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刘王庙是一座古庙，古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楚。明代大学者、新市地方志专家陈霆也示意无奈，无法据考。而民间传说纷扬，给这座庙增设了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息。
据笔者研究发现，新市刘王庙是一座反映中国地方历史文化复杂性的民间信仰沿革变化的建筑，庙宇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表达，掺杂了官方政治与民间文化多种层面的观念与审美。新市刘王庙就是演绎着一方百姓复杂信仰的心路历程，它与新市西庙完全不同，一座看似冠冕堂皇的爱国将士庙宇，实质便是一种务实祈福的信仰寄望。
研究发现，这一带同地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道观，嘉泰《吴兴志》上有详细记载，北宋崇宁年间建有“东岳行宫”，殿貌恢宏，虽经数次圯塌复建，又经历代修缮整葺，该宫宇一直到上世纪中叶才被人为拆除。笔者小学就在岳庙所在之地的学校就读，亲眼所见道观大殿檐角高翘的气势。刘王庙正是紧挨在它的西侧，据新市历代方志记载，最初“刘王堂”是以东岳行宫的西面廊檐相近接，大门向东，意思是，此堂的祀神为“东岳右司”，故民间有“灵王堂”之说。
二、刘王庙祭祀刘錡，纯属民间治蝗传说以及内心对丰收的期待。
从新市方志中，对原有刘王庙的祀神描述有四：
1、东岳右司：东岳庙中的“右司殿”或“右司官”，是管理冥界事务的部门之一，负责记录生死、审判灵魂等事宜。
2、李王，即丞相李纲(公元1083一1140年)。两宋之际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以组织东京保卫战、反对割地求和著称，曾短暂担任南宋首任宰相(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3、李显忠（公元1109年－1178年），字君锡，绥德军青涧（今陕西清涧）人，是南宋初年的著名将领。他出身将门，17岁便投军抗金，一生经历多次曲折，包括投降金国、西夏，但最终回到南宋，成为抗金的重要力量。
4、一说是刘锜（1098年—1162年），字信叔，又称刘猛将军，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出生于甘肃天水（或作德顺军）。他早年随父征战，后因战功升迁，成为宋高宗信任的禁军统帅之一。他最著名的战绩是顺昌大捷，在此役中以少胜多，大破金军，成为南宋抗金战争中的关键人物。
另一说是刘承忠，原名刘淳溪，广东吴川人，是宋代举人刘毅庵的第八代孙。他出身贫寒，父母早逝，为避瘟疫离乡从军，后改名刘承忠，在元朝官至指挥使。元末江淮地区（今安徽、苏南、浙北）爆发严重旱灾与蝗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迷信为“天罚”，官吏也束手无策。在此危难之际，刘承忠挺身而出，领导军民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灭蝗行动。刘承忠因成功治理江淮大蝗灾，被百姓尊为“刘猛将军”或“普佑上天王”。
从最后民间认可度来说，四神之中，刘锜认可度最高，他不仅是民族英雄，更是百姓心中的农业丰收保护神，他曾担任过治蝗工作，治蝗成绩出色，为百姓赢得丰收。因此，刘王庙祭祀刘錡，纯粹是百姓借助李錡治蝗传说，寓寄了对农业生产的丰收期待。
根据地方志资料，最早的灵王堂形式，是以朝拜“东岳右司”为主的场所。乾隆《仙潭文献》载述：
明弘治间火焚，庙烬而神像不稍损。众异之，复新焉。隆庆元年，顾灿、王仙，增建前轩。万历四年，羽士王守玄、徐懋同、张升、徐爽、王继，建明楼一座。崇祯十三年，胡方伯尔慥捐金，创前殿，南向。清顺治某年，陈愿、钱镳倡募，建后殿南向，不果。神为东岳右使，仍向东。
上述文字表明，刘王堂最早记事于明弘治期间，至《仙潭文献》著书康熙年间，依然称刘王堂，而灵王堂已无记载可考，名字流传于民间，可见灵王堂之名出现较早，民间沿袭至今仍未改变。
从灵王堂到刘王堂，疑似在明代开始改变，民间将“灵王”改“刘王”必是处于明朝当年蝗灾饥荒年代，顺应百姓消灾避祸的祈福之需而创建的拜神模式。据资料查明，明代时期全国总发生大小蝗灾数百次，较大型有九十多次，如：洪武7年、永乐22年，宣德10年、正统六年、景泰七年、弘治八年、嘉靖三年、万历十九年、天启元年等等，其中以正统年间（1436—1449）出现蝗灾的情况最多，共计21次。蝗灾重区，农业颗粒无收，而且蝗灾发生时，往往会伴随旱灾发生，农村饿殍遍野，百姓难度天日。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将灵王堂改成纪念灭蝗将军的刘王堂，是形势所趋，客观所需。人们可以借此祈福消灾，为百姓带来精神上与灾难斗争的勇气。
从以上《仙潭文献》所载资料发现，新市百姓每次对刘王庙修葺的年代，如弘治、隆庆、万历、崇祯、顺治等年号期间，都是蝗灾重发期，可见其刘王堂创建初衷与治蝗避灾的紧密关系。
四、刘王庙应该是在乾隆年间的前后才开始改堂为庙的
根据新市方志资料，刘王庙之名出现并未很早，清代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纂的《新市镇续志》首次称“刘王庙”，这以前，包括清代康熙辛未年（公元1691年）的《仙潭文献》也未提及“刘王庙”一名。以此可以推定“刘王庙”之名，应该是在乾隆年间的前后被正式确定镌立。
目前该庙的东门，有“刘王庙”三字镌于门头，根据门的纹饰与图案看，极有可能是清中期的修造风格。至于为何将“刘王堂”一名改成“刘王庙”之名，其中原因，目前存留的史料中，未有答案。