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说长春】长春厅

长春厅

     长春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早在4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7000年前已有最早的原始群落，这里曾先后是古扶余国和渤海国的属地，扶余府所辖。辽金时代是长春地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辽属东京道之黄龙府，曾在农安境内设“黄龙府”，辽代古塔至今犹存。金属上京路之隆州府。元属开元路。明初属奴尔干都司，明中叶属兀良哈部。明末至清中期为蒙古族王公领地，是清政府封赐给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旗长）辅国公的游牧之地，史称“蒙地”，而且是“世袭罔替”的。

“借地养民”建治长春厅

      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东北因是它的龙兴之地，是满族的故乡，给予特殊保护。雍正时期，为全面禁止官内老百姓垦荒，限制蒙古、内蒙古和东北汉人之间与满族人的互相往来、互相越界，以维持东北生产和生活秩序，就在东北修一条柳条边，插柳为边，以界蒙古。清廷在东北先后修筑了柳条边的老边和新边，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长春之地划在柳条边外的封禁区内，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之御封领地。其封地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前郭县、长春市、农安县、德惠县、长岭县、乾安县的全部，还有九台、怀德等县的一部分。拥有如此辽阔的土地，由于蒙旗财力紧张，人口增长缓慢，大约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辅国公恭格喇布坦开始招民垦荒收租，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垦种规模增大。清朝的封禁政策并未能奏效，乾隆、嘉庆时期，虽屡颁禁令，历行封禁，并规定凡出入山海关须持“印票”（通行证）验证放行。但关内大批破产农民，甘冒生命危险，历尽艰辛，冲破封禁，仍然不断偷越柳条边下关东，进入东北各地垦荒，在东北地区形成大量无户籍的“流民”，伊通河两岸的长春之地首当其冲。尽管招募汉人开垦土地，在当时是违反清朝政府禁令的，但蒙古王爷为了让这大片的游牧地能生金吐银，他和违禁的“流民”一道，冲破了历史的藩篱，掘开了这道柳条边。不断聚集到这里的“流民”，开始在柳条边外定居。至今长春还保留着烙有这种历史痕迹的地名——靠边吴、靠边王。

      蒙古王公的招民垦种虽然不是公开的，但是由于垦民日多，终于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公开化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的歉收，又有大批的河北灾民蜂拥而入。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时，进入此地的“流民”已达到2330户、7000人，已垦荒地26万多亩。柳条边的历史使命到此也就结束了。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清朝政府表现出了一种政治智慧，一种称得上高明的变通，承认了现实，对历史大趋势做出让步。为此，负责监督和控制哲理木盟的吉林将军，不得不向乾隆皇帝报告郭尔罗斯前旗流民的垦种情况。在事实面前，嘉庆皇帝也认识到这么多已经定居了的流民难以驱逐，形成多年的租佃关系对于蒙古贵族的生计亦有裨益，而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要设官弹压。于是朝廷想出了“借地设治”或者叫“借地养民”的主意。嘉庆五年五月十七日（1800年7月8日），清政府应吉林将军秀林的请求，清王朝第一次打破先例，采取了“借地设治”的办法。吏部将建长春厅的决定通知郭尔罗斯前旗和吉林将军。礼部铸发“吉林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在《清实录》中的记载，而正式的印章为满汉合璧的“吉林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印文。光绪八年（1882年），改为“长春厅抚民通判之关防”（印模为9.2×6厘米）。

      厅是清政府对地方行政级别的称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隶厅，隶属于省，与府同制；另一类是散厅，隶属于府，与县同制。长春厅是散厅，与县同制，设在多民族杂居的地域，或设在距省城较远的偏僻地方。当时吉林境内尚未设府，长春厅隶属于吉林将军。长春建治时设厅而不设县，有两个因素，其一，设治的区域，是汉族、回族、蒙古族和满洲八旗杂居的地方；其二，“借地设治”是一时权宜之计，非正常的设置，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所以设厅而不设县，但厅与县是同一级别的行政单位，厅的主官执掌不如县的主官完整。

     长春厅是清代开国以来在蒙地上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因为是在蒙地上“借地设治”，所以这个地方政权称之为“厅”，印信为“关防”，长官为“通判”，以示与当时正规的地方政权——“县”、“州”、“府”、“道”相区别，也含有暂时或过渡性质的意思。

