。
还有江南被服厂的200-300名女工，她们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为了支持抗日，放弃了家乡的生活，来到被服厂为部队缝制衣服、被褥。她们没有扛过枪，没有上过战场，却在北撤的最后一程，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一位幸存者回忆：“当时船舱里有很多女同志，她们有的不会水，只能互相抱着哭，我想拉她们一把，却被浪头冲开了……”
更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北撤行动紧急，第三批人员原本计划到江北后再登记编入部队，因此800余名烈士中，仅有240多人留下了姓名，其余500余人，至今仍是 “无名烈士”。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有哪些亲人？他们曾有过怎样的理想？这些问题，永远没有了答案。
叶恒富在打捞时，曾看到一名年轻烈士的口袋里装着一封未寄出的家信，信纸上写着：“娘，等打完仗，我就回家看您，带您过好日子……” 这封未寄出的家信，成为了无数烈士的缩影 —— 他们也曾是父母的孩子、爱人的伴侣、孩子的父母，却为了民族解放，将个人的情感与生命，永远献给了革命事业。
10月16日，逃生的警卫员找到了时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哭着汇报了 “中安” 轮沉没的消息。叶飞得知老战友韦一平和800余名同志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忍不住嚎啕大哭。随后，他立即电告延安：“中安” 轮出事故倾覆，韦一平等八百多同志遇难！
10月17日，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接见了幸存的指战员，他看着这些衣衫褴褛、面带悲伤的战士，沉痛地说：“将来我们要为牺牲的同志建立纪念碑，让我们的革命后代永远缅怀他们。” 这句话，成为了对800余名烈士的承诺，也为后来的纪念传承埋下了伏笔。
精神永续
时光荏苒，“中安” 轮沉船事件逐渐沉淀为历史，但先烈们的精神从未远去，跨越80年的时光，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历史，用各种方式缅怀先烈，传承精神。
“中安”轮沉船烈士安葬原址滨江镇新星村
1985年，为纪念 “中安” 轮遇难烈士，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在泰兴市泰兴镇陵园路1号建造 “中安” 轮遇难烈士纪念馆和纪念碑。1986年7月，原安葬在天星桥江边的烈士忠骨被迁至泰兴公园，泰兴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忠骨安葬仪式；同年10月，在800英烈遇难42周年之际，“中安” 轮遇难烈士纪念碑、纪念馆正式建成。
纪念碑由原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亲笔题词，正面镌刻着 “烈士英灵，永镇江海” 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背面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为800余名英烈撰写的碑文，详细记载了 “中安” 轮沉船事件的经过与烈士们的贡献。纪念碑的基座设计成下沉的船形，暗喻烈士们因沉船遇难；从侧面看去，碑身犹如跃起的江水浪花，寓意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如长江之水，万古长流。
纪念馆位于纪念碑后方，馆内陈列着新四军部队序列表、遇难烈士的生平照片、相关历史图片资料及打捞出土的遗物——包括烈士们使用过的枪支、水壶、钢笔、家信等。每一件展品，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先烈们年轻而坚毅的面容。馆内的数据墙上，清晰地写着 “遇难烈士800余人，有名可查者240余人”，这组数字，时刻提醒着人们：还有许多烈士，尚未被铭记。
2009年12月，溧阳市人民政府在西山烈士陵园建造了 “中安” 轮遇难烈士纪念碑，碑的背面刻着 “中安” 轮沉船事件的背景的情况，以及溧阳籍54位遇难烈士的英名。溧阳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54位溧阳籍烈士的名字，成为了家乡人民与先烈之间的情感纽带——每年清明，都有大批群众来到纪念碑前，献花、鞠躬，缅怀这些为家乡、为国家牺牲的英雄。
叶恒富——这位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打捞烈士遗体的老战士，后来的人生也与 “中安” 轮事件紧密相连。1946年，他响应地方武装 “分散保存力量” 的号召，前往上海以木匠为生，同时协助地下党员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他在上海市城建局下属的材料站工作，直到1994年病逝。尽管定居上海，但叶恒富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经历，他常常给儿子叶大双、叶小双讲述打捞烈士遗体的往事，叮嘱他们 “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同志”。
叶恒富
如今，叶小双兄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到泰兴，带着家人来到 “中安” 轮遇难烈士纪念馆，站在纪念碑前，告慰先烈：“我带着外甥来祭奠诸位革命先烈，你们安息吧，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这种传承，不仅是家庭内部的记忆传递，更是整个社会对革命精神的延续。
每年的10月15日，“中安” 轮沉船事件的纪念日，泰兴市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党员干部、学生、群众代表来到纪念馆，重温历史，缅怀先烈。许多学校还将 “中安” 轮事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组织学生参观纪念馆，聆听烈士的故事，让年轻一代了解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烈士英灵，永镇江海”——叶飞将军的题词，不仅刻在纪念碑上，更刻在每一个铭记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心中。中安轮沉船事件，是革命历史中的一段血泪记忆，但它所承载的，是先烈们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的精神，是军民同心、共克时艰的情谊，是共产党人 “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
来源：智慧泰兴 溧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