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初的隶书大家，不能错过的首先是郑簠。在清代书法史上，郑簠（1622–1693）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字汝器，号谷口，是明末清初金陵人士。他终身一介布衣，未取任何功名，却以直追汉碑理念，和卓绝的隶书艺术，开启了隶书的复兴篇章，引领了一代风气，被后世尊为“清初隶书第一人”。
郑簠隶书王建《上李吉甫相公》诗轴
一、身兼双艺：名医与金石专家的合一
郑簠的一生，完美融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用现在的话说，是“跨界牛人”。
他出身医学世家，以精湛的医术承袭家学，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职业医者。其友人李渔在诗文中曾描述他“以岐黄术噪名于世，疾者盈门，车无停轨”，可见其医道之盛，业务之繁。
同时，郑簠更是一位醉心于金石学的专家和书法家。文献记载，郑簠穷尽家资北上山东、河北，遍寻汉碑，风餐露宿，’碑亭冻雨取枕眠’；又有其学生张在辛记载他“购求天下汉碑，不遗余力，见其家藏古碑，积有四橱，摹拟殆遍”。大家想想，穷尽家资，古碑“积有四厨”又“摹拟殆遍”，这得有多大的勇气和坚持？正是这些庞大收藏和勤奋临摹让郑簠在隶书事业上拥有了深厚的学养和底气，使他最终以布衣书法家的身份名重一时，赢得社会的普遍尊崇。
二、艺术革新：直接汉碑 注重法度
郑簠所处的时代，隶书创作渐失汉法古意。郑簠自己早年学明人宋珏二十年，后发现’去古渐远’，遂’深悔从前’，转向直接学习汉碑，认为学习隶书必须宗法汉碑，因为汉碑法度该备。这位已年过半百的医者，不辞劳苦、不畏艰辛，执着追寻第一手汉碑资料，教导张在辛等学生，纵论各地汉碑法度，认为初学需从法度严谨的汉碑入手 。
更为难得的是，在深入研习《史晨碑》与《曹全碑》，尤其更多得力于《曹全碑》的基础上，郑簠的隶书融入了行草书的笔意。其用笔灵动飘逸，结体活脱洒丽，在当时被称之为’草隶’。他不仅在笔法中融入轻重变化，还巧妙运用枯笔，使作品古意盎然又别具洞天。
郑簠这种 ‘直接汉碑，注重法度’ 的理念与实践，在当时可谓开风气之先，为隶书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正是通过对原始碑刻的直接观察与揣摩，他得以超越刻板拓本，直溯汉隶源头，实现了自己“取法乎上”的学术追寻，并开创出个人鲜明的书风：
笔法的灵动：以草入隶。他成功将草书的笔意与节奏融入隶书，打破了隶书固有的庄重板滞，使点画之间充满了生动的韵律感。
墨趣的古拙：飞白渴笔。他擅长运用干墨，形成自然的“飞白”效果，在纸上营造出犹如碑刻历经风化后的斑驳质感，极富金石古韵。
章法的生机：动静相谐。其作品在结字与布局上讲求变化与呼应，字里行间气息贯通，整体观之，既具法度又生意盎然。
他曾言：“作字用笔……必有脊骨，必有筋力，必有首尾，方有神气。” 这正是其艺术追求的最佳注脚——超越形似，直取神髓。
郑簠《隶书轴隶书古乐府一章》上海刘海栗美术馆藏
三、历史地位与影响
郑簠的隶书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方朔以“沉著而兼飞舞”誉之，精准地道出了其用笔既厚重又飘逸的特质。
他与学者朱彝尊并称“南郑北朱”，共执清初隶书之牛耳。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他有力地推动了清代“碑学”思想的萌芽，为后来如金农、郑板桥等一批艺术家开辟了道路，堪称清代书法格局嬗变的关键先声。
文献中也有对郑簠隶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隶书在古朴厚重方面有所欠缺，以及清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引发的关于隶书正统与审美标准的争议。这些批评声音为我们全面理解郑簠的艺术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维度。
郑簠《隶书苏轼跋句轴》纸本隶书 天津博物馆藏
四、现代书者如何学郑簠
郑簠的艺术道路，为现代书法爱好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
取法之高，在于溯源。学习郑簠，不应止步于模仿其成熟风格的表象，更应学习他“直溯汉碑”的取法路径。在精研《曹全碑》《史晨碑》《礼器碑》等经典汉碑的基础上，再体会郑簠如何对其进行个性化演绎，方能理解其创新的来源。
“读万卷书”亦需“行万里路”。尽管现代人已能便捷地获取高清碑帖，但郑簠“不辞劳苦访碑”的精神依然可贵。若有条件，亲身前往博物馆、石刻遗址，感受原石的气韵与尺度，这种“在场”的体验是任何印刷品都无法替代的。
融会贯通，方得“神气”。郑簠的“以草入隶”启示我们，各书体并非孤立存在。在深耕一体的同时，旁涉其他书体，感悟笔法的互通与相斥，是提升作品生命力和“神气”的关键。
郑簠《隶书韩愈春雪间早梅诗轴》纸本隶书 117.5×47cm 1689年作 湖南省博物馆藏
郑簠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件件精妙的墨宝，更是一种“借古开今”的治艺方法。对于今天的书法爱好者而言，郑簠的典范意义，依然鲜活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