     长春厅是吉林将军境内第2个建治单位（第1个是吉林厅），是清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第14个行政单位。长春厅只管理民人事物，“弹压地方，管理词讼，办命盗案件”，地租由蒙旗自行收取，长春厅署协助。境内的蒙古族及事务归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管理，满洲八旗事务与长春厅无涉，归吉林将军署管理。这就是“借地设治”或“借地养民”的含义。

      长春厅的设立，是长春历史上第一个行政机构。始设于伊通河畔长春堡的村子上，民间将其称为新立城。从城市的起源来说，长春的城市身份是从设长春厅时才获得的（2000年1月17日中共长春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纪念长春建城200周年活动总体方案》，确定1800年7月8日为长春建城纪念日）。

      长春厅设理事通判和巡检各一名。主官先后称理事通判、抚民通判。首任理事通判六雅图，蒙古人，隶属吉林将军；巡检叫潘玉振，汉族人。从1800年起至1889年，罢厅改府的89年间，厅的正印官历经39人次（咸丰二年至同治三年的12年间不详），正任官除3任外皆由旗人出任。

      长春厅衙署规模，按照现在的计算方法，当年的通判衙门和巡检衙门面积加起来也只有大约1万平方米。清嘉庆年间编纂的《吉林志书》载：“通判衙署建设大门一间，两边听差房各一间，门前照壁一座，仪门一间，两边二门各一间，东西科房六间，大堂三间，穿堂三间，二堂三间，住房三间，档子房三间。衙署外围筑打土墙，周围五十丈，高七尺。”；“巡检衙署建设大门一间，二门一间，门前照壁一座，科房一间，大堂三间，住房三间。衙署外围筑打土墙，周围二十五丈，高七尺。”监狱砖墙，共长二十三丈二尺。监狱卒正房二间，罪犯东西横房六间，狱神庙一间，狱门前堆子房一间。

      长春厅初设时管辖范围：东至沐石河（今九台市境内）190里与松花江接界；西至巴彦古鲁克山（今屯富丰山）40里与科尔沁达尔罕王（今怀德境内）接界；南至伊通边门（今新立城水库15里）；北至吉家窝堡（今农安县巴吉垒乡附近）172里与郭尔罗斯前旗接界。长春厅区域东西长230里，南北宽180里（以上皆是华里）。在这个区域内设4个乡，43个甲。乡、甲、牌掌事者分别称乡约、甲长、牌头。4个乡的区划基本是以河流为界的，在伊通河至西到新开河之间设恒裕（合隆）乡，有15个甲；在伊通河东岸、雾开河西岸设抚安（宝）乡，有11个甲；在雾开河之东、饮马河西岸设沐德（双庙子）乡，有8个甲；在饮马河之东设怀惠（大房身）乡，有9个甲。

      初建长春厅时，清廷严令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今后不准“多招一户，多开一垄”。可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服从皇帝的谕旨，事实上，不但早落居的人扩大了开垦面积，而且新流民一批一批来落居开垦。设长春厅后的11年间，人口增加到11781户、61755人，增加5倍多。郭尔罗斯前旗蒙地续放龙湾（即农安）荒后，厅境扩展到最大，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到道光四年（1824年）不得不开放西夹荒，增设一个乡（农安乡），有3个甲。到光绪九年（1883年）人口增加到23975户、92125人，较嘉庆五年（1800年）增加9倍多。清政府所说的不得多开一亩、多增一人变成了一纸空文，另一方面也说明长春厅地域在扩大，长春厅在发展。于是，长春厅衙署的位置更明显偏南了，而且该处地势低洼。为更有效地统辖全境，于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将治所北移到厅境内最大的集镇——宽城子（今南关区西四道街）。从此，长春、宽城子两个地名并用，商人又称之为宽庄。移治后的新立城作为一个集镇，继续存在下去，但衙署房屋却被逐渐损坏殆尽。长春厅治在新立城共计25年。

长春老城门

宽城子火车站（长春最早的火车站，现已拆除）

      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治所从新立城向北迁到“宽城子”。其因有二：一是新立屯位于五乡之南端，距五乡的人口、田亩偏远、交通不变；二是新立屯自然环境差，地处低洼、伊通河水常发生泛滥，殃及土地和屯落，该地虽称宽城子（又名宽街），但并无城，至今尚未发现古城遗址或古文化遗存。

      乾隆年间，宽城子经过流民开垦，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集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四通八达。主要居民是农民，村落里有农田、宅地、手工作坊、店铺，互相交错， 但没有形成城市那样的街坊，厅衙署迁驻后它才逐渐发生了变化，形成了长春厅的政治、经济中心。

      长春厅衙署迁驻后，厅名不变，衙署修建在宽城子中心地带（今南关区四道街一带），为三进四合院落，修建了比较简陋的办公用房。到民国年间，衙署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洗礼，当年的建筑已经变得破败不堪了。衙署开厅视事后，长春便有了“宽城子”别名。至于这个小村落为什么称呼“宽城子”，目前考古界和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

      同治初年，东北地区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高潮，其中吉林梨树马振隆义军（绰号马傻子）最活跃，聚集100多人在当地起义。为了防止义军攻城，地方官员长春厅理事通判博霖于同治四年（1865年）主持修筑长春城池，便动员长春城内商户集资，很快在城内四周筑起了一道全长约10公里的木板夹泥的简易城墙，有的墙段将商铺、农家的院墙连接起来。墙高一丈二尺。木板城初设6个城门，各城门都是用砖瓦建筑的。分别是：东为崇德门、南为全安门、西为聚宝门、北为永兴门、西南为永安门、西北为乾佑门。城墙外面，利用伊通河水和天然渠沟，挖成了一丈多深的护城壕。壕内充水，名护城河。西南水壕利用河沟（黄瓜沟、兴隆沟），东面水壕利用伊通河。城池为一颇不规则的城垣，略成九角形。城垣南北2公里，东西3.5公里，大致为南起今大马路南端长春大桥，向西南经全安街到民康路，沿民康路向西北至西三道街双桥子一带，再向北穿过四道街、平治街向东北，至大经路同长春大街交接处，再沿长春大街向东，穿过大马路、永长路至东门里路，然后南折，顺东门里路东侧的伊通河西岸台地向西南至大马路南端。城内建有12条街路。

      “宽城子”是吉林将军所管辖的境内修建的第二座城池（第一座是1676年修建的吉林木板城），构成了城市的雏形。经1865年9月3日战役后，长春的地方官认识到了城墙的重要性。

      1865年以后，经过不断的建设，长春的城墙、城门开始完备起来，逐渐把应急的木板城墙改建成更加坚固的夯土墙和砖墙。先后又增加4个便门2个内门。从此，长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郭”。

      随着城墙的形成，6个城门也逐一显现出来。除东南西北4个门以外，还有西北门和西南门。并在南门和北门上修筑炮眼，日夜派人守哨。1866年2月13日，“马傻子”再次攻城时，新修起的城墙“将敌拒之于城外！”。

      长春木板城防御工程，在1865年9月3日、1866年2月13日两次击退马振隆攻城战斗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是简易的、粗糙的、不规则的防御工程，为纪念守城的功绩，长春厅署将最大的南门改称全安门，城门高28.2米，宽6.6米，上有望楼，檐下题有“众山远照”。城东门也改名为崇德门，老人们口口相传的狐仙寺，也是在那一时期修建的。传说，这是因为守城官兵在农民义军攻城时得到了“神秘人物的帮助和指点获胜”，以此纪念，并香火不断。

      到20世纪初，长春城先后修筑大小城门12座，城区的面积约7平方公里，城市的规模也逐渐形成。旧城区的建成，对长春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宽城子旧城周围，迅速兴起了卡伦、万宝山等几十个集镇。随着长春铁路的建成和商埠地的开发，长春城内的人口也迅速增加，到1907年，已达四五万人左右，长春进入了城市的初创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城门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了，有的甚至还是一种阻碍。城门和城墙开始纳入被拆除的行列。1912年，首先被拆除的就是北城墙，即今天的民康路至东长春大街段。直到1952年，旧长春终于连着城门一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据《长春县志》记载：“同治四年，马贼窜扰，由商民捐建，筑板为墙”。是说同治四年（1865年），吉林梨树马振隆（绰号马傻子）为首的数千名马匪围攻长春，地方官府为之震动。号召商铺民户，招募民间资金，修筑木板城墙，挖掘护城壕，修筑城墙高一丈二尺，东起伊通河沿岸，西至民康路，南起解放大路，北至长春大街，全城周长10余公里。

      长春城的12座城门：

      东门（崇德门），通称“大东门”，原址在今东门路与东门里路相交处西侧。虽名叫东门，实际位置在城的东北角，因当年处于通往东大桥及城北各村要道，故置东门于此。1923年，由木制补修为砖瓦结构，城门高8.25米，宽6.6米，筑有望楼、女儿墙、炮眼。城墙根有排水涵洞通往护城河，城门上有门额，门额上刻有“崇德门”三个大字。是长春最后拆除的一个老城门，于1952年5月整修东门里路时拆去。如今，长春城东门一带建成起了高架桥、商贸、医疗机构等遍布周围。旧址附近桃源路一带（在解放前属于烟花柳巷集区）的棚户区拆迁改造工程正在大规模展开。

长春老城的崇德门

      南门（全安门），原址在南大街（今大马路）南端，今长春大桥（旧名全安桥）以西，解放大路7号门前。南门朝向东南，面对长春大桥，是通往双阳的必经之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后，城门高8.25米，宽6.6米，墙上建有望楼，望楼两侧建有雉堞31堵，每堵砌有炮眼。望楼檐下题写“众山远照”四个大字。1930年，整修城内南北大街铺设沥青时，阻碍交通拆除。

 长春老城的全安门

      西门（聚宝门），原址在今西三道街与民康路交会处西侧。在原“华俄道胜银行”旧址（今蓓蕾宫）偏西，面对西河沟上的西双桥。当时是通往孟家屯车站（今长春南站）、怀德、梨树、通江口（辽河码头）等地的必经之路。形式同东门，东面直通三道街。1923年补修为砖瓦结构，城门高8.25米，宽6.6米，筑有望楼、雉堞19堵。1926年拆除。

长春老城的聚宝门

      北门（永兴门），原址在今大马路与长春大街路口南，大马路96号门前西。北门内旧称北大街（今统称大马路）。南面直通大街，建筑形式同南门，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望楼悬额题写“关左通衢”四个大字。1912年，因修建北门外商埠大马路与城内南北大街相连接的马路时被拆除。当时长春府与商会还有过展宽重建之议，终因无实际意义而作罢。这是拆除的第一座城门，城墙废毁亦自此开始。北门是通往农安、德惠，尤其是连接商埠地与“南满”、“中东”两车站的必经之路。

长春老城的永兴门

      西南门（永安门），原址在今大经路174号门前，大经路、全安街口，永安桥西北。门外有两座西河沟和兴隆沟上的桥：西桥通向西桥外的朱家大屯（今吉顺街东，通化路、至善路东段一带）。南桥即永安桥，是通往南岭大营的必经之路。城门高6.6米，宽3.3米。1926年夏，吉林督军张作相来长检阅南岭大营驻军，嫌西南门窄小，下令拆去。

      西北门（乾佑门），原址在今民康路与平治街相交处南侧。1925年，重修为砖瓦结构，城门高8.25米，宽6.6米，筑有望楼、女儿墙，女儿墙重修时拆去。长春沦陷时期修筑平治街时拆去。

      以上6门为原有城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长春旧城重新修筑了城墙，将木板城墙改为砖瓦结构，除保留了原有的6个城门外，又增设了6个小门，即马号门、小东北门、小东门、小西门、东双门和西双门。

      马号门，原址在今大经路、平治街路口偏西，大经路59-1号处。是面向城北的一座便门，因为修筑在厅署的马号（厅衙马队驻地）北门，所以得名，为方便出入所开。民国初年即渐颓毁，于1914年5月拆去。

      小东北门，原址在今原生街2号附近，在东双门胡同北侧。曾经在旧址建有第二保安警察队驻防房舍，望楼上曾经供奉胡仙神位，据相传，当年马傻子围攻长春，见城墙上胡仙守护，大惊退却，故建祠供奉。沦陷前拆去。

      小东门，原址在今兴道街一胡同5号兴盛小学附近，是通往二道街的东门，建筑年月不详，年久失修自然颓毁，南侧只剩下城门土墙两丈，北侧砖墙三丈，墙上残存女儿墙3堵，城墙根有通往护城河的涵洞，随着城市的扩建自然消失。沦陷前已拆去。

      小西门，原址在西二道街西头，西河沟东，今西二道街47号门前。沦陷前已拆去。

       以上4门为筑城后拆墙所开的便门。

      东双门，原址在东门内，今东门里路45-2号。原为木结构的牌坊式的木门，修筑年月不详，1921年因门柱断裂拆去。

       西双门（金安门），原址在西门内，形制与东双门相同，沦陷后拆去。

       以上两门均为内门，即东、西两门内的第二道门。修建于民国初年，并无防御意义。

      马傻子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义和团运动。早在吉林地区就不断爆发农民武装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支队伍就算马傻子领导的旗队，也是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队伍，人称马傻子起义。

      马傻子，原名叫马国良，起义后改名叫马振隆（马振龙），被清政府斥为“马贼”。其先祖在清乾隆年间，从山东掖县逃荒到吉林梨树县团山子村。马国良出生在梨树，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母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成年后，因为性格耿直，待人忠厚，好打抱不平，因其善骑射又精武术，有“傻大胆”之称，故人们称为“马傻子”。

      同治三年（1864年）夏，买卖街（今梨树县梨树镇）农民出身的马振隆（绰号马傻子）领导农民起义，队伍先联合李维藩部在小泉眼打败当地团练，处死两个土豪恶霸，又联合许占一部打败榆树台（今梨树境内）千总马瑞图官军。同治四年（1865年）夏，马振隆率部到梨树赫尔苏河西岸，与长春厅正堂薄公列阵相对，双方炮击，薄公兵力不支，马率部进占赫尔苏街。1865年8月，王起等29人在四平街结义反清。开始仅有二三百人，后来起义队伍乘势迅速发展，竟发展到万余人。在梨树县小城子打起义旗，按捻军模式组成黄旗队，以骑兵为主。为适应斗争需要 ，起义军及时调整组织，设黄、红、蓝、白、黑5旗，每旗也设“老总”统领。这支浩大的起义队伍，采用流动游击与长途奔袭相结合战术，使清军疲于奔命，围剿不得。起义军声名远播。1865年先后占领梨树、伊通、开源、铁岭，围攻长春和盛京（今沈阳），屡败清军。清政府派文祥率神机营前往镇压，起义军先分兵进攻朝阳、赤峰、昌图、法库等地，集兵于吉林境内。

      1865年8月，“马傻子”在攻打长春前夕，走漏了消息。当时的长春没有城墙，守城的官兵也只有27人。为解燃眉之急，清政府雇了许多猎人充当炮手。9月3日，义军冒雨攻城，但由于道路泥泞，伊通河的桥梁狭窄，义军涉水前进，城内守军趁机率先放炮鸣枪，义军被动撤退，转攻农安城。“马傻子”第一次进攻长春受挫。“为了防止农民义军再度围攻长春，长春厅署立即组织商民募资修筑城墙。”由于修建比较仓促，所谓的城墙其实是用木板做模、中间添土，实际上是土墙。由于材料不足，还征用了商铺和宅院的院墙以及一些农家用的“杖子”。这样在农民军第二次进攻长春之前，修起了一座高1.2丈，周长10余公里的城墙。同时还修建了东、南、西、北、西南、西北6个城门，并利用伊通河河流与自然壕沟，掘出一丈多深的护城河。同年11月4日义军又攻买卖街，官军布阵坚守，马部猛攻，双方相持三昼夜，终被马部攻下，起义军进城后，杀贪济贫，声名远扬，更借机扩大了队伍。

      1866年2月13日，马振隆再次攻城时，长春的守军利用新修的城门和洋炮击退了马振隆。同年4月间，马振隆重整余部继续战斗在开原、铁岭一带，清军用由美英训练的洋枪队一再疯狂讨剿。同治五年（1866年）5月16日，与清军作战，在清军洋枪射击下，伤亡甚多，马振隆战败，被文祥杀害。起义坚持了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